雷觉坤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决不可仅仅托付于经济价值观。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是对的：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兴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等等。可是，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因此而令学者们害怕。它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在沉思的时刻，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承认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欢迎文化向好的方向变化，叹息它向坏的一面变化。但是欢迎也好，叹息也好，都表明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去左右人及事物。做技术工作的人则宁愿实干，改变利率和汇率，放开贸易限制，修改政治体制，实施管理。此外，对文化提批评是会得罪人的，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外界的人提批评意见，不论多么策略和间接，也都会带有教训别人的味道。善心的改良派学会了绕道而行。

　　可是，如果说文化起这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经济学家，还有另一些人，提出过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一簪如说华人——在海外办企业那么出色，在自己国内却长期效率低下？如果说文化起作用，为什么它没有使中国变化？（我们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有了鼓励而不是压抑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消失，中国现在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推动儒学文化的这条“龙”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

　　对于上面提到的一-如今大概已经过时的——这一反常现象，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也是一位主张政治经济学疗法的大师）所作出的回答是根本否认文化与经济发展有联系。他说，文化并不能让他预测经济结果。我不同意。如果考虑到文化，本应能够预见到日本和德国的战后经济成就。韩国与土耳其相比，印度尼西亚与尼日利亚相比，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经济分析喜欢维持一种假象，似乎一条好的理由就足够了，可是复杂过程的决定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彼此相联系。单条理由是说不通的。同样的价值观可能在国内因政策不好而受阻，却在别处得到机会而施展，上面谈到的华人即是一例。所以，移居国外的人往往办企业特别成功。古希腊人把外来人称作metics，说他们在鄙视金钱和手艺的社会里是急功近利的酵母（因而出现了一个希腊语词根的贬义词banausic^实利主义的）。于是，外来人经商赚了钱。

　　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在泰国，所有正经的年轻男子从前都要用几年时间出家当和尚，修身养性。这有益于精神和灵魂，也适应于当时经济活动和办事的慢吞吞的节奏。现今不一样了，泰国生活节奏加快，商贸兴旺，企业要人。年轻人修身养性缩短成几个星期，刚够学会一些念经礼仪，就返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人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相对价值变了。这一变化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除非来一场革命。而泰国人自觉自愿调整了他们的轻重缓急。（这里要顺便指出，是泰国的华人少数民族带了头。）

　　泰国的这个故事表明，文化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反应。反过来也有可能——文化可能会阻滞经济发展。以俄国为例，那里的人们受了75年的反市场、反利润的教育，只有权贵能享受特权，于是人们形成了反企业的态度。甚至在那一政权垮台以后，人们还是担心市场变幻无常，怀念以往受雇于国家时那种保险的单调曰子。或者说，他们是怀念贫穷中的平等，这一心态是世界各地的农民文化所共有的。俄国人有个笑话说，农民伊凡妒忌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头山羊。一位仙女降临，向伊凡说可以帮他满足一个愿望。伊凡的愿望是什么呢？原来是赶快让鲍里斯的山羊死掉。

　　幸好，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这样想。马克思主义的清规戒律取消以后，企业活动蜂拥而起。高明的人搞知情人交易，有的人搞犯罪，有许多人是俄罗斯人之外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酵母有了，这往往就足够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经营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老的习惯依然存在，腐败和犯罪活动猖獗，文化战在激烈进行之中——选举受这些问题左右，这种局面的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对于不发达状态的原因，用依附论来代替文化上的解释，是挺方便的。拉丁美洲的学者和同情拉美的旁观者一直把拉丁美洲发展上的失败——尤其是与北美相比更显出了这一失败——归咎于强国、富国的种种不端行径。处于依附地位而易受伤害，意味着处于一种劣势，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受制于别人。这些别人自然是利用他们的优势从依附经济国家榨取产品，做法跟先前的殖民统治者差不多。帝国的抽水泵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抽水泵。

　　然而，要同化独立的主权国家，光搞掠夺是不行的，还需要贷款和投资。阿根廷即是一例，它自己没有存下什么钱，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资本。（依附论的首要设计师劳尔•普雷维什就是一位阿根廷经济学家。）有些经济学家争论说，外国资本有损于经济增长；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说它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如国内投资有效。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使用这些钱。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人打算因为效率问题而拒绝外国人的钱。政客们想要这些钱，让那些依附论理论家干着急。

　　阿根廷有些人很有钱，然而“由于始终不明白的缘故……这些人一向依赖外资，因而听命于贷款国，严重损害本国治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英国人在阿根廷修建铁路——1871年还不到1000公里，20来年后超过了12000公里——但那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可是，建起这样一个铁路网怎么没有促进国内市场繁荣呢？说是没有促进，那么，过错何在？本国的企业精神哪里去了呢？多数阿根廷人并不自问这类问题。责怪别人总是容易的。结果是出现了仇外的反帝国主义和自灭志气的委屈情绪。

　　在19世纪，一位杰出的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曾经为自己同胞的企业精神不足而担忧。他在1850年写了以下一段线年之后也深有同感：要尊重每一种信仰。西班牙属下的美洲却是独尊天主教而排斥任何别的宗教，像是一座孤单冷寂的女修遒院……在南美洲排斥不同的信仰，也就是排斥英吉利人、德意志人、瑞士人和北美人，即南美洲最需要的人。让他们来而不许他们带自已的信仰，也就是不许带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自己的原动力。

　　有的人把阿根廷的低储蓄率归因于人口的髙增长率和高移民率——我还要补充一点：爱摆阔气的不良消费习惯。不管怎样，外资的流人量既取决于国外资金来源，也取决于阿根廷所能提供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需要钱，不得不清理他们在国外的资产。他们尽管仍是阿根廷的最大债权人，但不再像此前几十年那样发挥促进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作用。美国多少填补了一点空白，但又是美国的政治和商业周期起决定性影响。结果，阿根廷在外国投资额和贷款额两方面都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陷于困境。这些情况激化了阿根廷与债权人的冲突，反过来又导致反应性的孤立主义，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只会加重资金短缺和依附性。阿根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谴责这些确实存在的和想当然的问题和恶劣行径，只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人们合乎逻辑地把依附论者称作“茧派经济学家”，他们确实帮助了阿根廷和别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免遭大萧条的最糟影响。这正是“茧”的作用。但这也使它们被割断了与竞争、刺激和增长机会的联系。

　　依附论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且传播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那些新解放的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意识而引起共鸣。冷嘲热讽的人也许可以把依附论说成是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出口产品。然而它对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和士气起消极作用。它养成光埋怨别人而无自责的不健康习性，加剧经济上的无能。即使它是有理的，也最好是把它收起来。

　　今天看来，拉丁美洲正是这样做的。西半球所有的国家，包括古巴在内，现今都欢迎外国投资。在这一转变中，阿根廷是一个带头人。依附论所建议的国家主权主义巳瓦解于一片私有化浪潮之中。墨西哥曾经是一些最坚定的依附论者的据点，现在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民共识，其象征是参加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上与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相连，认为这最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羔羊跳进了狮子的嘴中，看来已从这样的遭遇中得益。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卡多佐作为社会学家，曾就这一课题写作和主编了二十多本书，其中有一些成为造就一代学者的标准读本。最有名的一本也许就是《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在该书的英文版本中，结束语是一句冗长的、并不那样带鼓动性的格言：实际的战斗……是展开于技术官僚治国论与大众工业社会形成过程的理想之间，这一理想能提供具有特定民族性的得人心的内容，能成功地将人们对于较发达的经济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需求转化为这样一种状态：它能表达真正民众力量的活力，能寻求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

　　年，卡多佐出任巴西财政部长。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翻滚于高达7000%的年通货膨胀率之中。当时，政府对通货膨胀这一货币麻醉剂已经习以为常，老百姓也纷纷采取别出心裁的对策（例如出租汽车的计费器可以按照物价指数自作调整，也许还可以因人而异所以，连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宁愿对这种动荡局面加以轻描淡写，居然说通货膨胀的肯定性就是稳定性的一种形式。对于能采取预防措施的巴西人来说，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可是通货膨胀有害于巴西的国际信用，而巴西是需要借债的。它还需要跟别的国家做生意，尤其是要跟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资本主义富国打交道。因此，卡多佐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以至于观察家们称赞他是一位务实派。反殖民主义激情消失了；也不再敌视巴西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其中包含的依附意味。卡多佐说，巴西没有别的选择。假如巴西不愿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那就“无法竞争……这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善有善报。两年之后，卡多佐当选为巴西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使巴西多年来头一次有了自己坚挺的货币。

　　伯纳德•刘易斯说过：“当人们认识到出了错误时，他们可能提出两种问题。一种是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另一种是问‘这是什么人搞的？’后者使他们琢磨是谁在搞阴谋，导致偏执狂。前者则会引出另一种思索：‘我们怎样来纠正？”’在

　　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选择了阴谋论和偏执狂。在19世纪后半期，日本却是自问“我们怎样来纠正?”日本在

　　1867—1868年间发生了一场革命。封建的幕府统治被推翻——实际上是崩溃——政权回到了居住在京都的天皇手中。这样就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65年的统治。但是日本人不将这一巨变称作革命，而宁愿称它为维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回归到国家正常状态。此外，革命是中国的事。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朝代，而日本始终只有一个皇族。国家统一的象征是现成的；民族自豪心的理想明确。这省却了不少动荡。革命就像内战一样，会打乱国家的秩序和安定。明治维新期间也出现过不满和不同政见，往往还表现为暴力。旧体制的最后几年和新体制的最初几年沾染过暗杀、农民暴动和反动势力叛乱的血迹。尽管如此，日本的过渡仍比法国和俄国的政治变革顺利得多。其原因有二：新政权在道义上站得很稳；反对维新的人虽然感到失落和权益受侵犯，也还是有所顾忌，怕给外敌人侵提供由头和机会。外国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国内分裂就会招致他们的干涉。不妨参看一下帝国主义在别的地方的行径；印度正是因为国内互相争斗和彼此玩弄阴谋诡计，才真正将欧洲势力招引了进去；同样，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就陷入了屈辱境地。

　　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纳外人的，一些西方人留驻日本，引来了不少麻烦。日本有一些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衅，袭击他们，想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谁是主人呢？面对西方列强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辞，敷衍了事，这样，不论在外国人面前还是在日本爱国者的心目中，都丢了脸。

　　0日本人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日本最南端和最西部两个藩①的藩主，他们曾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反对幕府。他们胜利了；他们也失败了。这就是这场维新运动的又一自相矛盾之处。这些藩主以为他们是在复古，结果却是被拖进了明天，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因为这是通向打败蛮夷的唯一道路。你们西方人有枪炮，好吧，有一天我们也会有的。日本人以他们特有的毅力和体制着手现代化。他们作好了准备

　　^治理有效的传统，百姓的高识字率，紧密的家庭结构，职业道德和自律精神，民族同一感和固有的民族优越感。这是核心之所在：日本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能够认识到别人的优越性。他们一方面沿用德川幕府时期的做法聘用西方专家和技术人员，同时又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出国，让他们带回在欧美时的所见所闻。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使他们得以对比各家的长短优劣，择其精粹。例如，他们最初学习的军事榜样是法国军队，但是法国在

　　1870—1871年战争中被普鲁士打败以后，日本人就相信从德国军队那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在法规的制订和实施方面，他们学习的对象也是由法国转到德国。日本没有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1871年10月，日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其中包括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到美国和欧洲，参观工厂和炼铁厂，造船厂和兵工厂，铁路和运河。差不多两年以后，他们于1873年9月回国，满载着学到的知识和要求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日本这些领导人的亲身经历把一切都改变了。在英国的时候，大久保坐在火车上陷于痛苦的沉思，他说在离开日本之前，他本以为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到了：天皇收回了帝国权力，封建割据已由中央政府所代替。现在他才明白还有艰巨的任务在前头。日本跟“世界上更先进的强国”无法相比。尤其是英国给他上了自强的一课。它曾经与日本一样是个小岛国，但是它系统地实施了自强的政策。在英国商船队逐渐壮大而称霸全球方面，航海法起了关键的作用。英国曾坚持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转而主张自由贸易。（分析得不坏。亚当•斯密若地下有知，也不会不同意的。）

　　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贸的自主权。但是德国的榜样更有意义。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可是瞧它走得有多远！大久保遇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勤劳、节俭、“朴实”，就像曰本的平民。他还发现德国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回日本后，就把德国的经验当做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日本政府从一些日常的任务着手：建立邮政，实行新历法和新时制，普及义务教育（先是男生，随后也包括女生），实施义务兵役制。普及教育就普及了知识，这正是教育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它也灌输了纪律、服从、守时和忠君观念。要超越幕府时代养成的各地自奉其主的狭隘地方观念，而形成全体国民统一的民族特征，上述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陆海军的建设则完成了这一使命。在统一的着装和纪律熏陶之下，普遍兵役制消除了阶级和地方的区别。它增强了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使男子暴烈阳刚之气大众化，而结束了武士对武器的垄断心

　　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着手“殖产兴业怎样用机器制造产品，怎样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造出更多的产品，怎样运输货物，怎样与外国厂商竞争。不容易啊。欧洲工业国家巳经发展了上百年。日本要急起直追。

　　首先，日本着力于已经熟悉的产业——尤其是丝、棉纺织业，还有不会被外国模仿的食品加工业，例如日本清酒、日本豆面酱和酱油。从

　　1877年到1900年——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代——工业产值的增长额中，食品业占40%，纺织业占35%。总之，日本人努力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重工业。工厂大多是小规模的，例如棉纺厂只有2000纱锭，而西欧的厂一般在10000锭以上。他们使用木制水车，比欧洲技术落后好几代。日本煤矿的井巷崎岖蜿蜒，使用人工铲斗，相比之下，英国早年那些恶名远扬的老矿井竟然像是海滨宽敞大道。人们常说后来者有优势，可采用最新技术，而日本后来者一开始的做法却显得反常。对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通常的解释是资金匮乏：私人财力单薄，又没有投资银行。其实，日本当时有些商人巳经积累了巨额财富，政府也愿意建设工厂并提供补贴。它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者要追上先行者，这一长途跋涉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人才——这些人才要富有想象力和首创精神，要懂得规模经济，要不仅知道生产方法和机器，而且还通晓生产的组织以及我们现今所说的软件知识。有了这些，资本就会跟上来，成长壮大。

　　日本人还决心由消费品生产再往前进。要建立自己的现代经济，就不能不做好费力的工作：制造机械设备，造船和造机车，修建铁路、港口和船坞。政府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资助出国考察人员，聘请外国专家，建设厂房设施，补贴商业企业。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爱国志士的才干和决心。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不惜改行而放弃原有的前程。还有日本工人的素质，尤其是那些工匠们早就在手工作坊中经受了紧密协作和严格监督的磨练，练出了一身技能和敬业精神。

　　日本尽管搞工业经验不多，却轻快地进人了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日本成功和迅速的工业化，一般评价都很高，使这一评价有所降低的因素，只是人们不喜欢日本伴随着工业化而迸发出来的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那种无情的追求使得人们对于发展进程有了认识和紧迫感。日本是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它至今仍为后进国家起榜样作用。别的国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但不见他们回返；日本的学成人员却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引进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当教师，日本人却大体上是自己教自己。别的国家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就尽量使用，日本人却是用心仿造，加以改进，造出自己更好的机器。有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喜欢日本人（又有多少拉丁美洲人喜欢来自英语国家的“外国佬”

　　?），但是他们还是羡慕和赞佩日本人的成就。日本人成功，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负责的精神。一个工人若好逸恶劳、吊儿郎当，就不仅会损害自己，而且还伤害全家人的声誉。还有国家——不要忘了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人很少会有国家意识，因此多数日本工人和农民在维新后初期还想不到国家。这成了新帝国的首要任务：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它贯彻到工作中去。学校用很大的一部分时间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仪的国家里，学校成了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

　　1930年的一本教科书中写道：“体现爱国主义的最便捷途径，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律己，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还要节俭，反对浪费。这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日本版本。在政府倡导现代化和民众集体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才成为可能。要认真理解日本的成就，就必须看到这种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

　　1864—1920)最初是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了一位精通多门社会科学的奇才。1904—1905年，他发表了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议最多的论著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主题是：新教教义——更具体说是加尔文教派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即他从自己的祖国德国所了解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盛。他说，新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减轻或废除罗马天主教那些阻碍或抑制自由经济活动的条规（例如禁止高利贷），也不是由于它鼓励人们追求财富（更不是它发明这种追求），而是在于它确定和支持了日常行为的伦理而促进了经济上的成功。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派教义做到这一点，最初是因为它确认了得救预定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为而得救；能否得救是从每个人出世之初就预定了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样一种信念很容易鼓励宿命论的态度。既然行为和信仰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不纵欲寻欢呢？又何苦还要为善？这是因为按照加尔文派教义，善是上帝可能选择的迹象。人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出他们心灵的品质和命运的性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的思想和行为。死硬的预定得救论的信念只持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教条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终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

　　: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所有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商业和资本积累

　　9但韦伯强调，好的加尔文派教徒不以财富为目的。（但他也许不难相信，诚实致富是上帝恩宠的一个标志。）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就早有希望致富的人。韦伯的见解是，新教教义造就了新型实业家，他们致力于按一定方式生活和工作。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财富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副产品而已。很久以后，新教伦理才蜕化为一套物质成就的格言以及关于财富价值的自鸣得意、虚情假意的说教。韦伯的论点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驳。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由韦伯论点衍生出来的论点，即认为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韦伯的论点站不住脚，不可接受：它时兴过一时，但已成为过去。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从经验的层面上看，不能同意，因为记录表明，新教生意人和制造商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方面都起过领先者的作用。从理论层面上看，也不能同意。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造就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品德在以前不是没有过，但恐怕并不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

　　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反映出并证实着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读《圣经》的副产品。好的新教徒应能自己读《圣经》。

　　(相形之下，天主教徒当时以教理答问的方式传教，但不一定要自己读经，教会明显地不鼓励人们自己去读。）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髙，一代又一代有文化。母亲有文化是重要的。其二是时间观念强。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社会学家所谓的“不引人注目的证据钟表的制造和购置。即使是在法国和巴伐利亚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部分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而在英国和荷兰，钟表的使用及其向农村的普及在当时也比天主教国家先行了一大步。没有什么能比时间观念更加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还意味着价值观和品位的传播。

　　这并不是说，韦伯所谈的资本家“理想类型”只能存在于加尔文教派以及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各种宗教信仰和不信教的人都可以成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商人。在各行各业，人们都可能展现出这些品质并从中获益。在我看来，韦伯的论点在于，在

　　16—18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原先曾是少有的、冒风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历史告诉我们，最成功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本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是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并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正如非洲人一句谚语所说，“接人东西的手总是在给人东西的手的下方。”这不行。还得靠自己工作，节俭，诚实，耐心，顽强。贫困潦倒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要求做不到，而自暴自弃。但是，归根结底，真正有效的办法只能是自强。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和学校里听父母和老师讲过的那一番道理。现今人们不爱听这些话，认为这是陈词滥调。可是，明智之言怎么会过时呢？诚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蜜饯时代。我们希望件件东西都是甜的。我们之中，太多的人是工作为了生活，生活则要幸福。这倒是没错，只是不会催人提高效率。你想要高效率吗？那就应该是生活为了工作，而幸福则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不容易。生活为了工作的人是少数，但却是幸运的精华。凡是自己下决心、积极肯干的人，都可以加人到这精华的行列之中。在这世界上，能办成事的人是乐观者，这不是因为他们一贯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积极肯干。甚至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仍坚持实干，从而纠正错误，不断改进，直至成功。明达事理，视野开阔的乐观主义者会有成就；悲观主义只能说自己不犯错误而提供空洞无物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