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灵雪花•在向世界银行提供收入分配统计数字的国家当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提供这类数据），有一些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是在非洲。在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最富的

　　尽管非洲人蒙受着这种种苦难，我还是要引用一位非洲政府部长的一句名言：“在我们当政的时候，国家是在地狱的边缘；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我引述这番话，原因之一是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现状归咎于殖民列强。我们实际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了。然而今天非洲却更加依赖于富国；别人一只手给你一点东西，另一只手又拿走东西，对于这种花招，非洲无可奈何，在这一点上比任何其他大陆都不如。世界银行通常是经费和忠告的一大来源，如今也一筹莫展。只是一个结构调整计划（其效果如何尚有待证明），此外是一片沉寂。

　　显然有必要问问非洲的文化怎样了。非洲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这一文化是否适合人们个人和国家在21世纪之初所面临的需要？如果不适合，该怎样调整文化的方向，从而做到在国际大协奏中，我们不再走调？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一个人要评论自己，暴露自己的灵魂，从来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暴露非洲的灵魂就更不容易。因为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有许多，各不相同。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危险。一是把自己理想化和美化，以便显得更有分量一些。二是不说任何一句话，来揭开各种文化的人都给自己罩上的神秘光环。三是什么人有资格来代表我们大家说话呢？非洲有句谚语说得好：从井底看天的人只能瞧见天的一小片。

　　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可是它们不能阻止我们照照镜子。尽管认识自己是困难的，我们是不是敢于正视自己呢？

　　我们早已习惯于把非洲看做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鉴于非洲像巴尔干半岛一样四分五人们看到有的书的标题是《45个非洲》①或《50个非洲》②时，谁也不会感到惊奇。正如基一泽博在后一本书的引言中所说，“非洲是触摸得到的。那里也是有利可图的。”

　　只要描写一下非洲的多样性，就足以让奥林匹竞滑冰冠军也头晕目眩。有人不同意，往往强调非洲不过是分为一个白非洲和一个黑非洲，前者在撒哈拉以北，后者在撒哈拉以南。可是南非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又如何呢？它们都有白人，虽居少数，却很有权势。在人种之分的屏幕后面，人们会迅速发现一个重大得多的多样性源泉：语言。有通行阿拉伯语的非洲，通行英语的非洲，通行法语的非洲，通行葡萄牙语的非洲，通行西班牙语的非洲，更不用说还有非洲原有的、与欧洲殖民者无关的好几十种语言。

　　我们不妨再跨越现今的国界，看看当年殖民者肢解非洲，把约鲁巴人、豪萨人、皮乌尔人、马林克人等一大批民族分割到了几个不同的国家，又会作何感想呢？如果我们按照表皮肤色和语言来看非洲的多样性，就会说这里有几千个非洲！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学家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说非洲有多少个部落，就有多少种文化？文化种类的数目是不是和殖民者划分的国家数目相符？从总的方面谈整体上的非洲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存在着多样性——大量的亚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从根本上看，仍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体制，它们将撒哈拉以南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还将撒哈拉以北的各国人民也联系在一起。这有些类似于英国的情形：尽管那里存在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亚文化，但没有人会怀疑还存在着一个英国文化。

　　非洲文化的这一共同基础的存在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人类学家们也怀疑从外面传入的宗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否真的影响了非洲自古以来的一些信念，或者是否让非洲人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有所改变。非洲的现代政权往往带有传统宗教礼仪的特点；占卜和巫术至今流行于宫廷。在非洲各地，宗教与社会之间的联结依然强劲。正如象牙海岸已故的首任总统乌弗埃一博瓦伊所说（他是一位天主教徒，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从非洲大主教到最平凡的天主教徒，从大巫医到最平凡的穆斯林，从本堂牧师到最平凡的新教徒，我们人人都有一段信奉泛灵论的过去。”

　　非洲文化是不容易领悟的。它不接受包装，也不让人将它加以系统化。下面的分类论述并不是完全令人瀹意的，但有助于我们对非洲文化的现实有所理解口

　　按照D•博林格和G•霍弗斯特德的看法，等级距离——社会的垂直度——在热带和地中海气候区通常是巨大的，群体的生存和增长受人为干涉的程度低于寒带温带国家。在等级距离大的国家，社会一般是静止的，在政治上则是中央集权。国民财富小，集中于精英手中。人们的心态世世代代变化微小。等级距离小的国家则相反。群体需要技术进步，因为技术更新快；政治体制上是权力分散的，以代议制为基础；国民财富雄厚，分配的范围广；孩子们能学习到他们的父辈从来不知道的东西。

　　在比较呈水平状态的文化中，部属认为他们的上级是跟他们相同的人；人人权利平等；法律高于权力。这导致人们相信改变社会体制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分配权力。在比较呈垂直状态的社会——非洲属于这样的社会——部属认为他们的上级是与众不同的，有权享有特权。权大于法，所以改变社会体制的最好办法是推翻当权者。

　　等级距离涵盖社会的许多方面（例如政治体制，宗教规矩，企业组织），所以它实际上足以解释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发达。然而，正如博林格和霍弗斯特德所指出的，法国、意大利（尤其是南部）和日本也是等级距离大的国家。

　　在某些社会，社会成员被迫认定未来是无法掌握的，过一天算一天。谈不上什么工作热情。人们容忍别人的行为和意见，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维持现状倒比较安全。

　　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受到的文化熏陶却是要征服未来。这导致人们焦虑不安，工作热情，积极进取。社会体制因而倾向于改变现状，同时减少风险。

　　非洲除了最南一角以外，看来都是属于前一类社会，人们对未来的掌握很弱。要建立安全的社会，需要三个杠杆：技术，法律，以及宗教。我们也许会说非洲各国社会是有力掌握未来的社会，但可惜这一掌握仅仅是通过宗教。归根结底，如果说非洲人埋头于现在而对明天不大关心，那么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周围的社会结构安全，而是在于人们听天由命。

　　回头看宗教的根源，非洲人认为只有天神能改变永恒世界的逻辑。世界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由天意注定的，这天意早在神秘的过去授给了我们的开山祖宗，他们的智慧至今照亮着我们的人生准则。非洲人仍然是环境的奴隶，大自然是他的主人，决定着他的命运。

　　非洲人认为茫茫宇宙万物都是上天安排的，这一观念使非洲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观念。

　　非洲人将空间和时间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尼日利亚人说：“钟表并不曾发明人。”非洲人向来有自己的时间观，为此常常受到批评。例如，让一雅克•塞文一施赖伯写道：

　　在非洲，时间既有象征价值又有文化价值，怎样度过时间和感受到时间，非常重要。坦率地说，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说优点，是因为每个人以自己的韵律生活一段时间，是令人满足的，他们决不愿意放弃。可是这又是缺点，因为非洲人是处于与外国人的竞争之中，这些外国人工作方式却不同，在生产率水平上的竞争正是表现为更合理地利用时间。

　　塞文一施赖伯说得对。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人们通过讲故事和寓言赞颂祖先的光荣的过去，却不努力为未来作准备。非洲人扎根于祖先传下来的文化，深信过去只会自我重复，对未来却马马虎虎很少操心。然而，对未来没有一种活力强劲的时间观念，就没有计划，没有预见，没有方案的制订；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项涉及未来事态进程的政策方针。人们不可能歌唱未来，因为我们的文化并没有教导我们对未来提出问题，反复思索，使未来服从我们的意志。可是在现代社会，人人都必须对未来作准备。否则，就会像塞文一施赖伯提醒我们的那样，坐不上前进的列车，到月底没有钱花，到晚饭时冰箱里没有可吃的东西，在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粮仓变得空空的。®总之，这关系到非洲的日常生活啊！

　　两三千年来，西方社会逐渐演变，已大体脱离了宗教的影响，导致政教分离，尘世上的事与精神世界上的事分开了。这一演变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出现，它当然仍有精神的一面，但不再受超自然力的干预。但是，在非洲，宗教的力量继续沉重地影响着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非洲领导人往往宣称他们具有神奇的力量。

　　非洲人畏惧身穿酋长衣袍的神，这一点恐怕是非洲人消极被动的一大原因。假如一位国王或总统遭遇袭击（即使是一次模拟的袭击）而安然脱险，全体国民就会推断说他有神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将权力与神力等同起来的习性，不仅适用于“国父”式的人物，而且适用于一般的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只要他一旦手里有点权，就会如此。随便找一个非洲人，给他一点权力，他大概就会变得自以为了不起，傲慢专横，不容人，唯恐失去他的特权。他时时刻刻提防别人，嫉贤妒能（能力不是选神的标准），残酷无情，直到有一天一道讨厌的命令任命了别的人来接替他为止。他结束自己的仕途生涯，会完全遵奉平庸做人的哲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我们的一些共和国里，你只要指出某一位政客或技术官僚如何卓尔不群，就足以永远断送他的仕途。）

　　非洲人不愿接受社会地位的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永远各居其位，所以阶级划分的变化往往受到谴责。人们常埋怨在我们的国家里兴办私人企业是多么困难。这种困难的裉源在于，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因素是妒忌，这种心理与其说是想要得到别人拥有的东西，不如说是想要防止社会地位的变更。

　　在非洲，你必须一出生下来就是统治者，否则你就没有当权的权利，除非是你搞政变。整个社会承认向当权的强人俯首听命是天经地义。有人争辩说，不发达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领导人。这说法既对也不对。如果非洲各国人民并不是不发达（就是说并不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和胆小懦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接受不发达的领导人？别忘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与之相称的领导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列出非洲文化的一个特征，那么，个人服从于群体这一点肯定是值得记取的。非洲思想拒绝承认个人是一个自主的、负责的生物。从垂直方向看，非洲人植根于家庭，植根于老祖宗，即使说还追溯不到天神；从水平方向看，则是与自己所在的集体相连，与社会相连，与天地相连。非洲人是家庭的个人，社会的个人，一切与宇宙相连，只能通过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求得发展和兴旺。

　　我们怎样才能让个人恢复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使个人能够确立为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行为体，而同时又保存非洲人作为其生存实质的社会性呢？压制个人，是确保传统社会平等的根本办法，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最终的市场价格随假定的购买者购买力而定——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的传播是由口述的传统所垄断。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非洲人是不是故意避免使用文字，以确保压制个人主义。非洲思想还避免人们的怀疑主义，不让个人传播怀疑这一病毒。因此，既定的信念体系就保持其绝对地位。一旦祖宗传下来的信念受到了威胁，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要么恢复原有秩序，要么一团混乱。

　　在我们极其集中化的传统结构中，根本不存在个人责任的概念。在喀麦隆，“负责”一词译过去就意味着“头目”。假如对农民说他们应为一个集体举措负责，那就等于告诉他们全都是“头目”，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无休止的人际冲突。

　　个人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消失，这不但可以说明为什么像加纳总统杰里•罗林斯那样的人可以爬上去而民众却保持沉默，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瞧不起那些在等级制阶梯中居于中间的人。例如，.在政府的一个部门中，人们都知道只有部长一人能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平常的小问题也得由他拍板。他手下的层层官员

　　则都只是摆样子的。我们的部长对此毫无怨言。他们懂得不宜将权力分派给手下的人，那样做有危险，会鼓励一颗政治新星诞生，那新星最终可能成为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我们非洲国家，部落宗族主义盛行，既是因为个人作用遭否定，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法规而使个人处境很不牢靠。难道我们可以继续蹦蹦唱唱，集体滑向地狱，以维护一种假想的万众一心？或是相反，该让个人得到应有的种种权利？

　　非洲人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人们爱好彼此宴请，吃吃喝喝，以显示社会的气氛欢乐。家里生了孩子，给孩子做洗礼，结婚，过生日，晋升，当选公职，长短旅行归来，办丧事，议会开会和休会，过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曰，以及诸如此类的每件事，都是欢宴的借口。不论自己收入是多是少，不论家里粮仓是满还是空，宴席都要办得漂漂亮亮，客人越多越好。

　　请客的人要花钱，被请的客人也得花一份钱，才能踏踏实实地分享主人的快乐或悲伤。社交是人人的一大美德；的确，非洲人把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要等到事实证明情况是相反时才改变。友谊重于公务或商务；在业务会谈中，若幵门见山谈问题的实质，是不礼貌的。非洲人需要无穷尽的彼此沟通交流，视人际亲和重于内容。非洲办事机构效率低下，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人们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时，都是想方设法直接与有关的负责官员面谈，避免冷冰冰的信函往返。

　　在别的地方，解决意见分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在非洲，人们却回避分歧，以维持表面上的社会团结。非洲人总想在脆弱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和平，因而设法避免冲突——可是非洲却总也摆脱不了冲突。在某些非洲地方，避免冲突意味着司法部门不能在白天工作。在喀麦隆西部一些巴米累克人村落，正式的公安和司法单位都是秘密的，只在夜间开会。它们的工作人员都戴面具，以防止别人认出他们是谁。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冲突。可是我们却想把冲突扫到地毯下面掩盖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又做得十分不成功。

　　在非洲，人品高低是看他内在的价值和出身。如果说非洲人不大节俭，那就是因为他在世界观上不重视——太不重视——生活的财经性一面。除了喀麦隆的巴米累克人或肯尼亚的坎巴人等几个群体以外，非洲人作为经济人是很差劲的。衡量一个人的尺度，不是看他“有”什么，而是看他“是”什么。此外，由于上文中谈到的时间观念，非洲人优先考虑的是眼下怎样消费，而不是如何为未来储蓄。有定期薪金收人的人想攒钱也难，他不能不出钱供自己的弟兄们、堂弟表弟们、侄儿侄女们上学，安排新来者食宿，以及参与那充满社会生活的大量请客送礼活动。

　　毫不奇怪的是，城市精英阶层也欣赏这种奢侈传统，表现得如同暴发户。他们当然有办法大把捞钱，主要是从国库捞钱，而大把花钱的习惯不仅让亲戚朋友得到实惠，还让瑞士、卢森堡和巴哈马的银行得到好处。非洲国家的政府在理财方面显然不比非洲的个人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魔术和巫术盛行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笼罩在紧张、恐惧和道义混乱的气氛下。非洲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讲究调理冲突和维持现状，而在这方面以妖术作为机制，是代价高昂的。因此，是否可以说巫术是反映我们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这一点的表现是很多的。巫术既是实行社会强制的一个工具（用以维持甚至强化个人对氏族的忠诚），又是一种很方便的政治工具，用来消灭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抗。对于我们来说，巫术是一种心理庇护所，我们的种种无知都从它找到答案，我们最离奇的幻想都由它变成现实。

　　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基督教传人以后，远远没有结束非洲的巫术，反而使巫术显得更加有理了。圣经和白人神父承认撒旦的存在，这就肯定了巫士和其他旁门左道的说法。

　　教派在非洲很流行，它们通常以其头目或先知的魔力为基础。贝宁是宗教势力特别强的地方，也是海地和巴西的伏都教的摇篮。1981年至1986年，贝宁就

　　冒出了58个新的教派，使该国教派总数达到了92个。在肯尼亚，教派大概多达1200个，某些农村地区里教堂比学校还多。某些教派的先知在街道上设有“殿堂”，生活富裕，他们自称能识别恶鬼。另一些人能保佑人们免病消灾。还有一些教派头目能帮助你保住职业和增加收人。

　　我常常谈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卡车运输队的老板科姆博，他的卡车在象牙海岸和布基纳法索跑买卖。科姆博^人为除了欧洲式的预防措施，即车辆定期检修以外，还必须采取非洲式的预防措施。什么揹施呢？原来，他的巫师给他刺鈍粉，让他把刺鈍粉撒进车胎以防止被戳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刺鈍这种鱼受到攻击时，身体就会膨胀一倍。所以巫师说刺鈍粉对于保持车胎气压大有好处。

　　巫术的势力还延及政府。非洲的总统们身边常有一群巫师。政治上不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总统都会求教于巫师。他们是神秘的高参，要确保当局平安，及时发现和消灭可能出现的对手。他们的权力之大，连最有影响的西方政府顾问也会自叹弗如。巫师们往往会敛财，有时还直接出任官职，行使权力。

　　足球是非洲人的兴奋剂，它跟政治一样，也受巫术影响。曾流传一时的一个故事说，在一次非洲杯足球赛中，阿比让的雄狮队输给了埃及队，因为雄师队的队长在上半场快完时突然失去了他的魔力。全队努力找，到底也没有找回来。大家都相信，是埃及人发现了这一魔力，设法使它消失了。埃及人靠这一骗术赢了球，2:1。

　　在21世纪之初依然浸沉于非理性主义的，当然不只是非洲人，可是我们至今仍将解决问题的责任托付给妖士巫师，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让一弗朗索瓦•雷维尔就问道：“不用理智指导自己的人，能是理智的人吗?”®在我看来，非洲人并非不理智，只是对自己的理智用得最少~只要乐于听天由命过日子就行。非洲拒绝将知识与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真正文化特性起作用，就表现为雷维尔说的：“给我们以津贴为形式的发展吧，这样我们就不必费劲去有效地面对现实了。”正是由于同样的文化，我们就可以有权利从事低效率生产，有权利搞腐败，有权利藐视基本的人权。

　　非洲人彼此之间干了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种族灭绝，血腥内战，暴力犯罪泛滥，表明非洲社会从各个社会层次来看，都是程度不等的食人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和负责执行法律的人，恰恰是践踏法律的人。例如，在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从独立之后的一天起，都颁布了吸引外国投资的投资法规，可是非洲的有钱人却争先恐后把钱存到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银行，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产品毫无信心。他们的表现就是用自己的手拆毁自己所建设的东西。

　　真相很快就明白了。从内部来看，非洲社会就像是这样的一支足球队：队员们彼此作对，缺乏团队精神，一个人不给另一个人传球，因为怕那另一个人破门得分。我们还怎么能指望胜利呢？在我们的一些共和国，各部族自成“水门汀”(其实再仔细看看，这些“水门汀”也是有许多孔隙的），“水门汀”之外的人彼此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国家竟然还能存在，简直是一个奇迹——能有这一奇迹，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还想要利用这个国家的存在谋取私利。人们很难指望一个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若有人发挥主动性努力干，会受到谴责，说他是想要自己发财。巫士们主张的是大家守穷的平等。有人盖了一幢房子，别人就叫他别住进去；有人幵始建设，别人就叫他停工，否则性命难保。像这样的事例多得很。

　　非洲的极权主义是随独立而来的吗？当然不是！它早已存在，鎸刻于我们部落文化的基石之上。极权主义渗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宗教。它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面对着这样一种强大的、僵硬的文化，我们怎样才能改变非洲的命运？我们要么求变，要么灭亡，别无他途。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保存非洲文化，这一现存的最富人情味的文化之一。但是它必须得到新生，要从它内部发动这一过程，让非洲人既保持为非洲人，而又

　　同时跟上时代。我们必须保留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观，例如：不分老幼、不分贵贱的团结；社会交往r不分肤色的睦邻友好；保护环境，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内部那些障碍我们掌握未来的东西，而我们的未来应是富裕和公正的，应是人人参政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文化为体制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体制有赖于我们文化的变革。

　　1.教育。非洲儿童接受的传统教育，是为了培养他们纳入自己的部落群体。给孩子们灌输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年龄和性别惯常的习惯，而且有作为他们所属的群体文化基础的种种价值观和信念。教育首先被当作一种社会化工具，按照传统，孩子们是接受整个群体的教育。问题在于，这种制度提供不了什么动力来促使孩子们自强、创新和力争胜过自己的父母。

　　这种教育制度受到保守文化的强力束缚，又苦于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的不足(例如，一个教室里挤着的学生往往多达125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改革这种制度呢？办法很简单，就是要确立教育绝对优先的地位，不允许宗教设施和宫殿的建设挤掉学校的建设，同时修改教学内容，不但要突出科技教育，而且尤其要让学生明白非洲社会必须有什么变革。这意味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倡跨部落的地区团结和非洲团结，合理地开发动手和动脑筋的能力，而且全面地培养进步心、想象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发挥创造性、掌握专业知识和本领、富有责任感以及乐于完成任务等等素质。

　　非洲学校应当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将来能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只得到一个学位就去担任闲职。从小学时候起，就应该让非洲的青少年养成办事讲效率的时间观念，将来不仅抓紧生产，还及时安排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保养维修。与那些强调一党制有利于国民团结以及“国父”英明伟大的课程相比，技术保养课程显然更加重要。

　　还要作更多的变革。非洲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也必须改变。现在妇女无权在银行存款、贷款或拥有财产。她们没有发言权。尽管妇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力，她们却基本上受不到农业教育，得不到农业信贷和技术指导，等等。

　　像别的地方一样，妇女的解放是衡量非洲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最佳尺度。如果非洲的妇女不自由，无法担负责任，那么非洲的男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独立站起来&

　　2.政治。一旦教育改革了，非洲的政治体制就会随之改变。新型的公民将会出现，个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有价值的社会行为主体，能适应自己所处的体制环境，满足群体进步的要求。非洲民族的多样性，应扩展到政治上的多元性。他们应养成容忍心，强调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应以非洲的团结取代民族主义。

　　3.经济。为了使经济文化发生革命性转变，我们必须懂得不能依赖那种实际上将我们排除在外的世界市场，而应当建立我们自己的联合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利润是发展的引擎。我们必须承认个人首创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个人应当有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应懂得，没有充分就业，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经济增长。所有非洲人都应诙有工作可做。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失业后当一个好、公民。在缺少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尤其如此。

　　4.社会生活。如果非洲人的行为没有质的改变，就不会有非洲的文明社会。这改变首先是在非洲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同时也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不再自卑。我们应增强自信心，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致力于进步而让人人受益。我们需要更严格地系统地制订发展战略，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加以贯彻实施。

　　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非洲已经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应当促使我们猛省，必须行动起来，不再延误。我们必须透彻审视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习俗，铲除那些妨碍我们社会走进现代化的污垢。我们必须自己努力进行这样的思想革命，否则就不可能有技术转移。我们必须把赌注押在我们的智慧上面，因为非洲人如果有了能干的领导人，完全能够努力摆脱妒忌心，摆脱自己对非理性主义的盲从，摆脱消极无为的心理。欧洲只是地球的一角，人口占世界人类的很小一部分，却能够站稳脚跟，控制世界，利用世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只是因为它建起了一种严格办事、努力进取和求胜的文化，摆脱了那些幽冥势力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