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神诀（一）传统中有我们的精神基因，文化中有民族的志气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深刻阐述。

　　2018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有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作了关于用经典作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习听后讲述了他所思考的文化自信：

　　“我们现在是距离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最近的一个时代。我们自信起来了。人们怎么想问题，都跟五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基因血脉有关。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不要轻慢了。我现在送国礼，很喜欢送《孙子兵法》《论语》，中外文对照的，外方政要也很喜欢这些。”

　　2021年7月1日，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内涵，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作了突出强调：“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两个结合”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地位的认识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工作的视野。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文化自信”命题，也是“指导思想”命题。

　　《摆脱贫困》是习同志写于在福建工作时期、如今影响力遍及海内外的一本著作。《人民日报》2017年2月23日发表的《习的扶贫情结》，谈到习同志出这本书的初衷：“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线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提出，“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是习同志一系列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根本指向。“精神”“指导思想”，也正是我们深化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之意义的最重要视角。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事关文化自信，也关乎中国人对治国理政之道的探索。

　　关于文化自信，习有一段很富诗性的线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这段话已成人们反复引用的经典之言。

　　习这段话，人们也很熟悉。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关于治国理政之道，习也是多次强调向中华先贤学习借鉴。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一问题上，同志曾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徐特立同志曾就此阐述：“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

　　2014年2月24日，习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去年到山东考察调研，去了曲阜，在那儿我说过，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习提出的“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与他经常强调的“文明交流互鉴”一起，创造性地发展了同志的“古今中外法”。

　　2022年10月28日，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习仔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他感慨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

　　考察中，他谈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这是继党的二十大之后，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新论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党创新理论的深刻认识和对自身文化使命的清醒把握。

　　任何一种理论的融入与创新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根文化。究其原因，可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的民族性”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哲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能够帮助解决中国问题的外来思想必须与中国本土根文化产生共鸣，否则，中国人民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与认同。这一点，与诸多其他外来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做到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行，在于其作为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很好地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相结合，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精神理念中不断发展创新，彰显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成为蓬勃发展、展现真理力量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好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要义。

　　“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随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随着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

　　在会上强调：“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精神的丰富性、独立性、主动性大大提升。同志深刻揭示了这一历史嬗变，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2020年9月17日，细雨飘飞中，正在湖南考察的习来到湘江之畔的岳麓书院，望着题有“实事求是”的匾额，久久凝思。

　　近2000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写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记述古人传承文化、求索线多年前，意气风发的青年常在岳麓书院流连，思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

　　“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同志曾求学过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风。“实事求是”也是青年曾寄居和学习的岳麓书院坚守的治学精神和办学传统。

　　1941年5月，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诠释，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943年，同志亲笔书写“实事求是”，将其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这里的“实事求是”，与《汉书》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风以及岳麓书院坚持的“实事求是”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马克思主义激活下，拥有了新的生命。

　　“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线日，在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前，习语重心长。

　　中国人的“实事求是”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之下可以焕发出何等样的新的光彩。2022年10月28日，在考察殷墟遗址时，习深情地说：“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的话，再一次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持续不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展现出新的文明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