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定位公益在发达国家,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成熟度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公益是社会变迁必然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因为它的背后是在重建一种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我们现存的社会关系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形态下所建构的,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最为本真的、甚至是最想追求的美和善。而公益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就是在这种美和善诉求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一种社会连接。
按大众的理解,腾讯做公益是一种赋能,但其实赋能本身的概念就是赋权,因为一些政治话语表达的限制,很多互联网公司把赋权的概念称为赋能。而这种表述背后根本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并不了解赋权。
互联网在连接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又打开了人们连接善、连接美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像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行业领域的人们能够坐在一起讨论一个关于公益的议题,这就是一种具体的因公益而把大家连接在一起、赋权在一起的过程。
因而赋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概念,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情感的认同,是每个人精神层面的需求。普通大众常简单地把公益作为高水平道德的一种诉求,但是如《道德经》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为之善,斯不善已”,单纯地强调善、强调公益,本身就是最大的恶。我们应该知道善与恶在人性中是同根的,不应简单地进行道德判断。
公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在互联网公益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改革都有很大的推动力。公益是一种权力,赋权的同时又是反赋权的过程,有权力的授予、资源的流动,又有反复争夺、变化再生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公益慈善事业不是简简单单可以脱离政治、经济、文化而独立发展的,不能将其抽象化、理想化。
我们应该把公益当作是连接情感、连接价值观、连接大众对爱和美的追求来看待。很多时候我们把公益当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在百家争鸣的公益生态形式下,会出现非常多的困难和问题。无论为了道德诉求还是经济、政治要求,在赋权和反赋权的争夺过程中,我们对公益未来的发展趋势都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很多人并没有常态化高频度的公益行动,但是心向公益,没有去行动的原因在于没有找到很好的、低成本、快捷方便的公益方式方法,但并不代表没有公益的善心。
当今社会提倡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国学,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就是要“连接”,中国人的价值情感与西方强调独立个体、自由精神不同,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发现,尽管媒体常常报道某个个体捐款受骗上当的新闻,但现实中每每遇到救助,人们还是愿意去捐款、去帮助他人。
西方社会现在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当技术连接一切的时候,我们真正在连接的是什么?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走访经历告诉我,西方研究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考虑的一定是人的需要。技术能帮我们解决很多超越组织机构,甚至超越政府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它除了连接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外,还有其他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连接自我。就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公益在早期的时候,更多的是政治、经济的一种连接,但是今天更加强调的是个体自我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当下,大多数人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表达自我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有什么意义,传达了什么价值。每一个人在现实社会的表达都是在生命的底色上、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个个体是不是能够真正地理解自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理解他人、理解社会是非常重要。
大众都曾把很多概念当作无法具象的东西,比如民主、真善美、公益等等,但是,当下社会有特别大的变化,那就是万物皆媒,通过互联网这个媒介连接一切可能当我们真正地领悟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会在万物皆媒的基础上达到万物皆美。
西方慈善事业有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公众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比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得要长久和成熟。如若将他们已经形成观念性的东西和制度保障的体系来与中国的发展现状态作比较,必然有一种历史的时空错落现象存在。中国人长久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对于公益这样的事物较难有信任感。人际之间更多的是靠相互信任,而人际信任建立在真正为双方做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互联网时代将一切都透明化,个人财务、生活状态甚至人格都是透明的。但互联网所呈现的公益形态并不能够代表公益形态的全貌,因为很多做公益的组织和个人都在线下,没有在互联网上呈现。但是,这些群体依然会受到互联网观念和思想的影响,比如各种媒体的相关报道。然而,媒体所呈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不是事件或现象的全部,甚至可能会有鸡同鸭讲的信息传递,因此一般的大众讨论问题常常用道德的优越感去评价事实讲道理。这些舆论语言产生力量的同时也常常产生暴力,所以公益在当下透明化的基础上应该回归到每个个体。
因而,本人提倡这样的公益:每个人都把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尤其是自己的家庭经营好,先帮助熟悉的人,再去帮助更多的陌生人。
人民智库: 您提到的用公益连接价值观的观点,和腾讯搭建公益平台的愿景非常接近。您认为企业如何能够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更好、更高效地搭建企业社会责任传播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公共政策的改进?
师曾志: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还是从赋权的角度来解读。一个企业如果想动员社会各界,需要大家给予充分的信任,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学上的称为“社会资本”的资源和能力。站在当今社会来看,赋权就是要同合作连接的群体产生相互的信任,并最大程度发挥出连接所产生的能量。具体到社会责任,就是要去行动而不要怕犯错。互联网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试错和迭代,互联网不怕犯错,怕的是不去尝试、不做事情、无错可犯。
要推动政策的变化,需要在运作过程尽可能地汇集连接到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的力量。我们提赋权,有自我赋权、群体赋权、社会赋权,但最重要的是组织赋权。我们之所以做很多事情的努力目标,都是希望推动公共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社会本质上是由个体本身和社会制度本身组成的。
当代社会,个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制度方面相对处于动荡调整的状态,这就需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做法来不断巩固、提升政策,通过政策的完善来保障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因此赋权是一个系统,不能简单理解为只给企业赋权或者只给社会群体赋权,而是需要取得结构性和个体性的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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