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总裁与乡巴佬“城市文明典范”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志愿公益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全面发展和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志愿公益的发展水平映射着城市的文明程度。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志愿公益和城市社会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志愿公益推动城市发展理念、治理方式和诚信体系创新升级，推动城市文化自信的彰显表达和城市文明“全球化”语境的构建，进而形成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市社会认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提升市民信誉和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比国内外先进城市志愿公益经验，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志愿公益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文明水平呈正相关；第二，政府在志愿公益事业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第三，志愿服务理念与城市文化紧密结合。新时代深圳志愿公益创新发展，可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有效做法，拓宽志愿公益覆盖面，提高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参与度；构建志愿公益法治体系，展现人民至上的城市治理理念；加强志愿公益专业化和国际化建设，提升城市内涵和国际视野；强化志愿服务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提高城市精细化服务水平；完善志愿公益激励与监督机制，促进城市精神富裕。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更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中国是最早产生城市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市”是商品交换之所。《周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军事防御和商品交换是古代城市的基本功能。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城市逐步完成政治、文化、科技、交通、信息等功能的延展，成为现代文明策源地，如七朝古都开封市孕育了华夏千年文明。英国当代著名城市史专家彼得·霍尔结合城市的活力、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回答了城市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他将西方城市文明史划分为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和文化—技术创新三个时代，并指出，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全球城市的发展，城市文明将在信息化时代继续，交通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主义，更加不公平的城市世界，变化中的经济、家庭和市民社会，将成为未来城市的三大主题。城市和城镇体系变化，正形成新的世界体系，产生新的城市形态，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知识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等。

　　鲍宗豪在《当代中国文明论》一书中，将城市文明的变迁归纳为商业范式、工业范式、生态范式和文明范式四个阶段。商业范式是指18世纪末期以前，城市之间由商路连接，贸易是当时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最大外部推动因素，贸易为港口城市和商业中心带来了移民和商人，人种的混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和知识的交流，促进了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如陶（今山东定陶）、11世纪到15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是其中的典型。工业范式是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重塑整个社会，既带来了城市文明，也出现了污染、拥挤、生态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如伦敦和台湾高雄。生态范式是指生态危机唤起人类觉醒，基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城市文明，如美国伯克利，中国和新加坡在天津建设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文明范式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各国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生态城市”而诞生的新的城市范式，我国正在广泛创建的“文明城市”就属于这种新范式。对比中西方城市文明历史轨迹，尽管不同城市在不同时期所达到的文明水平不同，但城市文明均发端于商业文明，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所说，市场的存在是城市最重要的因素。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市发展，伴随商业文明而创造出灿烂绚丽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又使城市脱俗于一般的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人的文明合二为一，最终使城市文明回归人本身。

　　深圳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实现了由经济开发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跨越。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城市文明典范”被确定为深圳先行示范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再次强调“城市文明典范”是深圳未来五年奋斗目标之一。深圳要塑造城市文明典范，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而且要有繁荣兴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富足，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富有，努力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文明城市。城市文明典范建设内涵丰富，志愿公益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志愿公益的发展水平映射着城市的文明程度。鲍宗豪认为，城市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往往反映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展示了城市文明风尚。《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关于“社会道德风尚”测评指标中，也明确将“志愿服务领导体制”“志愿者队伍建设”“志愿服务活动”纳入测评范围。因此，认知城市文明典范基本内涵，探析志愿公益与城市文明典范的内在关系和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深圳志愿公益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深圳志愿公益发展对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具体建议。

　　志愿公益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现代志愿服务兴起于慈善业，1869年牧师索里在伦敦成立的“组织慈善救济及抑制行乞协会”，被认为是现代志愿服务的起点。纵观国内外先进城市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越高，而这些志愿服务又为城市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城市文明”和“文明城市”是两个指向不同的概念。“城市文明”指的是城市所达到的文明水平，所体现的是城市文明程度，它展示了“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城市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一种和谐、文明状态。“文明城市”是以“文明”为根本标志的城市，是当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我国应对可持续城市化，探索城市美好生活而追求的城市新模式。2005年中央文明办颁布《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284个城市（区）获全国文明城市（区）荣誉称号，深圳是首届九个全国文明城市之一。

　　“城市文明典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中体现，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全方位的综合提升，是城市发展的最高要求。“城市文明典范”即在文明城市阶段，要做到城市文明更高端，成为文明城市的更好形态。深圳领全国风气之先，连续六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被誉为“设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等。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第一批经济特区，其令人惊叹的建筑群、文明的市民、整洁的街道、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为塑造城市文明典范奠定了基础。深圳新阶段的目标是，不但要成为“文明城市”全球标杆，而且要让“文明”成为全体市民追求的目标，让深圳成为“文明典范”城市。

　　慈善、志愿服务、公益，相互关联又各有区别。“慈善”是东西方文化共有的、比较古老的词汇。西方“慈善”可判断为“传递爱的行动”，我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兼相爱”等蕴含了慈善的概念。西塞罗首次在公益史上区分了志愿和慈善的区别：“表示善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服务，一种是送钱。”狭义的慈善主张单方的物质奉献和给予，广义的慈善可以由慈善组织自己提供服务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供，慈善概念的扩大促进慈善与志愿服务的交叉和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我国采用的是广义的慈善概念，旨在鼓励更多热心人士加入公益事业，弘扬社会正能量。志愿服务则是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它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是一种自愿无偿的人类劳动，能创造新的社会产品和社会价值。无论是慈善还是志愿服务，最终的目标都是促进社会公益。公益是对生活共同体的利益的关注、向往和追求，是超越对个体自身利益关怀、超越一己私利的基础上的追求。公益的受益方不是特定的个人，而是所有社会成员，甚至其他生活、环境，公益性是判断是否为慈善行为或志愿服务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

　　志愿公益，是指以志愿服务为载体，通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他人提供劳动服务，或慈善家、慈善组织出资委托第三方提供专业援助，倡导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公平来实现的社会公益。志愿公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学者们从角色认同理论、社会治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志愿失灵理论等方面对志愿服务进行了研究。例如，任慧颖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探索应急志愿服务多主体——全过程的有效联动策略，认为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还要与社会志愿者、公民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建立合作与互动。王焕等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研究时间银行对可持续志愿参与的作用机制。陈东利从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志愿公益和城市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在关系。

　　深圳关于城市文明典范的定位，明确提出要“成为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引领者”。志愿公益是多元价值和道德实践的重要载体，是现代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分配力量，是社会建立信任合作风气的有效手段，它与深圳建设城市文明典范是高度一致的。

　　城市发展理念关乎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深度变革。美国都市学家科特金认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不可能保持长久。我国当代社会学家周晓虹认为，人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志愿公益有助于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城市社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国带领人民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决定着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价值导向。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应积极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生动体现。志愿公益，通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向上向善行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其次，在生活方式重构中，面对人和人、人和自然的隔膜，志愿公益有利于建立城市“真正共同体”。共同体思想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在共同体中，人的独立性与关联性都呈现出个人意愿的自由性，使得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时，个人利益也能得到保障，表现为城市中个人和集体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志愿公益探索个人和集体共生关系，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社会集体能关怀个人发展，个人又能自觉维护集体荣誉，进而促进城市生活方式的文明转型。同时，志愿服务事业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志愿公益作为城市的黏合剂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实践，凝聚着广大市民向往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力量集合体，推动着美好生活的现实构建。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表现为多元化管理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间建立平等交流、互信合作的协同机制。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认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治理意味着不限于政府的权力、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还存在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方法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引导。志愿公益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多个方面能够促进城市文明的健康发展。首先，志愿公益搭建了市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公共平台，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参与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治理的质量。志愿者在服务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通过社区成员的志愿服务行为，盘活社区及周边资源，邻里互助，传播文明，让“陌邻”变成“睦邻”，潜移默化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促进社区文明的高度自觉、资源整合和共融发展。其次，志愿公益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力量，能优化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遵循着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循序渐进、动态向前的过程。其中，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志愿公益，因其普遍性能使服务对象扩展到政府服务不能覆盖的领域，因其无偿性能使志愿对象得到其经济能力担负不起的项目帮助，因其属于公共物品能使服务对象得到市场不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在扶贫济困、帮残助老、扶幼助弱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志愿服务组织有助于第三部门与政府开展合作，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张翼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要将管理模式从‘单位办社会’升级为‘社区办社会’，才能利用社区内外部力量建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以纽约为例，纽约市每个社区都设有社区委员会，由不领工资的志愿者代表担任委员，社区领导工作由志愿者来做，社区大量具体工作也由社区志愿者来完成，带薪聘请的社区主任和几名工作人员则负责完成委员会交代的事情，形成“以社区志愿者为主体决定社区事务”的社区组织形式，志愿服务组织成为纽约社会的第三大基础和支柱。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城市诚信体系不仅关乎市民个体的品行道德，还关乎整个城市社会体系的运行和发展。近年来，信仰失落、信任不足、价值空虚、道德滑坡、人性扭曲等城市社会问题凸显，城市人追求感官快乐、缺乏爱心、对国家不付出等现象屡受诟病，城市文明亟需志愿者精神的振兴。李友梅提出：“民众参与和社会信任是相互强化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不仅更信任别人，也更值得信任。”市民经常性地参与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化作弘扬民族精神、提高市民道德素质的生动课堂，能在具体的助人实践中感受善的力量，在公益活动中夯实道德基础，收获成长和进步，找到生活的意义，提升人生境界。其次，志愿公益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价值和意义。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信任、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能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和推动社会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志愿服务通过人际间广泛的互动，增进社会信任合作氛围，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伴随志愿公益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市民志愿服务的时长和服务形态能被更公正、全面、准确地记录，并作为道德先进评价体系、公民信用体系、青少年德育体系和城市文明指标体系的重要参考，最终使志愿服务组织成为制度健全、服务标准、评价科学的枢纽型和支持型社会机构。因此，志愿公益是当今社会最广泛的道德实践，具有育人功能，基于志愿公益的道德实践建立市民诚信评价体系，提升市民诚信信誉和道德水平，也是今后志愿公益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自信即对文化产生信心、认同感和自豪感，是新时代城市文化发展的理论指南，也是开启全面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市新征程的行动纲领。我国慈善法明确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纳入志愿公益的活动类型。其中，文化领域志愿服务，是指在公共文化设施场馆内开展秩序引导、文化普及、信息咨询等志愿服务，如纪念堂志愿服务、复旦大学《宣言》展示馆志愿服务、深圳博物馆志愿服务等。志愿公益彰显文化自信，文化领域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既引导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土区域特色文化再认知，也对文化产业的繁荣和跨领域合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志愿公益本身就是优秀文化，“仁者爱人”“兼爱非攻”思想、“雷锋精神”“丛飞精神”等历久弥新，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故事，亦是富含力量的志愿文化。志愿公益，涵育主流文化，“红马甲”“志愿蓝”“微笑圈”等志愿文化符号甚至成为时尚元素，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兴文化的重要抓手。

　　按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面对全球化和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大变革，志愿公益能为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1.9万名赛会志愿者助力赛事服务、新闻运行、语言服务、体育精神等40多个业务领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志愿者的良好风貌和北京城市文明高水平。2022年深圳疫情防控中，累计68.5万人次志愿者投身抗疫志愿服务，新增注册志愿者超过11.2万人，志愿服务时长逾302万小时，深圳作为“志愿者之城”温暖全球，向全世界诠释了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做志愿者”的城市文明新风尚。在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救援中，在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等大型活动领域中，志愿者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它可能是国家体系永远无法提供的”。即，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高度复杂性的服务领域，志愿者注重与服务对象进行深入具体的感性和理性互动，根据服务对象的差异化、动态化需求灵活调整服务供给，促进供需端及时交互、精准交互，志愿服务是我国城市服务领域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补充方式。其次，中国志愿服务全球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身处国内的国际志愿服务和走出国门的国际志愿服务，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化城市分为三个层次：全球性国际化城市（世界城市）、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地区性国际化城市，其中，国外先进城市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代表，国内先进城市以北京、上海为典型。围绕城市文明典范的战略定位，深圳志愿公益要对标全球最优最好，借鉴先进城市的先进经验，把握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协调统一，服务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美国是一个志愿者国度，志愿服务时间累计位居全世界首位。纽约是公认的世界城市，也是国际志愿服务的典范，其志愿服务已渗透到城市社区的各个层次，影响着每位市民的生活。谢芳指出，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名城，不是因为摩天大楼或财富，而是因为纽约社区居民创造的绵延不断的人文精神，而志愿服务精神是其中最美丽的部分。具有“欧洲志愿之都”称号的伦敦，是世界上志愿服务萌芽最早、发展最成熟、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志愿服务已成为伦敦公民的自觉行动和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东京，从20岁到70岁各个年龄层次和不同职业的人士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在30%以上。上海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现志愿服务区级、乡镇（街道）级和村（居）级的三级阵地全覆盖。目前上海每个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平均拥有28项常态化项目，每个区级志愿服务中心平均拥有的常态化项目达到179项。在志愿公益质量方面，纽约探索提供差异化志愿服务机会，鼓励律师和财务顾问等专业人士提供法律援助、财务咨询、急救技术、美化公共花园等专业化志愿服务，这些差异化服务确保了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东京则注重志愿服务的积累传承和深度专业化发展，东京志愿服务组织具有答疑、活动援助、活动开发、研究等职能，他们认为，志愿服务不仅仅是奉献，还有志愿者自我成长的实现，而志愿者乐在其中的服务才是可持续的志愿服务。

　　纽约政府大力推广志愿服务事业，从美国总统到纽约市长都积极倡导志愿者计划，并亲自加入志愿者队伍，政府通过“出资购买志愿组织的服务、委托志愿组织承担部分社会服务工作、公私合营形式设立基金三种方式”与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合作。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基础。伦敦则建立政府购买制度，实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伙伴式供给，伦敦各地方政府从外部购买志愿服务的费用占到所有开支的近40%，强有力的政府购买行为，激发伦敦志愿服务力量与公民参与。“Team London”是伦敦市政府组建的最大的志愿服务组织，其创办的“伦敦青年大使”专项项目，为超过400所学校的70000名青年提供志愿服务参与平台，每年为来伦敦的游客提供了超过15000小时的服务。东京志愿公益以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等非盈利社会团体为主要实施主体，政府通过对NPO法人资格审核和认证，给予其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此外，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日本全国社会福利联席会，在推进日本志愿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京建立志愿团体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强调居民才是社区的真正主体，居民要像政府一样承担起社区建设的责任。

　　国内外先进城市注重将志愿服务理念与城市文化紧密结合，借助奥运会、马拉松赛事优化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国际形象。以东京为例，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开启了东京建设史上最为辉煌和迅猛的时期。2020年，东京以奥运会举办为契机，建设了70支精通外语的医疗救助队，面向初高中生招募并培训1200名外国游客亲善大使，培训近5万名精通外语的志愿者等。东京将城市文化和城市特色融合到大赛志愿服务的标语和服务项目中，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东京旅游，实现体育、志愿服务、旅游经济等方面的共赢。类似的，北京作为“双奥之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有力推动了北京志愿服务的蓬勃发展。以转化奥运志愿服务成果为基础，北京志愿服务体系逐渐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公众自愿参与转型、由战时体系向日常体系转变。

　　深圳是全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源地之一，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如，组建内地第一支志愿者队伍，设立内地第一个法人志愿者组织——深圳市义工联，成立全国第一个志愿服务基金会，在全国第一个系统化提出建设“志愿者之城”等。截至2022年3月初，深圳拥有注册志愿者约280万人，志愿服务组织达1.5万个，年均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达960万人次。然而，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既有成绩相比，与深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深圳志愿公益发展还有一定差距。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做法，可以对深圳城市文明典范建设产生如下启示：一是深圳志愿公益是推进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域全部覆盖，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二是志愿公益发展的质量，衡量着一座城市文明建设的成效。三是志愿公益推动深圳国际化，深圳志愿公益传播深圳文化，打造“深圳名片”，凸显深圳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为推动全球各城市交流互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四是深圳志愿公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需要给志愿公益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

　　在城市文明典范建设方面，深圳应进一步发挥志愿公益对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志愿公益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法制监督和经验推广，特别是借鉴国内外志愿服务发展的经验，兼收并蓄、扬长补短，全面拓展新时代深圳志愿公益的广度和深度，把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到一个新高度。

　　北京志愿服务参与率为20.6%，上海为21%，发达国家一流城市在30%以上，而深圳市民志愿服务参与率约15.9%。以纽约、伦敦和东京经验为鉴，建立政府与志愿团体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拓宽深圳志愿公益的覆盖面。例如，建立政府购买制度，政府出资购买志愿组织的服务或委托志愿组织承担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工作，与志愿团队建立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伙伴式供给关系。再如，加大志愿服务组织在社区协同治理中的作用，深圳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创造出一个能够组织和团结起来的都市中层群体，这一群体对建立非营利的志愿组织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可以依托他们领导并组建社区志愿组织，一方面保证与政府的必要联结，获得必要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对社区居民负责，推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自主解决社区事务。

　　政府应集思广益，构建群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提炼群众对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的思路举措，尽快出台具有深圳特色和先行示范意义的志愿服务条例，让深圳志愿公益在城市文明典范建设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根据调查，包含政策保障、基础保障、志愿服务培训和激励机制是受访者认为未来深圳志愿公益需要重点加强的模块。另一方面，提高深圳市民的主体意识，市民要和政府一起承担城市建设的责任，引导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职业的市民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为深圳城市文明典范建设做力所能及的事。

　　2005年深圳出台地方志愿服务条例《深圳市义工服务条例》，2017年国务院颁布全国性志愿服务法规《志愿服务条例》，无论是地方条例还是全国法规，尚缺乏对志愿者安全保障的明晰表述。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立法成为必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多次提到“公平正义”，不可否认，欺凌弱者谄媚强者，是社会的“潜规则”，“不敢扶”“不愿扶”“热围观不援手”等现象屡屡发生。深圳须领全国之先，要直面社会痛点，大胆通过立法优化解决途径，对于关系市民生命安全的见义勇为、志愿助人行为立法，对于“不扶”要建立惩罚机制；对于“扶了反被讹诈”要主动提供法律援助，给社会构筑必须扶、大胆扶的底气和正气。还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将志愿服务纳入卫生改革、劳动力市场、法律咨询、信息自由等领域的立法措施中，让发展成果向困难群体倾斜，惠及更多市民。

　　在志愿服务专业化建设方面，深圳在医疗护理、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应急救援等与民生息息相关且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领域开发不足。且由于志愿服务的公益性，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工资待遇，也很难吸引专业人员的参与。因此，深圳下一步应加大志愿服务培训力度，引入专业的志愿服务团队，以提升志愿公益的专业化水平。可以借鉴东京做法，深度开发志愿服务组织的职能，依托专业化培训促进志愿者自我成长，增强志愿者的获得感，并以专业化的培训激发志愿服务的持续性和传承性，吸引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另外，针对深圳移民城市存在的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务工人员数量庞大的问题，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鼓励富裕群体以基金会的形式成立“农民工心理咨询基金会”“法律援助中心”等专业志愿队伍，富裕群体出资、专业人士出力，以志愿服务促进共同富裕。

　　国际化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重要标志。志愿服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话语体系，能大大提升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传播力和美誉度。通过伦敦、东京的成功经验可知，全球性、国际性的大型赛事和会议，作为一种源自城市外部而作用于内部发展的力量，是触发城市国际影响力扩散的“爆破源”，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的“助推器”。目前，深圳承办、举办的国际活动（如体育比赛、国际会议等）还不够多，志愿服务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交流机会有限，制约了其国际化水平。未来深圳可在如下几方面加强努力：一是要主动承办全球性、国际性重量级赛事和会议，让志愿公益在服务大型国际活动中传播深圳故事，弘扬深圳文化；二是要让更多志愿服务“走出去”，把志愿服务交流列入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援外志愿服务，加大与其他地区和国际志愿服务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机会，增强深圳志愿公益的国际话语权，努力让深圳志愿公益成为各国城市借鉴的典范案例，助力深圳迈向“国际志愿者之城”。

　　当前深圳志愿服务数据的界定和交换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志愿服务组织各行其是，项目管理不规范，交换标准不一致，数据公信力不足，影响志愿者礼遇、评优等工作，亟需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通过该标准，规范志愿者注册、招募和等级认定工作，对志愿者实行安全等级、专业等级、服务等级和数据等级的认定和晋级规范制度，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例如，根据志愿服务项目的劳动力含量、技能含量和智力含量，出台志愿服务时长的政府指导兑换标准，建立全市统一的记录、兑换和管理运营体系，为数据互联互通和志愿服务交换机制奠定基础，提高志愿服务各环节联通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志愿服务信息化系统供需精准对接还有待完善，“服务过剩”和“服务不足”同时存在，供需端不匹配影响着志愿服务的认可度、吸引力和持续发展。深圳要充分发挥自身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实力，加强大数据协力。深入开发并迭代“志愿深圳”App，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去中心化的多边互助平台，建立不同专业领域、年龄层次、不同等级的志愿者库，建立市—区—街道—学校/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志愿服务项目库，在App上实现类似淘宝、美团下单、接单的智能匹配。通过平台实时记录、更新志愿服务时长，通过App兑现奖励办法，构建志愿服务供给和需求、志愿服务积分登记和奖励兑现的人际互动和交叉网络。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部分志愿服务组织以无偿性为由将志愿者视为廉价或免费劳动力，导致志愿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被志愿”“志愿服务作秀”“造盆景”等现象时有发生。还有部分市民重财轻善，精神富裕跟不上物资富裕。这些都影响了深圳志愿公益的形象，影响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将利他和利己巧妙结合，探索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输出和商户联盟合作的良性生态模式，围绕志愿者的城市礼遇、“时间银行”等方面探索更多激励措施。调查发现，礼遇激励、信用激励和精神激励是受访者认为最有效的形式。2022年4月15日“深圳市志愿者礼遇计划”首批20项清单正式发布，便是一大进步。将志愿服务和“时间银行”相结合亦是一种对志愿服务有效的管理行为。王焕通过调查实验和案例研究论证发现，时间银行会提高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带来可持续志愿参与。还可以参考德国做法，采用货币调控手段，以一定量的志愿服务抵偿一定的免税额或其他免税与抵扣税项目。

　　探索建立广泛认可的监督办法，规范志愿服务评估体系，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同时，强化主流媒体的正面引导，坚定志愿公益的功能、定位和友善互助的基本逻辑，遵循“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内核，涵育主流价值，确保志愿服务事业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总之，在坚持公益初心，不以报酬为目的的前提下，志愿公益要以市民需求为本，巧妙地将精神激励与商业激励相结合，让志愿服务流动起来，让城市资源流动起来，有助于实现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让有公益心的贫困群体免于生计奔波，全身心参与志愿服务。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福祉，它把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大众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其发展目标。志愿公益作为一项崇高的国际性事业，已成为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新时代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标杆与样板，站在国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使命高度，立足新时代，深圳志愿公益展现新作为，打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创新治理格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城市共同富裕；培育民生幸福的社区共同体，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城市文明典范建设。要特别说明的是，深圳志愿公益是政府服务的补充，而不是减少或替代政府服务。志愿公益与现有的政府服务模式可以有效互补，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过程中还要做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基金项目：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青年课题“城市文明典范建设视域下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国际比较研究”（SZ2022C021）；深圳市教育科学2020年度规划课题“人本主义教育视角下创新创业教育‘深圳模式’的构建研究——以深圳高职教育为例”（ybfz20053）

　　协办单位：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