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家族大灭绝“我们在四川德阳民乐村做了食用菌和长毛兔两个产业项目，做了三年全都失败了。当时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产业没有问题，合作社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失败？后来我们才知道，失败是因为村里的能人没有跟大家一块来干，村民也并不信任外来的能人，所以最终这两个产业项目都还是失败了。“

　　5月31日下午，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经验研讨暨《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新书分享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南校区大有书馆举行。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讲述着2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民乐村”搞砸“了的乡村产业项目。关于这段过往的心得和感受，刘文奎在书中这样写道：”民乐村的遭遇没有动摇我们对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反而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阻碍乡村发展的症结所在。“

　　”大多数公益组织更喜欢把足够成功和积极的项目模式对外分享，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过去经历的灰暗颓丧的失败案例拿出来‘示众’，主动公开过去失败的项目，你就没有一点顾虑吗？”现场采访时，《华夏时报》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刘文奎。

　　对此，刘文奎表示，人们之所以愿意分享某件事，通常是觉得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值得思考的价值。“为什么我们愿意分享这个失败的案例？我有时候开玩笑地说，那是因为后来我们成功了。从后来的成功来看之前的失败，我们觉得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民乐村失败了，而且我们的工作也就此停滞，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信心到处跟大家说，我们”做砸了“。

　　从中国扶贫基金会基层员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刘文奎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些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国内贫困地区的边边角角，对因地域差异、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贫困现状多有了解，更将当地村民的善良朴实烙印于心。因为了解，所以深爱——也因此，四川德阳民乐村的失败并没有让他和基金会的伙伴们就此停下脚步，而是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助力乡村发展的道路上再次奔跑。

　　”2010年我们来到了青海玉树的甘达村，来的时候我们就和村民提了条件，说我们可以支持他们发展产业项目，几百万他们可以申请，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建立合作社，全体村民都得加入进来，都得有股份；第二，把村里最能干的人选出来带着大伙干，否则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讲完了民乐村的”滑铁卢之战“，刘文奎又接着讲起了后来在甘达村的成功之路。

　　甘达村最后选出的能人是巴桑扎西，他是全村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也是当地唯一来过北上广深的村民。巴桑扎西虫草生意做的算不错，但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意，带领村民一起发展合作社。中国扶贫基金会投了300万给村里，买了几台运输车和挖掘机，最后这个合作社用了两年时间把300万全赚回来了。

　　对于刘文奎的讲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很有共鸣。她说：”其实我跟刘文奎是‘一伙’的，我做农村合作组织做了很多年，他做公益做了20年，而且最近的六年是越做越往上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美村宿、善品公社原来我们只是耳闻，后来我去实地考察调研之后才发现，中国扶贫基金会真的是‘敢为天下先’，不仅把乡村和外部市场连接起来，而且认认真真做专业工作，重估资源价值、土地价值、闲置房屋，然后把这些价值用重建合作社的方式予以激活。”

　　杨团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将经济价值嵌入公益价值，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公商业态系统模式，包括公益为轴、市场导向、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系统综合。在她看来，乡村振兴是中国最大的公益，乡村振兴给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她表示，社会组织首先要对乡村振兴有正确的认知，结合乡村需求评估自身优势，找准差异化方向，做好方案规划和成果评价。同时，应当打破门户之见，主动与各界建立合作关系。

　　近年来，年逾七旬的杨团一直活跃在中国公益一线，从最初的感性认知到今天的理性观察，她对公益格局的建构不但越来越“接地气”，而且愈加严谨科学。对于欲投身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公益组织，杨团的建议率直而犀利：“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初心摆正了没有，你是为自己做，为挣钱做，还是为农民做，为乡村做？”

　　这场新书分享会更像是一场助力乡村振兴的“头脑风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多年来探索了很好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的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在产业发展的同时，能够使整个村的村民包括贫困户真正受益。“这种模式值得探讨。”

　　他提出，乡村振兴必须跟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有研究预测，未来到2050年，农村人口比例约20%，城镇人口约80%，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组织如何介入乡村发展，要有更为实际的思考。

　　汪三贵举例说：“所有现代化国家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很低，农民的比例更低。这个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逻辑，农村不可能创造那么多的价值，高水平养活大量的人口，因为农村毕竟是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当然在一产的基础上可以发展一部分第二产业，城市有聚集性规模效应，所以当你把第二产业分散到农村去，是没法跟城市的第二产业竞争的。第三产业的主体也在城市，高端的金融服务业，各种服务业主体等还是在城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乡村振兴必须跟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毕竟农村还有大量的人需要进城，农民今后的收入主要是靠就业，而不是都当老板。”

　　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中的人才问题，著名企业家王石、冯仑及著名经济学家海闻教授于 2019 年 1 月共同创始成立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作为该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陆波表示，基金会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价值倡导，通过组织创新实现跨界和破圈，通过产品创新推出有吸引力的公益项目，通过传播创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陆波认为，目前乡村人才培养存在两个瓶颈难以解决：一是留不住，二是不实用。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不断前进并探索出助力乡村发展的多元路径和策略。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自乡村发展基金会成立至今，陆波一直在坚持对基金会百位联合创始人进行访谈，提出在他看来至关重要且与公益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作为退休的地产界大佬，你为什么要参与乡村振兴？

　　作为一个奥运冠军，你为什么要关注乡村振兴？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你为什么聚焦乡村振兴？你的能量是什么？你的优势是什么？

　　同样是作为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人之一，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丁文锋理事长的话题始终围绕着“人才”展开。“为什么说关键在人才呢？首先，现代化进程千化万化，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的现代化。乡村人才振兴与其他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四个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乡村振兴是五大振兴中的关键所在，因而解决人才问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内在和必然要求。”

　　丁文锋说，目前乡村中青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人才总量不够，结构失衡，素质偏低，老龄化严重，乡村人才需求和供给之间产生的现实矛盾等问题势必导致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三乡主体创业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的产生。唯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问题，乡村振兴才会有发展。

　　刘文奎表示，《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记录的不仅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求真务实之路，更凝结了他和基金会同仁们多年坚持奋斗的爱心和信心，正因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肩前行，他们坚信：中国乡村振兴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