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凡人修神传“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是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提出来的，强调的是军队必须做好文化教育工作，总结提炼了我军不断调整完善的文化教育方针，生动精辟地阐明了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这句名言所包含的治军理念以及我军的文化教育工作内容，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在1944年从文化角度对人民军队提出这样的训示，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在提出之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深入思考；在提出之后，我军的文化教育工作更是遵循这样的要求和方向进一步深化，使我军真正成为一支高素质的现代化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军队文化教育。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设立培训基层军官的红军教导队。早在1929年12月，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对红四军的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到瑞金时期，还组织了红军学校和各式教育机构，对军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的军队承担着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如何全面提升军队的素质，成为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1938年11月，在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时明确提出，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

　　1939年，在延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军队里也出现了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各种学习小组。同年5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召开。在会上解释了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即“我们要领导革命”。他还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当时队伍中出现的“本领恐慌”问题。是这么说的：有些老干部，有些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逐渐地，“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开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想开铺子，就要进货。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

　　点明：“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

　　这次会议上，还倡导了一种学习观念：“学习应该学到底。”他说：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我们要克服这个顽敌。

　　当年的延安，有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等培养各类军政干部的学校。除了在抗大这样的正规军事政治学校中培训部队指战员外，我党、我军及边区政府还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了扫盲教育活动，如开设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开展边区冬学活动、识字活动等，整个延安呈现出浓厚的学习氛围。

　　革命形势的发展，让广大的干部战士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教育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正如所说的：“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1939年12月，起草并发布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希望把“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他甚至形象地提醒各级干部：“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的提倡，很快得到落实。这种结合取得了显著的实效，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实现了携手进、同步走。一方面，有些初到根据地时还以“先生”“小姐”相称、在思想作风上与劳动群众距离很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锻炼，逐步变成了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甘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另一方面，军队里也“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在这种“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在1940年12月提出了更具体的指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

　　到了1941年4月，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

　　实践的发展，不断证明着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践的发展，也不断证明着人民军队提高文化素质的重要性。

　　到了1942年，随着“增长力量，准备反攻”的到来，等人对如何提升人民军队综合素质的问题思考得更深。1942年3月4日，、朱德和时任副主席的王稼祥借给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写慰问信之机，对部队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在信中，他们充分肯定了战士们从全面抗战以来，“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的学习以及内部的工作上，都有了进步”，交代了要在1942年“配合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准备进攻，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和任务，然后提出：“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到了1944年，开展文化教育成为党和军队三大重点工作之一。分析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工作重点有3项：“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了边区的军队教育问题。

　　在会上讲，当时的边区环境是“今年比去年好，摩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对于边区老早就提出来的“战争、生产、教育”口号，认为，“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边区的生产已经有了进步，教育和文化工作就更应该提出来了。

　　讲到这儿，特别指出：“军队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所以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文化这一门，的评价是：“也不是很有成绩。”在不留情面的评价之后，继续说：“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说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习，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所以，“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

　　文化的力量有多大？给大家举了个“文化”发挥作用的例子：“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

　　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讲：“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落实到当时边区的发展情况，分析说：“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

　　那么，文化对于军事、军队有多重要？把文化具体到知识，说：“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么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的意思，用大白话表达出来，就是“没有文化就不行”。这样的说法，干部战士们特别容易懂。还举了北伐时期的例子，说新军队比旧军队好，是同建立黄埔军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所以其他军队也就比不上了。

　　说到发展文化的方法时，又点了“识字组”的名。他说：“边区过去也搞过识字组，但是失败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做。”但是，识字组能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

　　为了推广识字组，还提出了一个“手巾鼓励法”：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识字当然比不识字好，于是识字的人就神气。再评选几个模范出来，奖给他们几块手巾，字也识了，手巾也有了，搞它两年就可以搞成一个风气”。

　　文化对于军事、军队的重要性，被一再阐释、反复强调。在这次会上的讲线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又提到了文化教育问题。他在广大师生面前定下了一个目标：边区140万老百姓，10万党、政、军，一共150万人，都要识字。说：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诚然，学习文化是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科学的基础。没有文化，其他理论也很难学得进去。

　　然而，要让部队全面提高文化素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始终坚持不懈地反复提醒和教育大家。

　　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干脆使用了更为直接明了的语言来提醒部队干部战士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在此之后，关于军队文化教育工作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的思想，更加地深入人心。

　　在1944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军事教育时，曾说：“今冬要来一个大练兵。”到这年的12月，在布置1945年的任务时再次强调：“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

　　我军的文化教育事业，伴随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蓬勃发展。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了新的局面。

　　1947年，时值五四运动28周年纪念，在修改新华社社论时写上了自己对于革命文化事业的期许：“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前还有强大的敌人与艰苦的战斗，因此，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对于如何在军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考虑是很细致、很实用的。举个例子，认为在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他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办法：“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

　　1949年7月，在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方位、正规

　　1950年8月1日，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的第一项，提出了梯次递进、逐步提高的目标任务：“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还要求，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巨大的学校”：“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革命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是以农民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二是部队现实情况。当时官兵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三是国防建设任务。为使我军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的这篇著名的“八一指示”，对文化教育的规模、时间、目标以及教学、考试、经费等各个方面，作出了相当具体的规定和相当详细的安排，比如：连队教育。“暂规定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30%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10%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在职教育。“各部队应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而以在职教育为重点，举办各种文化学校”；干部教育。“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一部分优秀的青年战士，也可选调入学”。

　　这份指示，为全军规范教育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为全体指战员全面提升素质，提出了系统的规划。同年10月，军委总政治部提出教育实施方案，强调文化建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军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这次计划详尽的文化教育运动，尽管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在一些方面没能按原计划全面落实，但各部队抓教育的任务并没有耽误。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军战士在1951年初期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其中识500字以下者在30%左右；干部中的文化程度不及高小者约占68%，其中达到初小者仅30%左右。到1953年中期，从原来官兵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八成左右，已经变为超过八成达到初小以上文化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军除了在部队开办文化夜校、文化补习班、文化训练队、速成小学、速成中学等，还逐步建立起军事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以及各军、兵种各专业院校。部队的文化教育，也由突击式教育转入长期性和正规化教育。军队文化建设，逐步实现由文化扫盲、识字向正规文化教育的跨越，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军队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提升科技水平，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倾注了许多心血。

　　1953年8月，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明确提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认为，只有掌握科学技术，军队才能走向现代化，才能形成新的战斗力。为此，他要求全党全军同志，要适应新情况，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使自己成为内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原子能时代到来的一些特点，明确提出，我们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要向科学进军，要钻研原子能时代。

　　1955年3月，向全党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研社会主义改造，钻研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研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他明确要求部队要加强原子能方面的理论研究，要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力量，特别是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指出：目前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这就要求技术革命。他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这些指示对于全军的科学文化学习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1954年到1959年，经批准，根据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全军院校进行调整，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并按军兵种分别建立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军兵种的高等院校。为提高部队官兵整体文化素质，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学校，培养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军院校达到120余所，形成了初、中、高三级院校体系，建立了干部院校培训制度，全军60%以上的军官经过本级院校培训，全部经过院校短期培训。通过院校学习，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战争知识、会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指挥员走上了军队的领导岗位。

　　1959年1月14日，根据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以10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全军再次掀起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至1959年这10年间，经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高。1959年1月的《指示》进一步提出“以十年为期”的教育目标，是对军队现代化的更高要求。在整个过程中，对军队文化教育和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始终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964年6月，借军队“大练兵”之机，在检阅北京、济南军区部队时，不仅对部队军事训练作出重要指示，还着重强调了部队的文化教育。用精练易懂的语言，这样向部队提要求：“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文化”这一概念，正是创建人民军队，领导和推进部队建设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尤其是现代军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正是在持续不断的教育和倡导下，人民军队中诞生了一系列不朽的精神，如战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改革开放初期，在讲到军队的带头作用时，曾经以自己的深切体会说：“历来树立毛主席培养的好作风是军队带头的。不是叫‘宣传队’‘播种机’吗？是军队把好作风带到地方，从长征开始以后就遍及全国。毛主席培养的好作风是由军队、根据地的干部带到全国去的。现在要发扬这些作风，这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问题。”

　　的这些话，恰恰说明了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精神文化优势以及她之所以伟大的深刻内涵，同时也印证了那句伟大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