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e janky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020年11月14日，习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今年7月，习在江苏考察时再次强调：“江苏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积极参与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

　　南京坚决贯彻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在保护传承中不断挖掘长江文化内涵，深化实践探索，加快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11月9日，南京举行2023长江文化发展研讨会，以“弘扬长江文化时代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主题，总结交流长江文化研究成果，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精神内涵，深入发掘长江文化时代价值，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提出建议。

　　本次研讨会，由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市社科联（院）、中国经济信息社主办，南京长江文化研究院、中国经济信息社江苏中心、南京广播电视集团承办。

　　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从而擦亮民族的“符号”，凸显文明的“象征”，长江文化才能以其独特而磅礴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一级研究员（院士）、博导王巍，以“探源工程所见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为主题，分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发展进程，梳理中华文明的地域变迁和整体发展脉络。

　　王巍表示，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综合发展研究，简称“探源工程”，是从国家“十五”一直到“十四五”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是主要执行单位，全国各省份考古机构和相关高校都参加。探源工程参与学科多、参加人数多、重要发现多，立项的考古发掘入选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就有十几项。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变革，也是世界性的课题。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一直延续至今。”他说，探源工程主要研究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是否具有5000年历史；第二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第三是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其中，第二个大问题主要是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第三个大问题主要研究以黄河中游为引领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如何、为何形成的，还有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和外部其他文明发生了怎样的联系、起了怎样的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中华文明的特质。

　　探源工程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分工和分化，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高技术含量专业化，出现贫富贵贱的分化，最后出现王权和国家。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的产生，即文明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物质、精神、制度文明的总和。物质生产发展、精神生活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是文明起源非常关键的前提。文明形成，是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精神生活进一步丰富、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王权和国家。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是文明因素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质变点就是国家的产生。探源工程选择四个都邑性遗址与40余处区域聚落群开展田野考古研究，提出区域性文明三要素：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根据研究，5500年是个重要的节点，这时候在全国相当多地区开始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即将迈入文明社会门槛。

　　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形成，首先表现为农业出现。长江下游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确认栽培水稻，稻作农业出现。8000年起步的跨湖桥文化，发现有独木舟、陶瓷技术，对太阳的信仰已经形成。距今7000-6000年，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玉器制作技术发达，带活口的耳环，是北到赤峰南到长江下游普遍流行的装饰。社会分化加剧大约在距今6000-5500年阶段，最早社会分化在江苏苏州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安徽马鞍山发现了面积14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最大墓葬出土88公斤的玉猪。良渚大墓在苏州草鞋山，出土的玉琮距今4800年。一系列发现让探源工程得出结论，良渚进入了文明社会。世界遗产理事会的评语说，良渚古城遗址，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该遗址证实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存在过具有统一信仰、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区域性国家，它代表了一个具有复杂功能和结构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长江流域对“多元统一”中华文明起源的卓越贡献，是中国甚至是东亚5000多年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中华文明万年奠基，8000年起步，以跨护桥遗址为代表。6000年加速，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社会出现明显分化。”王巍说，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以凌家滩和良渚遗址为代表。4300年前良渚文明衰落，到4000年时中原王朝建立。世界遗产理事会对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其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只有看清过去、把握当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长李凤亮，围绕“以生态文明观推进长江文化高质量发展”，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长江文化的价值，提出以文化线路理念发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载体作用，在彰显长江特色、国家意识、文化价值的过程中，从场景、全域、叙事等方面做好长江文化的叙事创新。

　　李凤亮从长江文化生命性、生长性和人文性三个角度探讨长江文化价值。就生命性角度而言，长江文化是一种生命性体现，主要表现为对文化生态的涵育。从生命起始来看，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文明离不开长江和黄河的滋养。千年来江河共进，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基因结构。

　　生长性方面，体现为文化浸润。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的千年文脉是沿着长江十几个省区市展开的，6300余公里的长江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留下深厚的遗产，十几个省区市拥有众多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遗产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长廊，还留下了熠熠生辉的文化胜迹。

　　长江文化人文性，体现为人文的涵养。长江在千年宏大叙事框架中，涵养出以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包容开放等为鲜明特质的人文精神。自古以来，长江就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在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建设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再到今天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都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

　　长江有着多元异质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羌藏、巴蜀、吴越等文化区域。以江苏为例，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建设中，依据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提出沿江八市不同布局。比如，南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区，苏锡常联合打造吴文化专题展示区，镇江、泰州、扬州联合打造运河文化专题展示区，在南通建设近代工业文化展示区。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是生态、生产、生活的相融共生，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以达到文化生产持续、文化脉络赓续、美好生活永续。”李凤亮说，面向未来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引推进长江文化建设，处理好环境生态保护、文化资源开发与产业积极发展的关系，处理好长江文化根脉传承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的关系，处理好长江文化的时代阐释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关系。为此，要特别重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在长江文明现代转型中的生态载体作用。

　　在他看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凸显长江特色，以开放、包容、创新的长江文化为统一的风格底色，构建多元统一的文化格局。要将长江所凝聚的民族文化认同拓展到全球事业，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对外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一部分。要秉承文化价值，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平台，以公园式的环境生态为基础，促进长江生态价值的多维转化。要以新时代生态文明观推进长江文化融合创新。比如，以文化场景的建构来创新长江历史文化记忆的现代表达，将零散复杂的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整合成统一动态的系统，推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以文明的相互滋养，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和共同的价值认同感；创新长江文明与新兴的数字文明、世界文明的对话空间和话语体系，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场馆、城市地标、建筑场所，从序列场所转化成虚实相间的动态体验。

　　“长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自主的，也是能动的。”他说，对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时代内涵和价值阐释，应当置于文化自觉、文明创新的高度去把握；以长江文化为国家文化象征符号的建构，应当放到全球性文化认同中进一步扩大、理解和推广。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旅游报社原社长高舜礼，以“长江沿线人文场景的价值发掘与旅游利用”为题，探索文旅融合创新路径，挖掘场景文化资源，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做贡献。

　　高舜礼说，场景是最近一段时间旅游业界提出的话题。其大致是指在自然风景之外，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场面。清末民初，康有为游历欧美，除了逛公园，也爱关注社会场景，如街景、商场、市井等。现在，各地区的婚嫁习俗、节庆集市、书场茶馆，也是游客喜欢关注的场景。至于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有时候专指文学艺术之类。若是讲到文旅融合，主要是指产业层面，即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而非笼统的大融合。

　　他认为，“人文场景”也可指“场景文化”，是一个较宽广的范畴，长江流域相关的文化资源，皆可囊括在内。长江流域的场景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应用性的大题目，关乎历史、文化、民俗、经济、生态、旅游。在场景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中，应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关联性、综合性、融合性、拉动性特征，围绕更好地满足和优化旅游供给侧，主动地加以探索、创新和开拓，争取最大化地转化为服务民众的物质与精神食粮，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更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挖掘有时代价值的人文场景，是指发现、保护、利用那些有现实意义、有代表性、有传承必要、有益于滋养民众的，而不是泛泛的场景文化。”他说，最好的发掘利用方式之一，就是做文化旅游式的开发，进而阐释长江的历史地位和精神气质，讲清楚长江所代表的文明和文化，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和伟大复兴的影响。

　　具体来说，第一，以专业的眼光发现场景。要由专业素养者，即文化、历史、方志、旅游、艺术等学科人士去发现。要做必要的调查和筛选，客观评估存在的现状，包括场景的完整度、代表性、可利用性，以及周围环境、交叉程度、提升难度等。要预估开发后的市场反响，比如散落民间的“打铁花”，现在成为各地夜景标配；清明节的“青团”“清明粿”，成为很多地方旅游餐饮品种。

　　第二，以历史与文化的眼光审视场景。强调历史的专业眼光。人文场景是迭代交叉、逐代积累的，只有研究地方史、民俗史的人，才会说得清、有好建议。凸显场景文化的特色和价值，既要进行“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也要“开门纳谏”，广泛倾听旅行社、旅游者的意见。比如，各地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像丽江纳西古乐、江浙昆曲等，是游客所喜闻乐见的。

　　第三，以市场的眼光把握场景。发掘场景文化，除少部分可作为公益项目，多数得考虑市场化运作，避免背上包袱。因此，要专业论证和规划先行，把市场导向贯彻始终，以市场经济眼光把握大多数的场景文化，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政府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场景文化比较密集、品位较高、保存完整、空间适当的，如杭州运河边的小河直街、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片区等，应该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对待。对单体和较小场景文化的开发，要积极探索小而精、有情调、有参与性的旅游业态，加强精细化开发，不简单移植。还要善于发现主客共享的场景文化，使之成为重要的吸引物。比如傣族的赶摆、北方庙会，都是很好的场景文化。

　　第四，以时尚的眼光点亮场景。既要强调在地文化特征，也要敢于突破、创新。各地探索既要注意扎根在地文化，也不能墨守成规，需要标新立异。比如，知名的莫干山民宿，并非在地文化。加强沿江沿河的夜消费开发。以专业的灯光和美化设计，做好夜间景观，并适度延伸向岸边旅游、休闲点，营造主客共享的夜休闲氛围，开展夜游览、夜娱乐、夜餐饮、夜消费等。

　　第五，以融合的眼光呈现文化场景。文化场景的挖掘与呈现，不是一张白纸，研究如何布局很重要，有的只能穿靴戴帽、加以粉饰，有的只能见缝插针、移花接木。要注意景城融合。很多文化场景，只能在现有基础上微改造、微提升，实际是一种景城融合、主客共享。如杭州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商铺、客栈密布，是游客慕名的云集之所。要注意休闲空间的生活化。比如，北京的东华门到隆福寺之间，休闲业态多元化的一体开发，嘉善的西塘古镇夜游等。

　　让一个城市既看得见过去，又看得见未来，是文化发展的重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傅才武，以“充分发挥武昌古城在长江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时代价值”为题，介绍了武昌古城如何以绣花功夫呈现出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从而在推进长江文化发展中做好传承和创新文章。

　　“2023年10月12日，习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具有自然山水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小城镇和美丽乡村，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傅才武说，武汉和南京都是具有自然山水特色和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是长江沿线城市，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他着重介绍了“武汉三镇”中的武昌，作为一种复合文化空间形态所承载的长江历史文脉，以及武昌古城空间结构的转型过程体现出的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公元223年，吴主孙权在武昌黄鹄山西北跨山筑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取名夏口，开启了武昌建城历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以夏口城为基址扩展而筑鄂州城，让武昌进入到东南重镇时期。明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城方二十里，辟门九座”。“宋明时的武昌，江面船只汇聚，里巷阡陌，街面商铺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设施完备，商旅和文人学士荟萃。武昌城作为长江中游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格局基本定型。”傅才武说，1800年的武昌古城，成为长江流域保存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高地。因为几千年来，长江文化融合了羌藏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等诸多元素，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和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武昌古城借助于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地位，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建构了中华民族深沉的文化记忆。在“肇造区夏”的历史进程中，武昌古城更是保存了“何以中国”深厚的历史记忆。

　　不仅如此，1861年汉口开埠和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启了武昌城市功能和城市布局结构的近代转型。江汉平原水泽遍布的地理环境，既塑造了楚人浪漫奔放的族群性格，又造就了其浪漫瑰丽之文学风格。武昌和襄阳、荆州等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将江南诗性文化的特征不断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独特的“诗性基因”。“文化基因、英雄血脉在武昌这片热土传承。”他说，武昌古城的时代价值，体现了承载中华民族族群演进过程历史记忆的独特价值。

　　武昌古城空间结构的转型过程，则体现出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傅才武认为，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型空间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正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傅才武表示，经过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大多数大城市在物理空间的快速扩容日益逼近天花板。随着大城市在物理空间上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以文化城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随着2022年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昌古城成为建设武汉先行示范区的核心项目，武昌古城进入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用绣花功夫“微改造”，把位于武昌区西部的昙华林，打造成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做好传承和创新长江文化发展大文章。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体化进程。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和生态形态、经济形态、社会治理形态凝聚在一起。在推进长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动长江人文经济带创新发展是共同演进的，需要我们有“不尽长江滚滚来”“时代创新帆帆起”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南京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顾江，以“挖掘长江文化时代价值，助推长江人文经济带创新发展”为题，系统探讨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精神内涵，并就推动长江人文经济带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顾江认为，长江文化是以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为环境条件，以历史时期沿线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数千年来流域内人类社会实践积累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综合，包括巴蜀、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具体形态，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体现，由文化结构、文化载体、实践主体、文化成果等方面所构成的系统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兼具时空性、流域性和地域性的多维立体文化。

　　在他看来，长江文化是多元文脉融合共生的文化结构。以“人”为实践主体的文化与人们的活动息息相关且包含甚广，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可分为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科教文化等；从生产生活的具体要素构成来看可分为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技艺文化、丧葬婚姻文化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文化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合、共生、发展，共同构成了长江文化这一复合性文化系统。

　　长江文化是多元属性集聚一体的文化载体。从自然属性来看，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长河，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一种客观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从经济属性来看，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不仅有利于农业、渔业、航运的发展，还使得长江流域交通便捷，推动了沿线城市的商业往来，如今更是我国横跨东、中、西的重要经济带。从社会属性来看，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近年来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深藏地下数千年的实物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起源地之一。从文化属性来看，长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长的摇篮，具有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的文化高度。

　　“长江文化也是创造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主体。”他说，长江文化实践主体具有共性与多样性。共性在于文化实践主体拥有共同的实践对象——长江，植根于中华文明主脉，在中华文明熏陶、长江河系滋润中孕育而成的具有强烈认同感的长江文化共同体，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精神纽带和中坚力量，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特质。多样性在于长江不同地段的地域环境影响实践主体，创造的诸如成都平原的巴蜀文化、江汉平原的荆楚文化、长三角地区的江南文化等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形态。还有，长江文化是兼容并蓄、融通创新的文化成果。长江流域是一个“开放型”而不是“封闭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长江处于我国“大陆—海洋型”地理环境的敞开面，与外界及周边环境不断进行着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转换。回溯长江文化，早期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立足长江文化的这些特征，顾江从“两个结合”视角下探讨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精神特质。其中，时代价值是将信仰、社会主义信念与长江文化内蕴的中华民族千年理想有机结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与长江文化内蕴的礼乐文明有机结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长江文化内蕴的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长江文化内蕴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取向有机结合，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长江文化内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长江文化内蕴协和万邦的邦交之道有机结合。

　　精神特质表现为奔流不息、行健不止的追求精神，勇于挑战、自我变革的创新思维，和而不同、美美共生的统一追求，兼收并蓄、纲络群流的包容胸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和平观念，崇文厚德、经世致用的民族品格，天人合一、绿色发展的共生思想。

　　顾江建议从六个方面助推长江人文经济带创新发展。一是规划统筹兼顾，推进长江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二是创新引领方向，强化长江文化产业升级内生动力。三是纵深发展产业，构建长江文化产业带强产业链。四是培育“专精特新”，保持多元化市场主体竞合活力。五是完善布局结构，促进长江文化产业带平衡发展。六是平衡供给需求，提高长江文化产业带有效供给。

　　文化建设是有目标的，有价值追求的，最终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江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也要体现这样的主旨。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副厅长龚良，以“最忆是江南”为题，介绍了长江下游文明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龚良认为，长江文化不是一个线性遗产，而是一个区域概念。长江文化不仅是在长江沿线，而是在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核心地带。长江文化有四个核心区：四川盆地、湖南的洞庭湖流域、江西的鄱阳湖流域和江苏的环太湖流域。

　　从早期文明来看，环太湖流域是长江文化最主要的核心。因为长江文化的本质是农耕文明，而“鱼米之乡”是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特征。同时，长江文化上游、中游、下游有不同的创新发展。可以说，农耕文明+创新是长江文化的特色。

　　“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华文明起源从一元说到满天星斗说，而长江和黄河流域是最重要的两个中华文明起源地。其中，长江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一脉相承、长期繁荣。经济发展养育了长江流域的百姓，生态环境养成了他们特殊的性格，比如追求精巧、雅致、舒适、美好的生活；对内对外交流发展内容丰富，比如上江与下江、长江与运河、长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在他看来，长江流域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文明、生态、创新、交流以及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生活。“长江文化最美好生活的地点在江南。”他说，因为长江文化和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加上长江的农耕文化和创新，使得江南成为最好的一个地方。“今天大家都在说江南好，江南有小桥流水，江南有人文精神，有很好的文化性格，我们往往把最美好生活的代名词理解为江南。”

　　早期江南文化是从环太湖流域开始的。骆驼墩在宜兴的，薛城遗址在南京。东山村遗址在江阴。良渚文明寺墩遗址和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都是这个时期长江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他看来，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有“文明、生态、包容、开放”的人文价值。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长江是题中应有之义。公园是供公众休息游览的园林，长江流域所有合适的地方都可以建成公园。文化公园是以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文化公园突出的是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

　　龚良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承载中华文化内涵、体现国家意志的公共服务场所，具有国家性和人民性。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基于保护和展现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延续和传承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意识，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依托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由国家划定、国家拥有、国家管理、全民共享的公园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是国家力量的体现，比如粮仓（经济）、美丽家园（文化）、创新（发明）、对外交往交流等；是国家文明的体现，比如农耕文明、生态文明、工商业文明；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场所。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该立足于古代文明传承、自然生态保护、时代创新发展、对外交流交往、构建美好家园等，建设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和杰出代表，要通过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要力争在自然生态保护、古代文明传承、时代创新发展、对外交流交往、构建美好家园上下功夫。”龚良说，要梳理江苏长江文化资源，明确江苏公园的特色定位，比如鱼米之乡、吴地文化、对外交流、南都繁华、江南美好；要保护长江文化遗产，建设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和文化主题公园；要抓好重点项目，服务美好生活。比如建设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