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莲的缝和欲■从5300年前开始，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大约3800年前，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以河南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大家认同的是文化，认同的是文明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文化自信：第一条，中国文化最适合我们的国情、民情；第二条，中国文化是能够不断更新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三条，中华民族善于学习，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并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在马克思墓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

　　这也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在长期的生存、生活、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与其相应的各种物质精神财富。其中的个体就是具体的文化，而总体就是文明。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对我们自己文明的自信。我们讲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就是对中华文明的自信。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不是具体到我们文明中的每一项，也不因为我们讲文化自信，就必须要肯定我们自己的每一项具体文化都一定是最先进的，或者认为我们的每一项具体文化都必须是最好的。文化自信，是对整体而言的。

　　那么，什么是中华文明？那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的5000多年里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关于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曾有人提出过疑问。因为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都能找到反映其历史长度的物证，但中华文明除了后人的记载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能够证明5000年文明的实物。于是，我们下决心组织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有了明确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大约5800年以前，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像浙江余杭的河姆渡、山西襄汾的陶寺、陕西神木的石峁等，都出现了文明的迹象。

　　从5300年前开始，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大约3800年前，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以河南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的文明实际上不止5000年。那些建筑都在地下了，但可以把它们发掘出来；尽管表面没有了，但可以清楚看到哪些地方是夯土、墙基、柱础、建筑物、道路、城墙、作坊、祭祀场所、墓葬、堤防等，还可能找到石器、工具、工艺品、陶器、玉器、青铜器、陪葬品、祭祀用品、甲骨文等，并用碳-14的办法断定它的时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里面有街道、公共建筑、宫殿、作坊、祭祀场所等，还发现了高等级的墓葬，有大量的陪葬品。这证明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不仅具备了相当强大的生产能力，还出现了阶层的分化。阶层分化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个工程的成果公布后，基本就没有争议了，充分证明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而且，这还只是一个下限。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想这个时间肯定还会提前。

　　比如，小麦最早是巴比伦人将其驯化的，成为人类能够栽培的粮食作物。这倒并不是说巴比伦人比中华民族的祖先要高明，而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地球上野生作物很多，但能够被人类驯化成为粮食作物的不超过20种，大多数都分布在地中海式气候地带。地中海式气候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冬天不是很冷，且降水比较充沛。

　　中国本土最早驯化的，北方是小米、大豆，南方是水稻。水稻淀粉含量高，但栽培条件比较复杂，需要大量的水和平整的土地。相对来讲，小麦的栽培条件比较简单，且蛋白质含量很高。所以，小麦传播到黄河中下游后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在夏朝以前都是“公天下”，部落首领用推举或其他方法产生。从大禹的儿子开始变成世袭了，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农业生产，来自大规模推广小麦后产生的物质财富基础。

　　再举个例子，青铜并不是天然的，而是要在铜里面加上一定比例的锡，有的还要加一点铅。在古代巴比伦、今天伊拉克这一带发现的青铜器时间，比我们发现的青铜器时间更早。但是，我们的先人并不是简单接受人家的技术、知识，而是有自己的创新。

　　比如，青铜在巴比伦主要是用来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到了中国慢慢地变成用来制造礼器。我们讲古代礼乐文明，这个“礼”体现在什么地方？其中之一就体现在用青铜铸造的器物上。它代表一定的等级、一定的地位、一定的礼仪制度。

　　“鼎”最早是用陶土捏的，用来盛放食物。青铜器来了，出现了三个脚的青铜鼎。这个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象征着从天子到诸侯到贵族不同的等级，严格规定天子、诸侯用多大的鼎，鼎上用什么花纹，代表什么等级，进而成为一种制度的象征。

　　历史并不一定都是通过文字记载的，但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比较精确、具体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了普遍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甲骨文才构成文字，这个时间是3800年前。

　　也有学者提出，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难道在它之前没有其他文字？当然完全可能有。但我们研究历史、讲历史一定要有证据，没有找到证据时不能随便下结论。

　　有些人感到有些遗憾，像巴比伦、埃及、地中海周围已经发现并可以破解的文字比我们早得多。但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或者哪个群体可以什么事情都是最先进、最早的，这也是正常的。

　　我们知道了这三个主要特点，并且肯定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前创造了中华文明，这是文化自信的一个基础。

　　今天讲中国文化，应该是所有56个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只有汉族的文化。即使讲汉族，本身也是多样的。我们现在讲炎黄子孙，不专指血统的根，而是文化的根。大家认同的是文化，认同的是文明。

　　汉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并不是说汉族的出生率特别高。华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农业民族文化为主，不断吸收牧业民族甚至包括采集狩猎民族等的长处而形成的。

　　比如，音乐、舞蹈。如果要展示自己的音乐、舞蹈才艺的话，倒是有些人口比较少的民族往往能够表现出动人心魄的音乐、舞蹈的形式。历史上也是这样，往往牧业民族比农业民族具有更高的音乐和舞蹈水平、更丰富的表现形式。

　　汉族的祖先比较早地发明了文字，而且是独特的方块汉字。方块汉字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字可以组成很多词汇。通过不同汉字的搭配，很多丰富的感情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诗经》里的诗大多数是表达感情的，包括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但仔细看看，从字面上又很难找出一个“爱”字来，而往往是通过描述景物、气候，用一系列的排比对偶等，使爱之情得以表达并越来越深化。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语言的魅力。

　　但是，牧业民族大多数是长期没有文字的，有的甚至直到近代才有文字。人总有七情六欲，他们也要表达他们的爱情，表达他们的亲情，那通过什么呢？就是用肢体动作，用舞蹈、声音来表达。

　　一开始，可能是无伴奏的独唱或合唱。后来，逐渐用打击乐、弹拨乐伴奏。再加上每个群体中肯定有一些天才人物，他们及时地总结提高，就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动人心魄的音乐、舞蹈。

　　再如，茶马互市。关于茶叶，有的说法是浙江先产生的，有的说法是四川先产生的。不管怎样，都是农业地区产生的，而且长期都是在农业地区生产的。

　　1982年，我第一次到新疆塔什库尔干，陪同我的是一个塔吉克族的同志。我问：你们在帕米尔高原交通不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说：最需要酒、茶叶。我问：为什么呢？你这个茶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的？他说：以前我们不喝的。但现在一天不喝酒，浑身不舒服；一天不喝茶，头脑晕乎乎。

　　茶叶到了牧业地区后，不仅成为一种生活物资，还融入了当地族群的文化。他们举行重要的仪式，都离不开献茶、贡茶。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礼仪。

　　马本来都在牧业地区，有的汉族地区也学着养马，但马离开了特定的地方往往养不好。我本来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的，后来问了一个很喜欢骑马的法国朋友，他说法国也是这样，养马的地方就那么几块，其他的地方都养不好。

　　所以，汉族地区必须要从北方牧业民族那里买马。由此，茶和马相互交流，成了一种双方良性互动的贸易，也成为双方文化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文化自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条：第一条，中国文化最适合我们的国情、民情；第二条，中国文化是能够不断更新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三条，中华民族善于学习，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并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相互借鉴的前提，就是先要肯定其他文明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他文明看到中华文明有值得它们借鉴学习的地方。

　　我们一直赞扬唐朝是开放的。相比其他年代，唐朝的确是最开放的。但是，这个开放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放呢？不一定。

　　唐朝实际上是“开而不放”。据考证，唐朝长安城里面，差不多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人是外国人、外族人。比如，唐朝灭了东突厥后，把突厥的上层迁到内地，很多人就定居在长安。唐朝的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等，有很多外国商人甚至定居在那里了，可以说得上“开”。

　　但是，唐朝“放”了没有？没有。连玄奘取经，到了瓜洲都要偷渡，唐朝是不许随便出境的。历史上，中国人能到外国去大体出于偶然，出使外国的也是极少数。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唐朝在内历来是“传而不播”。我到中亚走了两次。但很遗憾，没有看到什么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今天，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中国文化得以真正走向世界。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名正言顺地，并根据人家的需求去传播中国文化。可以说，正是在今天，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更加自信的理由。 （整理人：李小佳）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