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情之替身皇妃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至少已有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觉醒发生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即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第二次觉醒首先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即发生于人类精神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时期。从戊戌新文化到五四新文化，再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无不体现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站在民族立场上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自觉追求。张昭军教授指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前正进入文化自觉的第三季，反思并继承传统与反思并吸收西方相结合，传统、现代、后现代相融

　　第一，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什么叫中国文化的本体？这里讲的是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属性。这个属性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在戊戌变法时期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的论争，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守旧与维新派的论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概念，叫“中体西有”或者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体说，就是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原本，在此基础上来学习西方的器物之学。这种观点在戊戌维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很有市场，大家都比较强调要以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经典里面讲的“纲常名教”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20世纪初，《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举办新式学堂，在新式学堂的教育里面仍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有它的问题。问题在哪里？举例说，西方文化所谓的“体”和“用”或者“本”和“末”，如果说这个“末”或者“用”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那么西方的政治、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科学观念之上的；如果说“末”或者“用”指的不是科学，那么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就是没有用的。

　　简单地讲，严复在这一时期提出，西方现代文化，也就是第二次精神觉醒的产物科学、自由、民主，这些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单是属于西方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是没有国别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现代世界里面都必须强调科学、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大家共有的。这就对当时“中学为体”（以“纲常名教”为体）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冲击，使人们认识到，从现代社会走向现代化，我们所要信仰、坚持的是科学、自由、民主，必须以科学、民主、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本体，而不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作为本体。他的认识所达到的深度，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方面，也就是说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要建筑在科学、人的自由、政治制度的民主之上。

　　第二个方面，我们仅仅学习西方还不够，针对当时有人强调西化，一切照搬西方，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我们学习西方不能“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处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脱去了给古人做奴隶的奴隶性，又产生出崇拜外国人，给西方人做奴隶的奴隶性，这样我们得不偿失。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开始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中国文化的本位。这一点跟严复讲的学习西方，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严复讲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是现代化；梁启超讲的是西方文化一定要中国化。梁启超还说，出国的留学生，如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用了一个词叫“国学”，他说，你对中国的“国学”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你对西方文化也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认识。换言之，你如果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没有很好地掌握，那么你到西方去就不知道学什么东西，回来对这个国家、对我们的文化有建设作用。我把梁启超“文化的民族性”和严复所讲的“文化的时代性”，叫做他们重新开始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体。

　　第二，批判国民性。讲到批判国民性或者改造国民性，人们知道得比较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其实在此之前，在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改造国民的重要性。他通过总结发现，只有通过找到中国人的不足、学习西方人的长处、改造中国的国民，才能给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找到一条出路。他的这种判断是对戊戌变法的反思。他说，在戊戌变法前后一段时间，中国人找中国落后原因的时候，往往说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如人、军队不如人，我们的官僚贪污腐败，忠诚度不如外国人，我们的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和农民暴乱，造成了我们国家的衰落。

　　他说，这些原因都是中国衰落的原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国民。他说，如果我们的国民都有比较好的素质，那么我们的变法就会成功。他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仅仅依靠少数人，仅仅依靠皇帝和朝中几个大臣，这样的变法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推行下去。因此，针对戊戌变法时期由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他提出要从上往下进行改革，从改造国民性，从教育中国的民众做起，来提高国家的实力，造就新国民。

　　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为了宣传他的“新民学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比如《国民十大源起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新民议》等，他还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叫《新民丛报》。那无论是《新民说》《新民议》，还是《新民丛报》，他的核心宗旨就是要造就新国民。梁启超说什么是新国民？他说，新国民要知道国家是人民的公产，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国民毫不关心，这样的国民就不是国民。因此，他从两个方面来改造国民性：

　　一方面是培养国民的爱国感情、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另一个方面，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方面，梁启超下了很大的力气。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当时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我举一个例子，1907年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毕业纪念题名录《鸿迹帖》上，有62人写了自己的籍贯，但是他们在填国家名称的时候却出现了困惑。那这62人当中，有18人写他们的国家叫“支那”，有12人写的是“清国”，有7人写的是“中国”和“中华”，还有25人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