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三国刷急速令近年来，“国学”渐从显学沦为俗学，“中国传统文化”遂代替它融入人们的日常用语，颇有成为口头禅的架势。当热潮退去，留在记忆沙滩上的除了大师们的背影之外，还有一些观点刺眼依旧。例如，一提到汉武帝，大家就会讲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近出版的《岂有此理？》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却以冷峻的事实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罢黜百家”一词始见于东汉，“独尊儒术”一词始见于南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但合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句型从来不见于传统历史典籍，直至明清时期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张萱《西园闻见录》、顾炎武《日知录》）云云，意思才与之比较接近。其实，那原本只是一句奉承话，源自班固为《汉书·武帝纪》写的“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真实情况未必即如此。《岂有此理？》的作者李竞恒认为，最初是1916年湖南人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那当时的真相又如何呢？《岂有此理？》之《独尊儒术？》一篇先拈出正史里的若干事例，随后指出：从西汉到东汉乃至三国、南朝，主流社会皆觉得儒学迂阔，不能经世致用，更视儒生为废物，加以打击、边缘化，当时的真相根本就不是什么“尊儒”，而是毫不掩饰地崇拜申韩、商韩、酷吏、法家之术。《岂有此理？》有个副标题，叫作《中国文化新读》。通读全书，可谓名副其实。如《独尊儒术？》这样对中国传统人文与既有观念的重读与新解比比皆是，使人应接不暇，耳目为之一新。如此这般，李竞恒并非刻意做翻案文章、哗众取宠，而是用心良苦，呕心写了厚厚四百余页，只为让人们周知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历史是复杂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均有不同面相，不可简单一概而论。”在许多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古代女性命途多舛，仿佛终生只跟缠足、贞节牌坊、三从四德等等联系在一起，总之水深火热、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曲折得多，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差异极大，多数时候并非传统观念所描述和想象的那样。《岂有此理？》之《中国古代女性》一篇通过爬梳殷商甲骨卜辞、周代金文、秦汉竹书以及一系列传世文献，对一些根深蒂固的妇女观进行解构、重组，然后客观地总结道：传统家庭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实际处境要比理论上或想象中的高得多、好得多。在翻阅《岂有此理？》的过程中，总有一个念头在盘旋：读者，尤其是以普及文化、传播思想为业的读者（譬若作家、教师、媒体人），不单要对那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三思三省，而且尽可能还要学会“于不疑处有疑”；面对经典文本或名家名言，如果全盘吸收，不加追问，不去查验，难免会信错为真，甚至以讹传讹，不啻厚诬了古人与前人，对今人和后人也将贻误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