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2手电筒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指出：起源、生长、兴盛、衰落是世界上任 何文化不可避免的演进节拍。在文化衰落的背后，既隐伏着湮灭的恶 运，又孕育着新生的良机。新生，不是通过人为的努力或社会环境的 改变，使旧的文化体系在衰落之后重新复苏甚至进一步“复兴”，它 只能通过文化更新的途径来实现。所谓文化更新，就是适应社会经济 状况的急剧变化，变旧形态的文化为新形态的文化，而对外来文化的 借鉴、吸收、融合、消化是其主要手段。因此文化更新的过程也就是 文化重组的过程。当然，在新文化体系中必然保留许多旧文化的因 素，至于保留多少，保留哪些以及如何保留，一方面取决于新旧文化 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全民的智慧及对新文化的共识，而这正是一 种文化体系能否获得新生的关键。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将人类文化区分为内源主体型文化和 外部受容型文化。前者的特点是产生的历史久远，并且在形成及演进 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自身的演化发育完善成为高度发达的文化。在历 史上作为高强度文化，它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力量。而外部受容型化，则由于自身种属不具鲜明特征，在区域范围内相对于内源主体型 文化呈后进性，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受容性，对外界文化有相当大的包 容力。

　　文化地理学的基本原理指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人对 自然的支配为前提。日本是一个孤悬在太平洋上的岛国，四面环海， 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穷困艰险、孤立无援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个岛国 上的居民为了维持生存求得发展，必须视野向外齐心同力地吸收外来 营养，于是形成了门户开放引进文明的民族心理。日本文化具备外部 受容型文化的典型特征。

　　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的作用。险恶的生存 条件造就了日本民族视野向外、极力吸收外来营养并加以改造利用的 文化传统，这使日本成为一个具有强烈集团意识和多样化思维方式的 通权达变、没有绝对真理的民族。正是这种具有合金特质的文化模式 使日本能够顺利实现“汉化”“西欧化”及战后“民主化”等一系列社 会变革。

　　如果说外部受容型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其开放性，即勇于吸收 多种外来文化的话，那么其最宝贵的精髓则是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 化，即在接受多种外来文化过程中的选择、过滤及重新组合功能。从 传播学视角观察，讯息从讯源出发以后要经历各种障碍或讯息处理器 才能到达收讯处。每一个讯息处理器都如同一个过滤板，以不同的规 格要求，对讯息进行阻挡、过滤、筛选，其结果使源发讯息在到达接 受地时发生衰减、型变与被选择。与此同时，不同讯息源的讯息在经 过同一个讯息处理器的过程中会被重新组合，产生组合意义。这是“合金文化”赖以产生的核心机制。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片沃野千里尚待开发的辽阔大地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欧洲各国的芸芸众生。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机会离开 家乡，这种动机往往由于宗教自由的向往和逃避政治压迫的决心而变 得更加强烈，新大陆的特殊生存环境及以多民族移民这种独特社会群体构成的美国社会，表现出极其鲜明的文化特性。

　　人类文明迄今较为辉煌的物化成果之一，在欧洲文化区向北美大陆文化平移过程中铸造而成。广阔无垠的北美大陆上诱人的发展前景 和险峻的自然环境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将来自世界各地每个移民身上 所携带的优秀品质融为一体并汰去各种有害的杂质，文化合金铸造而 成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使北美大陆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举世瞩 目的高度现代化的美国。随着不断更新的工业文明成果的连续性输 入，与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相适应的以耗费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为特征的 经典式发展道路，在对人类资源过度开发的背后已降下极限的帷幕。

　　美国是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文化是由各个民族的优秀品质融合 而成的文化合金。它与日本式合金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日本文化是 由文化主体不断地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性地吸收从而丰富主体。而 美国文化则是由各种文化凝合而成的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任何一个移 民所带来的本民族文化，都有视为被这个移民用来在新大陆上同其他移 民竞争机会的合理性。这是由北美大陆原来的文化真空状态所决定的。 文化合金的优势不仅在于其合金特质，而在于其竞争机制及由此而来 的竞争效益。因此其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新文化体系所包含 的平等、自由、民主、竞争，进取的精神使美国没有停留在 1607 年 那块詹姆斯敦殖民地，而是一直向新的“边疆”及“领域”进取。

　　北美大陆机会众多，人均财富占有丰富的表面现象与个人主义的 价值取向相互促进。加之工业文明发起的率先地位，使美国走上了以 占有全人类不可再生资源 ( 因而机会进一步增多 ) 为特征的经典式发 展道路 ( 工业现代化 )。由于对人类资源的过度开发，所产生的诸如 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危及人类的生存。“罗马俱乐部”的研 究者所采取“极限”的概念，说明维持人类生存的资源，尤其是能源 耗尽，人类文明也即将走到尽头。创造人类最为发达物质文明的美 国，也给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灾难。

　　通过对日、美文化产生以及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外部受容型文化因自身发育较迟和相对不完善，造成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吸 收力和消化力，在文化更新的道路上迈出比内源主体型文化更轻捷的 步伐。日本合金文化与美国文化合金的演进速度之快，充分说明了外 部受容型文化的生命力。

　　我们祖先创造的农耕文化，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发展起来 的。华夏先民活动的范围，始终处于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中。这 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的固定产出使汉民 族在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大多处于封闭、保守、稳定的状态中。 只有在汉唐盛世，农耕文化封闭的系统才呈开放状态，并向外部进行 有序的文化辐射。清王朝晚期的中国，遭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攻 击，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完善的发展，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 又采用了闭关锁国、不思变更、盲目排外的应对策略，最终使国家在 侵掠中沦陷，并在封闭保守中走向衰败。但是，历史上唐王朝在成为 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力强盛时期，却是海纳百川、扶危济 困，能够与四周临国友好相处，儒家文化“加慧四海”的风度显示了 中华文化灵魂深处的高尚与善良。

　　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人居住区以北，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干旱的 草原和人类难以生存的西伯利亚森林与寒原。西北一带，高山大岭， 荒漠施威，使中国难以较长期地维持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在我国北部与西部广袤的草原上，游牧经济也曾有过一定的发展，并多次对农业 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冲击。但是，就全局而言，中国的农业文明确实是 在异常开阔富饶的疆域之内，在能防止外来侵扰的四周有利地形的保 护下，独立地酝酿与发展起来的。黄河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气候与土壤 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宜于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生活的自 给自足性，使安土重迁的华夏民族往往不像航海民族与游牧民族那 样，把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视为谋生的必由之路。

　　在这个文化圈的东部，一望无际的东海是比沙漠更严峻无情的天 然屏障，使它难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如希腊、罗马、埃及 与巴比伦文明进行双向的文化信息交流和相互影响。当华夏族后来发 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以后，迤南丛林的烟瘴之地，金沙江、怒江 和横断山脉的险峻地势，以及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横亘在古代 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数千年来，这两个古老文明之间难以进行 常规的接触和交流。当然，华夏文化圈也不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界， 狭长的河西走廊连接着一条漫长而充满险阻的丝绸之路，从而使古代 中国与中亚文明之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西汉的张骞、唐代的玄 奘、14 世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都曾在这艰险异常的古道上留下 过他们的足迹。但这些彪炳青史的旅行家们，几乎要间隔数百年才出 现一次，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曾付出过何等艰巨的 代价。

　　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导致传统中国 文化形态具有早熟的特点。在心理上，早熟的中华文化也严重地妨碍 着中华民族对外部文明的认识和接受。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 被切断过的文明，它没有像欧洲那样揉合亚洲、非洲、地中海和拉丁 美洲文化以形成一种开放体系，而是带有封闭的性质。由于地理环境 制约，使中国古代文化难以向更远的地方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 “礼乐教化”的儒家文化的束缚与限制，使得人们眼界和心胸极端狭窄，不向外看，只求自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 说：“四方诸夷，皆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 不足以使令。”这种军事上的保守性正反映了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 上的保守性。明朝统治者为了“限制人民活动”，防元之复来，“不思 海上之发展，片板不得下海”。清朝前期为了防范反清势力，继续实 行“海禁政策”;康熙后期禁止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乾隆 时期开始严格限制中外交往，只许外商在广州一地与朝廷特许的“行 商”做生意，同时严格限制中国商品出口。因为清朝统治者意识到 无限制通商，会招致传统社会的解体，规定禁例，限制或禁止中外交 通。如茶叶不得超过五十万担；大黄不得超过一千担 ( 乾隆时每国限 购五百斤 )；丝、绸、银、米、谷、铜、铁、锡、硝磺、书籍等物， 不准通商；中国商船不准出外洋贸易，洋人不准入内地，洋妇不准到 广州商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表现出严格的“闭关精神”。 明朝的海禁，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专制皇权进一步强化，标志着 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达到了完善的自为程度。

　　公元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征匈奴，南开五岭，形成了一 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统一国家。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它就把自己同外界 明显地区别开来了。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都是相 对的，绝对的封闭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每一个系统在它形成之后， 都要与外界置换物质、信息和能量。这样，它不能长期停滞在封闭状 态，系统内部的发展促使它突破原来的界缘，要求与外界进行一系列 置换。中国文化系统在东亚大陆形成后，经过先秦的发展，到汉代已 日臻成熟，汉唐之际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居世界先进水 平，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发展并达到顶峰。中国人已从自家的小田园中 抬起头，把目光转向一个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并动手拆开篱笆，打破萧墙，与周边民族进行文化交流。

　　这种交流具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是华夏文化，即最初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在中国领土的范围内，由内向外进行 单向的辐射传播。正如孟子所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也。”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称呼，是依其与自身的 方位关系而定，中华民族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当时被称为“北狄”“东 夷”“南蛮”“西戎”。产生这种文化传播观念的原因是由于华夏人相对 比自己落后的四邻僻远部族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他们自然会 用先进的制度、习俗、典章文物及生产技术，从君臣秩序、衣冠礼制 到果蔬菜菇、稻麻黍稷，也就是后来笼统指称的“礼乐教化”，去同 化四周的“夷狄”。而落后的四邻自然也乐于为这种更高级的文化所 吸引。虽然游牧民族的侵扰曾经数度打破惯常的均衡，但中原王朝农 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稳固性、坚韧性，可以在时间的 流逝中消化入侵的异物。一旦后者接受华夏人的“礼乐教化”，原来 的“夷狄”也就变成了华夏共同体的成员。

　　文化交流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是中华文明对其疆域以外的国 家，进行区域性有限的文明辐射。中华文化在传统社会的漫长发展进 程中，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而言，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 心。它的对外辐射，形成了环太平洋地区的“远东文化圈”。中国文 化成为这个“文化圈”的文化核心，环绕中国的诸民族，文化都非常 落后，他们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文化上，均视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中 华帝国为楷模，并加以学习仿效。

　　农耕文明在起源和发展上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它产生在高 寒苦瘠生活条件艰苦的土地上，由于不断遭受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强的 游牧民族的攻击，塑造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而辽阔的土地又使 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展拓性。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 是唯一未修建过长城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唐朝是一个王朝拥有版图 最大的帝国，国土的西部和北部全部超过了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强大的军事力量造成了稳定的国家政权，北魏至唐推行的“均田制”、 唐朝实行的“庸调制”，通过将小块的耕地分配给大批小农耕种， 从而使政府获取稳定的税收成为可能，政府收入的有效提高，保证了 经济的稳定，为开放的唐朝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唐太宗李世民以 大胆沉着的底气开放了国家的大门，以自信宽容的气量吸收着世界各 国的文化养分。大唐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声誉远扬海外， 开辟了“丝绸之路”与亚欧国家往来密切。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 为唐人。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唐朝盛世，充分体现出国家的强大。

　　唐朝的中国是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实行了开明的 对外开放政策。当时就有 70 多个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 艺术家、僧侣大批地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3 万 多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盛唐文化；繁华的长安城人口超过一百万，城 里面能够吃到阿拉伯国家的面食，可以得到来自罗马的医生的诊疗， 还有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在流通使用;夜晚的酒吧灯火璀 璨，李白、王维一批大诗人骑着白马带着充满诗意的浪漫，观赏中亚 各国的胡姫慢歌劲舞;古都长安展示着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彩。

　　唐朝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互的影响，唐朝文化在向外域传 播的同时也受到外域文化的影响。海上、陆上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促 使了商业贸易的繁荣，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乐器、生活用具、食物等， 都带有“胡字”，例如胡萝卜、胡椒、胡瓜、胡桃、胡豆，等等，胡 萝卜就是从阿富汗引进中国的。民风的开放对唐朝人们的社会生活以 及习俗都有积极作用。

　　唐朝的军事强大、经济繁荣、文化的兴旺、中央集权制度政度的 完备，呈现出“万邦来朝”的盛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史学习唐朝先 进的文化和各种政治典章制度，如中国的文字，为左右邻近各国所采 用、迄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名、人名，有些依旧用汉字。中 国的医术传到日本，号之曰汉医。杨鸿烈写的《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 的影响》一书，指出日本法律受中国法律影响者达1600年之久。

　　从历史上看，日本属于中国儒教文化圈，受到高度发达中国文化的辐 射传播，先进文化的刺激和促进因素启动了公元 645 年的“大化改 革”，给日本文化注射进唐朝“圣药”。日本直接吸收唐朝的中央集权 制，将四分五裂的藩邦诸侯分散在手中的权力收到中央，移植了唐朝 的土地和税收制度，使国库充盈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变革，建立起一 套完全以唐朝为蓝本的中央集权君主体制。日本长期受到唐朝的文化 熏染，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民族文化素质，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可以 说，如果没有这段辉煌的中日交流史，也就不会有今天日本文化优秀 的基因。

　　唐朝在对外开放中同东亚的朝鲜、日本，中亚各斯坦国、西亚的 大食和南亚的印度等国保持友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它促进了 中华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唐朝的繁荣。唐朝完成了“中华文化圈” 的总体格局，使中国成为当时周边国家乃至亚洲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 中心。

　　历史上凡是定都长安的王朝，都展现出一种逆势进取的国家精 神，相比之下，东汉则更表现出促和守成，北宋则屡显疲软不堪，无 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使国家沦陷。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弘磅礴 的朝代，整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充满了昂扬坚韧积极进取的大国气 质。汉唐盛世，中国拥有当时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在传统社会上升时 期，这段文明输出远大于输入，海纳百川的对外开放光荣的历史，以 和平交往与四临友好相处的大国风范，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基因，也是保障中国现代化发展文化创新的基础。

　　当近代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世界历史曾出现过的欧洲 文化区、儒教文化区、印度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已纷纷发生衰落、 裂变与重组，形成苏联东欧、欧美大西洋与亚洲太平洋三大文化区。 它们从原有的四大文化区脱胎而来，改变原有的性质，或已更新为清 一色的工业文化区，或正向此方向发展。

　　中国作为历史上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它凭借自身文化发源早、力 度强的优势，通过强大的文化辐射对周边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 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内源主体型文化发育完善的古老 单质的纯种性特征，使它具有对外来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与抗拒力。强 烈的“自我中心”心态与对外“辐射心态”，在一定条件下给自身的 文化更新带来了阻力，这是中国近代没有步入工业文明行列的深层原 因。因此，正确认识自身文化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历史方位，自觉、 主动地实现由内源主体型文化向外部受容型文化换位，对中国文化能 否获得新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全民族对此问题具有明确共识的基础上，可以审时度势，进而 分析在受容外部文化过程中，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取舍问题。透视全球 文化的区域布局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作为外部受容型文化，将受到 苏联东欧、欧美以及太平洋三方面的文化辐射。

　　苏联革命的成功使俄罗斯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其强有力的辐射力 度形成了苏联文化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诸国连成一体被纳 入苏联东欧文化区内。苏联是亚欧大陆文化的“枢纽”地区，中国地 处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区，自然成为苏联大陆文化的外部文化区，同时接受其文化辐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西方国 家的封锁，以及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经济建设急需集中统一凝 聚国力。因此我们借鉴了苏东社会主义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在 30 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外部受容型文化的首要 特征即在于引进吸收多种外来文化，单一类型的苏东文化的辐射，使中 国在强调计划经济的同时染上了苏东式的体制病。目前的苏东文化区正 处于裂变与重新组合之中，对中国文化的辐射作用正在逐渐弱化。

　　产生过《独立宣言》的美国文化，它通过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改制 更新与兼容并包独创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其文化辐射区域包括: 大西洋西岸的加拿大、墨西哥、南美洲各国、包括大西洋东岸的欧洲 近海各国、地中海沿岸及非洲部分地区。在这辽阔区域中，由于文化 中心是美国，而其文化的传统胚胎是欧洲文化，故而称为欧美大西洋 文化区。中国 10 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注入了其中的先进部分，加速了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欧美经典式发展道路的初始条件人均资源占有 量相对过剩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不具备欧美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 赖以生存的土壤。因为资源充裕才可能机会众多，无止境的收益，每 个人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就等于社会利益。而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的国 度里，个人的过度收益，往往就是对其他人生存条件的剥夺。无限制 的“公平竞争”，必然造成残酷的搏杀，以不那么“公平”的方式竞 争。因此借助人际关系的力量，特别以群体协调的手段去抑制过度竞 争，进行相对合理 ( 绝对合理是不存在的，而且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 应该首先包括基础条件 ) 的资源分配，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核心。这 种传统固然有其不适应现代化的缺陷，但也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 性与必然性。结论是中国不可能以欧美文化为主要的受容楷模。

　　亚太文化区泛指环太平洋沿岸以及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 种外来文化，特别是欧美文化。以其中最为典型的东亚及东南亚文化 区为例，这些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辐射，儒教文化占核心地位。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它们相继落伍 ( 日本除外 )，沦 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迫接受欧美文化的影响。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它们利用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有 利局势，大量吸收欧美文化，与本身所固有的儒教传统相结合，形成 所谓“新儒教”文化圈 ( 当然，“新儒教”的起源可以上溯至二十世 纪二三十年代，但其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战后 )，在工业化发展方面取 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由于地处“新儒教”文化区的外缘，加之 该区域发展较快，近来已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影 响，甚至有强烈的文化冲击流。

　　从对苏东、欧美、亚太三大文化区类型的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 史渊源，以及当前的国际关系动态三个方面考虑，可以清晰地分析出 今后中国文化出路的基本走向以及我们应相应采取的方针。

　　首先，苏东文化与欧美文化尽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方 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尖锐对立，但在发展方式上并无二致，都是采 用耗费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经典式发展道路”。随着大批发达工业 国家诞生，“经典式发展道路”的初始条件已不复存在，对于人口众 多、资源稀缺的中国来说，这种发展方式就更加不可能效仿。目前， 苏东文化区正处于裂变与重组之中，欧美模式也在资源危机的威胁下 日益走向发展极限。因此，当中国文化对外开放，吸收外来文化的同 时，如果选择苏东或欧美模式为主要借鉴对象将是不明智的。

　　其次，中国在地理环境上处于亚太地区，在文化渊源上与东亚、 东南亚有着长期交互影响的历史，与其文化传统及价值取向都十分接 近或相像。因此接受这些地区的文化影响所引起的震荡和心理排异强 度相对要小得多。在发展方式上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也没有完全跳出“经典方式”的窠臼，但它们的“后发”特性使他们已经对“经典方 式”的某些问题引起重视并加以避免。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体系 中所保留甚至强化的集团意识及其与现代竞争的有机融合，对中国的 文化更新则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最后，战后 40 年国际关系几经波动，从紧张到缓和循环往复， 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关系发生重组，于对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 之外并立出新兴的东亚与东南亚后发工业文明，而且其在国际关系中 的地位仍正在呈不断上升之趋势。无论距现实的差距有多么遥远，也 不论关于“亚洲共同体”“东亚经济圈”和“华人经济圈”等设想之 间的争论多么尖锐对立，该地区的主要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的重要性，并已在行为方面转向自觉。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必须首 先在该文化区发挥较大的作用。与这些国家进行人力资源、资金、技 术、市场等方面的广泛置换，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 且这种置换具有明显的互利性。日美贸易摩擦以及西方国家对该地区 经济影响力的相对薄弱，为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本文运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通过对日美文化演化历史的剖析， 充分说明了外部受容型文化的生命力。当中国文化拓展其开放度的时 候，应该自觉地实现由内源型主体文化向外部受容型文化的过渡，在 选择受容的目标时，应优先考虑文化传统及发展方式更接近中国的东 亚及东南亚文明。加快与这些区域国家资金、技术、市场及资源等方 面的广泛置换，学习他们受容外来文化同时保证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 方法，这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也许这才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这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思考，时至今日，在相互依存的世界 经济格局出现逆全球化的发展状态下，目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值 是 1.3 万亿美元，与欧盟的贸易总值是 1.6 万亿美元，而与东盟的贸 易总值为 1.7 万亿美元，东盟超过美国、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中国在地理环境上处于亚太地区，在文化渊源上与东亚、东南亚 有着长期交互影响的历史，与其文化传统及价值取向都十分接近或相 像。在历史上这些地区长期与中国文化互融互通，形成的儒家文化圈 具有文化认同感。双方的共同合作，为中国在 20 世纪成为在亚太地 区有发言权的大国奠定了国际基础，同时也在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成为和平崛起的强国，贡献着文化合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