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哥的鄙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提到和强调“文化自信”，这一重要理念很快成为全党共识、全国共识。文化自信遂开始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如果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立足点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那么文化自信的立足点则主要是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心态，就是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自己的历史为傲。中国作为一个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且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可以说是与生俱来。这只要看看“中国”与“华夏”这两个词的意义所指就再清楚不过了。

　　“中国”一词，目前看来最早见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这里“中国”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就是周朝人统治的地域。他们自认为位于世界的中心、大地的中央。此后，随着历代王朝的开疆拓土，“中国”的范围所指总体上不断扩大，但其“中心论”含义却日益根深蒂固。北宋石介作《中国论》，提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再来看“华夏”一词。《左传·定公十年》上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就是穿着华美汉服、懂得礼仪的文明之邦。如果说“中国”一词反映的是古代国人的“地理中心观”，那么“华夏”一词体现的则是“文化中心论”。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有底气的。在至少2000多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一骑绝尘，汉唐气象、宋元文明乃至明清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自十五世纪开始，西方文明开启了以科学化、民主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革”，中华传统文化由盛转衰。近200年间，国人经历了多次文化心态转型：从近代以前的文化自大，到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自卑、五四以来的文化自省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自觉、新时代以来的文化自信。而党的二十大，给我们传来时代最强音：文化自信自强。

　　古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我们有这个资本。但历史巨变中的近代中国，守旧派、保守势力面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固守着所谓的“夷夏之辨”。这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自大”了。明末清初，一些学者提出了“西学中源”说，认为西方的先进文明都起源于中国，代表人物有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徐光启以及康熙等。康熙在《三角形论》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又说：“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这无疑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法。18世纪末，当已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英国派遣使臣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乾隆皇帝乃至整个朝廷都是以天朝上国的心态看待这个英国人，认为英国这个蛮夷之邦朝贡来了。鲁迅曾批评国内的文化自大心态，“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清末的徐桐是当时“文化自大”的一个代表人物。《清史稿》说他“守旧，恶西学如仇”。他家住在东交民巷与洪昌胡同交界的东南侧，与各国使馆相近，他在大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联，以示对西洋的憎恶。文化自大的必然结果就是在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阿Q精神中排斥外来文化，实施对外的闭关锁国和对内的文化专制，从而形成“越落后越自大，越自大越落后”的恶性循环。

　　文化自大只能麻醉自己于一时，在历史的车轮面前不堪一击。落后必然挨打。近代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896年，74岁的李鸿章访问美国，当他看到纽约的摩天大楼，一度震惊之余便默然无语。无情的现实，击碎了国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梦呓，曾经的“文化自大”进而变为严重的“文化自卑”。一些人信仰“西方中心论”“全盘西化论”，五四运动中更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甚至还提出了“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等极端观点。文化自卑和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曾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兴起，民智大开，党派林立，曾经万马齐喑的中国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百家争鸣”。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反省，出现了“文化自省”的热潮。当时，各种观点和理论层出不穷，交流争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著名的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观点、学说。“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借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强调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末用的观点。初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代表人物是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西体中用”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个命题。它指出西学自有本末，即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文化上的以学为本。中国必须引效其体而行之为用。

　　“文化自觉”是由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首先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是指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特征规律和未来趋势的清醒认识，也是对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正确认识，更是在新时代勇于开启文化改革创新的责任担当。费孝通将这一观点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既清楚认识自己长处，也要了解自己的短处，同时还要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其他的文化，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显示出中华文化博大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与的“韬光养晦”，表面上毫不相干，实则有深刻的关联。当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幅增强，一些名为爱国主义实则是狂热民族主义的“文化自大”泛起苗头。代表性事件是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受到追捧。如何清醒地认识国情、正视差距、埋头苦干，成为时代之问。如果说“韬光养晦”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战略，那么“文化自觉”则是一种清醒的文化战略。

　　无论是“文化自省”，还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文化逐渐觉醒的过程，也奠定了今天文化自信的基础。

　　自信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底气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学习、引进乃至崇尚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成为时尚。有词云：“西方世界鞭先着” （《忆秦娥·祝科学大会》） 。如果在那个时代提“文化自信”，显然不合时宜。在奋起直追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及21世纪初，谈文化自信是弊大于利。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稳居世界第二，中华文化影响力也今非昔比。文化自信的提出，显然已是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文化自信”：“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于是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是首次将文化自强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意义十分深远。谈文化自信，最终是要落实到文化自强。自信是“知”，自强才是“行”，知行合一才能行稳致远。只有文化真正强起来了，才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所谓“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习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是要准确理解文化自信的范围。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有机整体的自信。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0余年革命文化和70余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贯通起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答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答案再一次证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代文化的传承关系、融合关系。

　　二是要准确地理解文化自信的根基。英国的“中国通”马丁·雅克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品味马丁·雅克这句话，我的理解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与文明的综合体，作为一个国家，也曾呈现“历史周期率”一般的兴衰治乱，但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却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和“本”，是文化自信最可靠最牢固的源泉和根基。

　　三是要准确理解文化自信的核心。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我们谈文化自信，主要是指形而上、思想哲学层面的“母文化”，而不是指形而下、器物层面的“子文化”。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其主要内容是如下三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个方面是其中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关于革命文化，主要是指中国成立100周年所铸就的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文化底气，一种内在动力。坚定文化自信，关键是要践行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立、文化自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自强，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向，就是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一是要坚持不忘本来，从历史传统中挖掘当代价值。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有5000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100年的红色革命文化、70多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不忘初心。如何不忘本来？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构想由最早提出，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这一理念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其源于《诗经》，在西汉《礼记》中得到系统阐释，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小康社会的提出和践行，在国人中形成最大共识、引起强烈共鸣。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的巨大成果。

　　二是要坚持吸收外来，从世界文化中汲取共同价值。习指出：“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其实，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发展成长的历史。从古代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莫不如此。善于学习、敢于包容，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强调要推动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很多国人相信民主、自由是西方文化的专利，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在议会演讲中的一句“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传遍世界。可很多人并不知道，比亨利早700多年，北宋范仲淹在其《灵乌赋》中就喊出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天下的水是相通的，世间之至理也何尝不是如此。

　　三是坚持面向未来，从潮流大势中开拓时代价值。我们要面向的未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手段，也是目标。细细品味着两个激动人心的宏伟目标，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契合的，但同时又存在对立性和互补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点在“复兴”，着眼于不忘本来、回归传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在“现代化”，着眼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我们还要深刻理解“复兴”这个词的丰富含义。复兴不是复古，其实质就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复兴。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向全世界呼吁：“人类如果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人文与科技齐飞，现代共传统一色。对于世界尚且如此，对于中国更是这样。我们需要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安放心灵的位置。

　　习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曾经，我们俯视这个世界，那是文化自大、文化自负；也曾经，我们仰视这个世界，那是文化自卑、文化自惭。而今，我们终于可以平视这个世界，这就是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