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虐恋论坛一种内向的聚焦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理论——正在逐渐填补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依附论垮掉以后所留下的解释真空。拉丁美洲近来已经带头阐明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范式，并且致力于将它化作行动，不仅要加速经济的增长，而且要巩固民主体制和促进社会正义。这一文化范式在非洲和亚洲也得到响应。

　　当然，过去30年来研究过东亚经济奇迹的许多分析家曾得出过结论，说“儒学”价值观——如强调面向未来，强调工作和成就，强育和美德及节俭——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相似的价值观,不仅来源于儒家学说，而且也来源于祭祖传统和道教等信仰体系。）东亚在世界市场上的成就与拉丁美洲流行的依附论是格格不入的，曾长期没有受到拉美学界和政界的重视，人们从文化角度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直到最近几年，拉丁美洲才大体上接受了东亚的经济政策教训，如今正在思索一个问题：既然依附论和帝国主义论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欠发达、政治上依然存在着集权主义传统以及社会上极其缺乏正义，那么这一切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问题，是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出来的，该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了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本，书名直译过来是《从高贵的野蛮人到高贵的革命者》，以后又出了英文版本，书名是《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的恩恩怨怨》。兰赫尔认为，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功”而言的拉丁美洲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拉美的传统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反映这些价值观和态度而又反过来加强了它们的体制。兰赫尔并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第一个拉美人。作过类似结论的人，包括曾给玻利瓦尔当过助手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于18世纪末），玻利瓦尔本人（19世纪20年代），杰出的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和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及智利人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于19世纪后半期）以及尼加拉瓜学者萨尔瓦多?门迭塔（于20世纪初）。

　　西班牙人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费尔南多?迪亚斯?普拉亚、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也作过类似的分析，他们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西班牙现代化迟缓（最近几十年有变化），但其见解显然也适用于拉丁美洲。

　　让?弗朗索瓦?雷维尔为兰赫尔的书写的前言中强调了拉丁美洲缺乏自我批评。兰赫尔此书使他受到了拉美多数知识分子的敌视，北美和欧洲的拉美问题专家大多也置此书于不顾。然而，事实证明此书意义重大。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解释北美和拉美的对比时说：“一个，是讲英语的，继承的是那个创建了现代世界的传统，即宗教改革，连同其社会和政治后果，民主和资本主义a另一个，是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继承的是普世天主教君主制和反宗教改革。”

　　兰赫尔的观点在克劳迪奥_贝利斯1994年出版的《哥特狐的新世界》一书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响应。该书对比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盎格鲁一新教和伊比利亚一天主教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贝利斯在阐述新范式时，引用了著名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言论。略萨断言，拉丁美洲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教育和司法改革是实现不了的，

　　除非在这些改革之前或与它们同时，也改革我们的习俗和观念，我们整套的习惯、知识、形象和仪式，即我们所说的“文化”。我们现今在拉丁美洲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文化，既不是自由开明的，也不是完全民主的。我们有民主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性反应和我们的心态却远不是民主的。它们仍然是民粹主义的和寡头政治的，或者专制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或教条式的，夹杂着社会和种族偏见，完全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对手，一心想搞最坏的垄断，即垄断真理。

　　拉丁美洲最近有一本书十分畅销，书名是《拉丁美洲十足白痴指南》,它的三位著者是哥伦比亚的普利尼奥?阿普列约?门多萨，秘鲁的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老作家略萨的儿子）和古巴逃亡者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他们在该书内封上写明此书是献给兰赫尔和雷维尔的。此书批评了20世纪一些拉美人士散布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受害者的观点Q这些人士包括乌拉圭学者、畅销书《拉丁美洲开放的血管》著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现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以及解放神学的创建人古斯塔沃?古铁雷斯。门多萨、蒙塔内尔和巴尔加斯?略萨有力地说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真正原因在于拉美人的心态。

　　在此书的续集《苦难的制造者》一书中，这三位著者进一步阐述了传统文化对政治家、军人、企业家、教会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六类精英阶层人士的不利影响（请参阅本书第5章）。

　　蒙塔内尔最近的一本书《让我们别再失去21世纪》着重分析了拉丁美洲在文化上和政策上迄今未认真汲取先进民主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付出的代价。阿根廷媒体名人马里亚诺?格龙多纳1999年的新书《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分析和对比了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和阻碍发展的文化（如拉丁美洲的文化）。

　　诚然，拉丁美洲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正在起变化，过去15年来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就表明了这一点。有几种力量在促进这一变化，其中包括这里所说到的知识界新思潮，通信传播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福音派/五旬节派新教势力的上升（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在危地马拉已超过30%，在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占20%左右）。

　　论述新范式的书以及蒙塔内尔的每周专栏文章（在西班牙语地区，他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专栏作家）在拉丁美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却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这些地方的一代拉美问题专家一向受到依附论的熏陶，或是持一种不那么极端的观点，认为拉美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美国以更加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因此，他们听到有人说应从拉美文化找原因时，觉得简直无法理解。在几次不同的研讨会上，我听到美国一位著名的拉美问题专家说强调文化原因是企图“转移视听”，另一位断言文化与拉美发展毫不相干，还有一位争辩说委内瑞拉令人头疼的政治史根本与文化无关^我想，玻利瓦尔假如尚在人世，也不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的。

　　我特别重视兰赫尔的那本书。倘若我没有读过它，我就不会写出我的第一本书《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实例》，该书是1985年出版的。我最近的一本书《泛美梦》于1999年出了西班牙文版本，也是献给兰赫尔的。

　　在《泛美梦》一书中，我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于停滞文化的十点价值观、态度或心态。这一提法与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本书第四章中所作的分类是密切相关的。

　　1.时间取向：进步文化强调未来；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面向未来，意味着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影响自己的命运，让美德在今生得到回报，主张双赢的经济学。

　　2.工作：它在进步文化中是美好生活的关键，而在停滞文化中却是一种负担。在进步文化中，工作构成日常的生活；勤奋、创造性和成就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而且带来安慰和自尊。

　　3.节省：它在进步文化中是投资之母，也是财政保障之母；它在停滞文化中却被视为对“平等”现状的威胁，人们往往认为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

　　5.在进步文化中，功绩是地位上升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地位上升是靠关系和家族。

　　6.社群：在进步文化中，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任半径超出家族范围而达到广大社会。在停滞文化中，家族局限着社群。认同和信任半径狭小的社会较易出现腐败、偷税漏税和任人唯亲，较难推广慈善活动。

　　7.在进步文化中，道德准则一般比较严格。在透明度国际的“腐敗感指数”中，发达民主社会（除了比利时、台湾、意大利和韩国以外）均名列前25位之内，而前25位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有智利和博茨瓦纳。

　　8.在进步文化中，人们普遍期待得到正义和公平待遇，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在停滞文化中，公正待遇跟地位上升一样，往往取决于你认识什么人和付得起多少钱。

　　9.权力：在进步文化中趋向平行和分散，在停滞文化中则趋向垂直和集中。罗伯特?普特南在《使民主起作用》一书中对意大利南北差别的分析是很说明问题的。

　　10.世俗生活：宗教机构对公民世俗生活的影响，在进步文化中不大，而在停滞文化中往往很大。进步文化中，宗教等方面的不同意见受鼓励，而在停滞文化中受鼓励的是思想正统和顺从。

　　以上这十条显然是经过概括和理想化的提法，实际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不同颜色彼此渗透。如果按这十条评分，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得满分，也没有谁得零分。然而，几乎所有的发达民主社会——还有一些成就高的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如摩门教徒，犹太人，锡克教信徒，巴斯克人，居住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东亚移民——总的说来得分会大大高于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

　　有人会针对这一结论推断说，真正起作用的是发展，而不是文化。对于透明度国际的腐败指数，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文化与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但文化的力量是明显可见的。有些国家中，某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成就上远远超过当地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即是一例，这就可以看出文化的作用。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它的经济属于第三世界水平，但民主体制已很发达。普特南指出，意大利千百年来的演变证明，文化价值观比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格龙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得出结论说，文化的力量大于经济或政治。

　　我提出的十条，并不是定论。格龙多纳对于促进发展和阻碍发展的文化作分类时，列出了20个因素，其中有许多与我列的十个因素有相互重叠。但是这十条至少表明，在“文化”这一辽阔领域内有些东西是会影响到社会的演变的。此外，拉丁美洲的新范式著述的作者们（到少还另有非洲的一位作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现代化进展缓慢的原因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到了这样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他们的观点令人回想起冈纳?默达尔对南亚的分析以及伯纳德?刘易斯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更不用说还有托克维尔、韦伯和班菲尔德等这样一些文化大师的论述。有的人把民主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地理或体制因素，他们尤其该重温一下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托克维尔说：

　　欧洲人夸大地理对民主制度持久力的影响。太重视法律而太不重视民德……假如在本书中我迄今尚未能让读者感受到我是何等重视美国人的实际经验，重视他们的习惯和见解，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视他们的民德在维持他们的法律方面的作用，那么我就是未能达到此书的主要目的。

　　1968年，瑞典学者冈纳?默达尔在研究南亚问题10年之后出版了《亚洲戏剧场面：国家贫困的探讨》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受宗教深刻影响的文化因素是南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文化因素不但干扰企业活动，而且渗透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使它们变得僵硬，而受这种文化左右。默达尔指出，种姓制度“趋向于使现有的不平等变得格外僵化和顽固”，而且“加强了人们普遍轻视和厌恶体力劳动的态度”。他认为，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半径有限，助长着腐败和任人唯亲。

　　默达尔批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提供一种有更广泛基础的理论和理念体系，而这种体系却是科学地研究发展问题所必需的”，但是他承认“态度，体制，生活方式和水平，总起来说就是文化……要对它们作出系统的分析，那要比分析所谓的经济因素困难得多”。他最后呼吁文化变革，由政府带头，尤其是要通过教育系统作这样的变革。

　　多数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步伐迟缓。许多国家中文盲率，尤其是妇女文盲率，仍然很高，儿童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也髙。撇开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和宗教激进主义异议分子的压制不谈，土耳其是唯一的接近于现代多党统治方式的伊斯兰国家——当然它是实行了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相对说来较富，但它的经济成就不成比例地反映出它的华人少数民族（占人口32%)的经济开创性。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等国虽富裕，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很传统，例如沙特妇女半数以上是文盲，就证明了这一点。

　　伊斯兰教自从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建之后数百年期间曾是进步的力量，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曾是一大强国，可是伊斯兰世界近几百年来却进步缓慢，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有些人将伊斯兰教势力的下降归因于文化因素，伯纳德?刘易斯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强调指出，自从伊斯兰教学者于9世纪至11世纪之间关闭了“伊智提哈德”（Ijtihad)之门（不再允许人们作独立分析）以后，事事皆须合正统，这造成了一些后果。刘易斯认为这种后果包括压制兴业、实验和独创精神，加重了宿命论的世界观。

　　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分析了非洲文化（见本书第六章），指出非洲的贫穷、集权主义和缺乏社会公正主要应归因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例如：

　　埃通加一曼格尔有一句话很有见地，令人回想起托克维尔，这就是：文化为体制之母。有些人，特别是国际开发机构中的一些人，认为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办法在于“体制建设”，他们最好对埃通加一曼格尔这句线

　　年前，萨尔瓦托尔?特雷西——欧洲工商管理研究所创建人之--着手调查西西里岛政界商界情况，其目的首先是要更好地了解该岛不发达的原因。调査的结果与爱德华?班菲尔德

　　年对意大利南方村庄调查的结果惊人相似:西西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令人气愤的”个人主义、对人不信任和怀疑心。与埃通加一曼格尔对非洲文化的分析相似，西西里的价值观体系压制合作，但又不鼓励竞争，把竞争视为“侵犯”。取代合作和竞争的是相互勾结，特别是官商相互勾结，与埃尔南多?德索托在《另一条路》一书中对拉丁美洲“重商主义”的描述差不多。

　　这一调查发现的另一些文化因素也是我们听来耳熟的：只注重眼前，很难有战略策划，缺乏创並心，集权主义的尊卑关系。这次调查的结果令西西里精英阶层受到震动，导致了一项后续计划，其目的是改变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加强管理、策划、协调和兴业精神。

　　在拉丁美洲和别的地方，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文化态度，这部分地是由于新范式作者们的影响，但有些人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年之久。他是靠自我奋斗立业，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曾多次去过日本。大约十年前，他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和秘鲁的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区别在于，日本的儿童学习了进步价值观，而秘鲁的儿童却没有。1990年，他在利马成立了“人力发展研究所”，倡导他所说的“发展十诫”：秩序，整洁，准时，负责，成就，诚实，尊重他人权利，遵守法律，职业道德，以及节俭。十年来，这个研究所动用了自己在秘鲁的几乎全部人力物力，让两百多万名秘鲁学生参加了它安排的学习班。“发展十诫”在秘鲁境外也得到提倡。在尼加拉瓜两届政府中担任过教育部长的温贝托?贝利将这“十诫”列入他的教育改革计划核心内容。墨西哥声名卓著的蒙特雷理工学院的蒙特雷院本部的院长拉蒙?德拉培尼亚提倡在该学院各个系统都宣扬这“十诫”。

　　对文化变革采用讲道的方式，收效还是有限的。正如加拉加斯天主教大学校长、耶稣会教士路易斯?乌加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孩子们在学校学了进步伦理，可是出了校门以后就发现这些伦理与己无关，那么伦理教育就没有什么收效了。乌尔加德深信价值观和态度是重要的，他号召政界、商界以及各行各业都开展反腐倡廉的活动。

　　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与它相关的因素包括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的半径有限，这又表现为社群感有限和道德准则不牢靠。这一结论从利普塞特和伦兹在本书第九章中的分析得到了证实。在拉丁美洲，腐败问题已很突出。美洲国家组织于

　　年3月3日通过了泛美反腐败公约，长达14页的这一文件到1998年底已为13个国家批准。人们并不指望这一文件本身会大大减少腐败行径。批准国中就包括透明度国际列出的10个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中的5个拉美国家之中的4个：巴拉圭，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第五个是哥伦比亚，它尚未批准该公约）。然而，人们显然已经比过去更加注意腐败问题，例如，世界银行和另一些开发援助机枸也日益注意到这一点。性别（男女平等）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提出了挑战，玛拉?赫滕在本书第十四章中谈到了这一点。拉丁美洲的妇女日益意识到世界上尤其是第一世界国家中近几十年来的男女平等趋势，她们也日益组织起来，争取纠正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不少国家都在父母对子女监护权、财产权和离婚问题等方面制定了尊重妇女的法律，还有九个拉美国家规定了议员候选人中妇女应占的比例。这些选举法并不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它们毕竟表明改变传统价值观、实行男女平等的革命已来到拉丁美洲。

　　近些年来，在拉丁美洲还自发成立了一些组织，它们至少将进步文化变革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例如：

　　，虽经费很少但会员广泛，致力于公立学校教学改革，提倡家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在教学中强调价值观和品格、家庭稳定、力争向上和重视教育。?委内瑞拉的巴基西梅托地区中央合作组织，它的领导人深信，若不改变传统的小农价值观和态度，委内瑞拉乡村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都出现了倡导慈善活动的组织。拉丁美洲向来缺少慈善活动，反映出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半径小，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阿根廷的一批以律师为主的专业人士成立了“公民力量”组织，其主要宗旨是倡导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以及反腐败。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致力于文化变革。哥斯达黎加的精神病专家路易斯?迭戈?埃雷拉提醒人们注意童年时期的人格形成和文化传播。一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调查人们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其中有墨西哥学者米格尔?巴萨内斯，他是美国重要民意测验机构之一“市场与民意调査国际”（

　　的总裁，还有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的阿根廷办事处主任马里塔?卡瓦略。倡导文化变革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当中，不少人

　　包括蒙塔内尔、格龙多纳、乌加尔德等人——彼此都认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参加了两次讨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在拉丁美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研讨会，一次是1996年在哥斯达黎加的中美洲工商管理学院举行的，另一次是1998年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举行的。1999年哈佛研讨会——本书即由此而产生——的与会人士中，就有些人参加过上述的两次研讨会或其中之一，他们是：蒙塔内尔，格龙多纳，埃通加一曼格尔，费尔班克斯，英格尔哈特，林赛以及我本人。迈克尔?波特

　　年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成立了一家咨询机构，即博德公司。它成长迅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提供竞争力方面的建议，影响日著。博德公司的“国家竞争力策划活动”是费尔班克斯和林赛二人创始的。他们分别是本书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的作者，二人还在1997年合著了一本书《劈风斩浪》。这一书名取自玻利瓦尔1830年的遗嘱，玻利瓦尔当时指出谁想要在拉丁美洲发动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革命，就得有“劈风斩浪”的精神。费尔班克斯和林赛都有在第三世界工作的实际经验——费尔班克斯是在非洲，林赛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他们在咨询活动中很快意识到，以传统的态度对待竞争力，即强调市场分析、合适定位、提高生产率和加强管理，还不足以保证第三世界具有成功的竞争力。他们得出结论说，首要的障碍是一些楦根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无形”因素，因此他们在咨询活动中注意到“心理模式”。

　　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传统的心理模式，因为它们妨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效率。

　　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利昂内尔?索萨也主张改变心理模式，不过他研究的对象是移居美国的拉丁美洲人。他针对这些人而于

　　年出版的《美国梦》一书指出，有一系列价值观和态度障碍了这些人融入美国社会主流以实现地位上升。它们听起来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认穷：“穷可升天堂，富要入地狱，今生受苦是好事，来世可得永久回报。

　　左右，远远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宿命论：“既然抱着‘我们不能违背上帝意志，的态度，就谈不上什么发挥个人首刳性、争取有所成就、自力更生、远大抱负和积极进取……在美国取得事业成功所必备的美德，在拉丁美洲教会看来却是罪恶。”这就令人想到，拉美裔美国人的自我立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索萨接着提出了“拉美裔成功经验十二条”，它们的主旨与奥克塔维奥?马维拉的“发展十诫”相似。

　　一种注重文化和文化变革的重要而且令人抱有希望的思潮正涌动于世界各地，它关系到穷国，也关系到富国中的贫穷少数民族群体。它其实并不新。它的源泉可以回溯到班菲尔德，韦伯，托克维尔，至少再追溯到孟德斯鸠。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和民族

　　宗教群体的境遇优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巩固民主体制和社会正义方面亦是如此。这些经验教训正日益得到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得到实际应用，将会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尚未得到繁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人民照亮进步之路。译后记

　　先看书名：《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当然重要，自不待言。但此书所说的文化，是指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因此有了副题：《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引出此书的主旨。撰稿人中的许多人——但远非全部

　　声称当今人类的进步，即“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实有赖于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的文化价值观；有人进一步解释，是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或再进一步，说是“盎格鲁一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据这些人说，舍此类文化价值观即无“进步”可言；即使有的地方，如东亚，一度呈现“经济奇迹”，到头来也还得陷入“危机”。亚、非、拉美，直至东欧、南欧，概莫能外。谁不按西方模式实现文化变革，谁就得落后，贫穷。如此说来，此书似乎不过是兜售西方价值观的那一套陈词滥调，或者，如书中一位唱反调的撰稿人所言，不过是“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有。请首先看看此书撰稿人的名单：差不多全是当今的学者名流，例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著者亨廷顿，《国富国穷》一书著者兰德斯，“竞争优势”理论首创者波特，在苏联刚解体后就迫不及待推出了一部《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籍日本人福山，以及一大批治学严谨或者不那么严谨的作家和教授。除了个别文章像是卖弄学问、存心不让一般读者看懂以外，绝大部分的文章还是写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他们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文章并不浅薄，某些文章甚至还是可供思考的。

　　篇文章，加上前言和绪论，绝非同一腔调。原来，此书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1999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文稿汇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哈里森虽然给会议——随后也为此书——定了基调，但仍有意邀请了一些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与会。从这本书中就可以听到，有髙调，也有低调，还有变调直至反调，挺热闹。例如，说“文化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有人说，当今世界上有贫富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用帝国主义论、殖民主义论、“依附论”等等都说不通了，“唯一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在于文化；也有人——其中包括本书两主编之一的亨廷顿——说文化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人说比文化更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体制。有人含蓄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声称，只有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地区才最发达，最“民主”，最“自由”，似乎还最少腐败；也有人说各种文化皆有优劣，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对人类进步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有人说必须有稳定的西方式的“民主化”才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但也有人说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才会有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文化上的全球趋同，甚至说“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但也有人认为各种文化会彼此交融，但特点不会消失，华裔教授杜维明就专文论证了“现代性”的“多样性”。如此这般的意见分歧，大大小小或明或暗，不一而足。人类学家施韦德与三位“第三世界”名流打笔仗，一直打到了文末的注释之中。这不就有点看头？书中有些文章颇有分量。比如说，工商管理学泰斗波特专论经济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进步，而不谈政治。他一如既往，强调繁荣的源泉在于竞争优势，竞争力之本在于生产率，创造竞争优势不仅要靠宏观经济条件，更需具备必要的微观经济因素。他早在

　　年就创办了国际咨询机构“博德公司”（MonitorCompany)，该公司两员干将费尔班克斯和林赛在此书中分别撰文，生动介绍了他们在拉美和非洲的活动，论述了如何转变心态以创造财富，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矫正，自立兴业和创新。书中有的文章学术性强而显得有点枯涩难懂，但细读之后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社会学家格莱泽的《解构文化》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对各种文化的特点作具体分析，反对泛泛评论。再说说此书的头一篇文章：它是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一书若干段落的摘录。读过该书原文版或者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年版）的读者都知道，兰德斯分析世界各国500年来的荣辱盛衰时，谈到了从“大自然的不平等”和历史机遇直到民族心态和习俗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这里为适应全书的主题，他只说文化的作用，但仍指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经济与文化相互有影响，强调脱贫致富归根结底靠振奋精神，自强，实干。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这里的文章第二段谈到中国时，添加了原书中所没有的话，说中国现今的快速经济发展正在把这条“龙”从第三世界“推向第一世界”。此书之中，谈到中国之处尚有不少。尽管有一些已经让我们听得耳朵起老茧子的攻击之词，如“集权主义”、“”等等，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谁也无法否认。在谈论“亚洲危机”时，有人对于以中国“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大发议论，简直把这说成是“危机”、“衰退”的祸根。可是，为什么中国昂然挺胸度过了“亚洲危机”，而且在如今“第一世界”也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依然生机益然，继续保持着充沛旺盛的活力？不是早就有人宣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已告“终结”吗？为什么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却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新历史篇章？对于这样的问题，此书中无人回答，看来也无人能回答。

　　其实，即使不谈什么“儒学文化”的优劣长短，看看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历经苦难之中的思索和觉醒以及再思索和再觉醒，看看从五四运动到思想的形成，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光辉旗帜的出现，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展现出不断解放思想、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壮丽画卷。当前，在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继续认清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在此时，我们要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本论述“文化与人类进步”的书，多多少少，从正面或反面，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并非故作谦虚状的大实话：译者才疏学浅，尽管费了牛劲，也难译出好文章。译文中肯定有一些错谬之处，祈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