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圃君家传片子的主人公之一马虎，来自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宁夏西海固，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卖烤肉，时常不在家。另一位主角小双，来自河北农村，母亲同样离家出走，父亲因酗酒而脑溢血身亡。

　　他们也都是孙岭峰捡回来的孩子。孙岭峰曾是中国国家棒球队的队长，人称“亚洲盗垒王”。他创办北京强棒天使棒球基地，收留这些身世不幸的孩子们。在创办基地之后的五年，孙岭峰卖掉了北京丰台的房子和一辆奥迪A8。

　　纪录片上映之后，腾讯公益、新浪微公益、支付宝公益等陆续上线了为强棒天使棒球基地募捐，共计得到了数万名捐赠人捐出的近40万元善款。基地得以装修，不再漏水，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也暂时没了后顾之忧。

　　受助人求助，公益机构劝募，平台立项，捐赠人支持，受助人获益——这是过去的十五年，互联网上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

　　互联网公益中，承前启后的角色少不了互联网公益平台。从第一天开始，互联网公益就不是只有互联网公司这个玩家，互联网公司搭建的平台一直向有慈善理念的企业、机构开放，多方共同参与。

　　腾讯公益已经上线万个公益项目；在过去的一年里参与支付宝线万微博网友参与捐助。

　　从2016年到今年9月，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累计带动超过51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累计募集善款350亿元。

　　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从筹款、执行到监督，公益平台们走了不少岔路，也在摸索一份中国互联网公益样本。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价值观，正在被重塑，大慈善时代已经来临。

　　2021年的99公益日，一位微信昵称为“明明”的账号发朋友圈内容称，“捐1000元的发证书和截图，联系我报销，又做公益又报销”“大家捐了发截图给我，统一建群报销。”

　　随后，有用户向腾讯公益平台举报，指“不要烫伤我的童年”公益项目（腾讯公益平台项目ID：19364）涉嫌违规套捐的投诉。投诉称，该项目在“99公益日”活动中，以“捐后报销”为名，将资金化整为零、组织多人多次进行违规套捐。

　　所谓套捐，就是在99公益日期间，为了获得来自腾讯及企业的更多配捐，动用机构资金对项目进行捐赠。

　　一石激起千层浪。腾讯公益随后宣布暂停该项目筹款，冻结配捐和激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回应展开调查，若发现有违规操作行为，会严肃处理；涉事公益项目发起方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发文称，网络所质疑的筹款人“明明”是项目的捐赠人之一，她的捐赠及劝募系个人自发行为，其做法不妥。

　　事件在不久之后尘埃落定，“明明”的操作被证实是个人行为，“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随后也恢复了筹款功能，但人们对于公益机构和公益平台的信心却并未恢复。

　　因为在过去数年里，“套捐”已经成了不少公益机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从半夜开始的大额套捐，到寻找“捐款志愿者”统一安排，到挪用项目资金，甚至是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套捐然后分成，久旱逢甘露的公益机构们生生把互联网公益变成了一场捞钱的盛宴。

　　这种将筹款目标凌驾在公平与正义之上，为了拿到筹款不惜违规的“唯筹款论”，是互联网公益平台始料未及的发展，也是互联网公益初级阶段的必然。

　　遗憾的是，没有现成的合适参考答案。在公益模式相对成熟的英美等国，各自都有着自己的解题思路。美国的筹款人是一个专门的职位，各州甚至会区分全职筹款人和第三方职业劝募人，其中的美国筹款人协会（AFP）则是一个会员制行业协会，一旦筹款人涉及违规，可能会被取消会员资格。

　　英国的筹款监督委员会（FR）则是在政府推动下成立的，除了对机构进行筹款伦理方面的培训，还设立了捐赠人的投诉机制，一般处理方式为内部自查，再由FR进行调查，最终可作出处罚。

　　两者在互联网公益时代同样适用，但在中国，既是缺乏类似的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也难以适用到平台身上。

　　2015年9月6日，第一届99公益日的第二天，腾讯公益宣布将单日配捐额度限制为999元，时间调整为九点开始；2016年的99公益日，不再按照1：1配捐，而是随机比例。

　　2017年9月6日晚，第三届99公益日开启的前夜，腾讯公益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大家共同维护99公益日良好的捐赠秩序，杜绝各类恶意套捐、骗捐等违规行为……腾讯公益平台将坚决做到‘查实一单，处理一单’……”。

　　理性在2018年终于开始回归。这一年的99公益日，来自捐赠人的善款共8.3亿元，仅与前一年持平。但捐赠人次来到了2800万，是去年的两倍有余。

　　来到2022年，公众捐赠金额定格在33亿元，比去年的35.69亿元要低，但高于2020年的23.2亿元；象征着流量和人气的“捐赠人次”同样历史性首次下降，跌了15%，今年99公益日的捐赠人次为5816万，但与捐赠金额一样，仍比2020年的5780万要高。

　　究其原因，是腾讯公益这两年尝试推出的“小红花”ip，开始弱化以人次、杠杆调动捐款额的机制，改变了以捐赠决定配捐的认知，而是转向了与公益行为的互动——用户的分享行为、捐赠、公益答题、捐步，都能获得小红花，小红花最后又反哺到用户选择的项目中。

　　弱化筹款数字的意义，让公益行为成为用户习惯，已经在过去数年里成为了不少平台的共识。阿里巴巴推出的“人人三小时公益”即为一例，其中的核心规则“无论次数、金额，捐赠行为一律只算半个公益时”，更强调用户捐赠行为以外的行为，包括参与公益培训、互动、进行公益知识学习，以及传统的献血、线下志愿服务等公益行为。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之中，解决的又何止是“唯筹款论”呢。公众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公益”概念的教育与普及，公益机构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现实社会中的受助群体同时被切实改变。

　　刘观瑞、刘观盛两兄弟怎么也不会想到，苦苦寻找了十三年的母亲会突然被找到。

　　母亲李令玉早年已患上精神疾病，2006年的中秋节前夜，她再一次离家出走。一家人没心思过中秋节，只能拜托身边的亲朋好友帮忙，在十里八乡的电线杆上都张贴了寻人启事，却一直没有任何李令玉的消息。

　　两兄弟仍在守候的十三年时间里，在他们不知道的角落，一些变化正在发生。2007年7月9日，李令玉在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流浪时被民警发现，随后送至北京市的定点医疗救助机构并采集了她的DNA，将其放入全国走失人员的数据库。但因为两兄弟未曾上传过DNA数据，数据库也无法通过比对找到家人。

　　直到2018年，医生在与李令玉的一次交流中，意外听到了“山西福寿村”的名字，线索立刻被送至今日头条的公益寻人项目中。头条寻人于2016年由字节跳动公益发起，其利用的是精准的互联网信息推送技术，线索相关人士的信息会被精准地弹窗到正在浏览信息的该地区用户手机上。

　　李令玉的信息就这样被刘观瑞的一位好友发现。好友将截图发给刘观瑞，刘观瑞马上联系衡水市精神病医院，经过视频确认，在电话那端的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妈妈。

　　在21世纪的变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一度遭遇许多的质疑，但也是这些崇尚“科技向善”的互联网公司们，将现有的技术革新注入公益行业之中，成为了驱动公益行业进步的新引擎。

　　在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捐赠人与公益机构实现连结的空间，它依托着背后的互联网公司们，通过技术的输出，从捐赠人到公益机构，推动整个公益链条的变革。

　　譬如在2016年7月，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线的“听障儿童重获新声”的项目。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蚂蚁金服区块链技术支持的第一个公益筹款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捐赠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善款如何从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流入基金会，再进入执行机构，最后进入受助人的账户全过程，完成了捐赠链条上的透明。

　　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可追踪、全透明”的特性下，公益的透明度和信任度都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同时也实现了对公益项目本身的正反馈——支付宝公益平台的数据显示，使用区块链的公益项目筹款时间只需一般项目的一半。类似的区块链应用在各大互联网公益平台均已出现。

　　放眼全球来看，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如今世界顶级的互联网公司，无论是社交网络巨头的Facebook，还是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再到电商巨头亚马逊、支付巨头Paypal等等，同样会为公益提供支持。

　　他们之中有的会为公益机构提供筹款的流量入口，譬如Facebook的生日祝福捐赠功能，PayPal建立的捐赠专页等；有的则愿意提供技术赋能公益机构，如谷歌的公益支持计划就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公益机构提供产品与技术上的支持。

　　但没有一家会像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平台一样，如此广泛地连接捐赠人、公益机构和受助人。正如前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在国外，公益机构追着互联网公司开发新的公益产品。在中国，通常是互联网公司引领公益机构进行互联网创新。”

　　互联网公益自始至终的核心驱动力，都是技术创新。没有互联网的出现，没有移动支付的便捷，没有小程序、短视频、电子商务等一系列的互联网产品，互联网公益很难有今天的发展。

　　强大技术优势，与“科技向善”的价值观相结合，成就了互联网公益的新面貌。它也不仅仅是个捐钱捐物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种从发现社会问题到撮合力量解决问题，最后看到反馈的机制。

　　2010年，因章子怡、成龙等名人涉及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诈捐事件，民政部下属机构对公益行业做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不容乐观——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超过九成受访者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

　　第二年，郭美美事件发生，红会走上风口浪尖，多地红会收到的捐款因此暴跌，连参与无偿献血的人数都受到了影响。

　　公益难道就是在利用公众的爱心来中饱私囊？质疑声中，公众对于公益行业的信心一落千丈，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直言，“三天毁掉一百年。”

　　问题其实一直都摆在那里，无论是因为人力和资源的不足，还是公益机构的自身意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募集的钱都缺乏透明度——最起码在公众的眼里是这样。人们通常不会知道钱从哪里来，也不会知道钱往哪里去。

　　质疑没有在互联网公益时代消失。尤其是当互联网平台带动了十亿捐赠人的参与，已经撬动起近百亿善款的今天，如何让钱有始有终？成为了互联网公益平台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22年8月，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下称“心语协会”）来了一个“查账”的人。

　　她叫雨琦，才刚刚高三毕业，她是带着一肚子的疑问来的，“每一次财批的结余资金去哪了？”，“某一项资金的预算是如何决定的？”，“这个钱有没有花到点子上？”……面对雨琦的疑问，心语协会的财务出示了账本和电子帐目，开始对雨琦的疑问逐条解释。

　　聊完财务，雨琦又来到了心语协会的服务对象家里做家访——这原本就是心语协会志愿者的工作。目的地是长春市边缘的城乡交接地带，环卫工奶奶依靠2100元的微薄工资带大两个孩子，哥哥正准备念高二，妹妹在念初三，心语协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为哥哥提供奖学金的支持。

　　短短几天的行程，雨琦满载而归。她是今年腾讯公益“公益真探”项目的其中一名参与者。像她一样的100名公益线公益日前后，奔往全国各地对公益项目实地探访——在“线”小程序上，真探们的日志、报告，正在持续更新。

　　就在平台们推出的监督制度下，透明在潜移默化间，成为互联网公益时代的门槛。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经验并不相同。譬如作为全世界最早出台慈善法的国家，英国早在400多年前已经设立了慈善法，之后又多次修订，形成了如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双管齐下的局面。官方的慈善委员会重点关注年收入在1000万以上的慈善组织，主要措施包括详细的年度检查及随机抽查。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可以连同议会及警方对其财务进行冻结，甚至将该慈善组织交由其他慈善组织接管；此外，则还有大量的非政府机构来进行行业自律，包括募捐标准委员会、募捐协会、公开募捐监管协会。

　　美国则是有着大量的民间评估机构，如美国慈善事业商务局、信息局等，它们会定期公布监督评估报告。这些机构在互联网时代也逐渐转向线年，一家名为Charity Navigator的网站成立，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家针对公益机构信息公开、评价公益机构运营状态的第三方网站。

　　综合来讲，两者都并不依赖于互联网公益平台本身的监督机制。甚至像著名众筹网站GoFundMe，还允许匿名发起项目，同时明确表示不予百分百保证真实性，更多依靠基于熟人社交的信任。

　　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作为由民政部认证公布的平台，则一直主动承担责任，甚至在尝试倒逼行业的革新。它们正在探索的方向，是让透明公益成为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共识，让透明监督制度化，在公益行业落地生根。

　　今年6月，支付宝公益平台就宣布发起“支付宝公益平台共建委员会”，第一批找来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6家公益机构出任委员。

　　委员会的第一次联席会议里，提的最多就是平台的规则共建、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让一切好的东西制度化，让它不仅仅是平台主导推进的监督，而是公益机构对透明的自觉。

　　在各方平台的合力之下，我们终将告别公益黑箱时代。平台的公共性、开放性、价值中立和服务精神，让公益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承担起责任，这是互联网公益走向“透明”的核心要义。

　　2016年，她大学毕业，回到老家海南省白沙黎苗族自治县，选择创业，试图挽救当地已经濒临失传的黎锦织造工艺。但现实远比想象残酷，订单时有时无，维持运营全靠贷款。

　　“最难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撑不住了，我就给父母打电话说能不能在资金上再给我一次支持，我舍不得放弃。”那一次，父母帮她贷了30万，跟她说，希望这是她的最后一次创业。

　　之后，她试过利用新媒体平台，学着做直播带货，流量依然难有起色。直到2020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天才妈妈”找上了门——这个项目专注非遗手工艺女性，通过灵活的互联网资源及社会力量，让非遗文化的女性传承人们通过文化产品获得收入。

　　9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助理秘书长南静、海南省妇联相关负责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才妈妈”公益项目宣传大使周洁琼，带着知名网络主播韩承浩走进张潮英的合作社里，做了一场人气上亿的带货直播。

　　紧接着，张潮英开始接受系统的直播和运营培训，合作社也入驻了小红书平台，得到来自平台的相关扶持。黎锦这项非遗文化，在互联网的加持下终于成功破圈。

　　“天才妈妈”项目起源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扶贫经验，得到了多家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推动——腾讯公益带来的社交动能、支付宝公益提供的电商渠道、字节公益的视频流量扶持等。

　　疑问也是存在的。互联网公益平台支持、公益机构发起的公益项目，帮助一家企业去赚钱，在过去看来，这不太像是公益应该做的事。

　　但“天才妈妈”试图解决的，是公益行业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是靠输血，还是靠造血？

　　输血——要靠有足够多的捐赠人，足够多的捐款，足够多的公益机构，将钱和物资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

　　问题在于，美国一年的捐赠总额已经达到4848.5亿美元，尚不敢奢谈完美，中国去年的捐赠总量也才1450亿元，想单凭输血覆盖受助人群，谈何容易。

　　让公益实现造血功能，让公益本身变成一件可持续的事，成了互联网公益时代的最优解。

　　事实上，类似模式的实践在国外早已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由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创办的格拉明银行。

　　1974年，孟加拉国出现大规模饥荒，数百万人受灾。当时的尤努斯就尝试过一个名为“Three-Share Farm”的计划，由地主提供土地，农民提供劳动力，尤努斯则提供农具、肥料和种子的资金，收益由三方分成。

　　之后，他在此经验之上，创建了格拉明银行。当时孟加拉国的传统银行并不愿意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低利率的小额贷款，因为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几乎不成正比。尤努斯则反其道而行之，让贫困人群以“团结组”的集体形式向格拉明乡村银行申请贷款，小组成员则互相担保，并互相支持成员改善经济状况。

　　这一模式后来大获成功，到2004年，已经有超过6600万人次受益，尤努斯本人也因此与格拉明乡村银行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类似的模式通常被称作“社会企业”，意指通过商业的模式做公益，以实现可持续化发展。国外的著名的案例还包括Be My Eyes，一个丹麦开发者制作的程序，专门用于连接志愿者帮助视障人士识别物体并应对日常情况。

　　但与社会企业通常是初创企业不同，在中国，还有互联网公益平台在参与推进公益产业化思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商业的力量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之中，让公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几乎是所有互联网公益平台都在探索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平台背后的互联网公司们有着天然的优势。

　　无论是淘宝公益的公益宝贝，还是腾讯公益的新型扶贫模式，或是网易公益的乡村学校直播，都不止于平台本身的介入，而是试图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完成公益产业化的探索。

　　在期待中的未来，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除了完成现实的公益行为，还凝聚精神力量、奉献道德原则，来激发公众自觉、自愿的捐助，以互助互爱的方式有效地为政府来兜底保障，弥补市场缺失和政策盲区，用第三次分配体现公平正义，达到共同富裕。到了那个时候，互联网公益的中国样本又将写下新篇章。

　　蓝字计划将连续推出关于互联网“中国样本”的系列专题观察，敬请关注。也欢迎专业人士、广大读者给予我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