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酱但凡公益从业者，恐怕少有人不会面对这些问题。类似的问题，构成了理解公益慈善的基础，其答案的差异往往也是公益认知的差异。

　　最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李小云教授的新作《公益的元问题》，掩卷之后思绪浮动，迟迟未能下笔。对于公益从业者而言诸多问题聚讼纷争，但公众认知却近乎于日用而不自知，盖因“公益的问题”本已复杂，再论“公益的元问题”恐怕更难。

　　很多人了解李小云教授，主要是因为他在云南河边村连续好几年的扶贫实践。在几年前，李小云教授曾提出过“贫困的元问题”，认为“贫困的元问题”可能就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贫困的“元问题”，在李小云教授看来，一言以蔽之，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贫困的元问题》收录于李小云教授近作《贫困的终结》中，从中可以窥见这位在发展、扶贫领域扎根多年的前辈学人的知与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其中的洞见不光是来源于学术的、理论的沉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深植于乡村的行动。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些认知与洞见，是“具身”的，也是“沉浸式”的。正如身体不仅是影响、参与塑造了我们的心智，行动也改变了我们对贫困的理解。

　　《贫困的终结》所呈现的，始终是围绕着行动的思考与升华，这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的风格，在《公益的元问题》中又得以进一步发挥。三十年细说从头，要把公益领域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梳理出来。移用李小云教授自己的话来讲，关于公益的问题可以有100个，但是公益的元问题是什么？这是研究公益问题的理论核心。

　　在每个领域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最本质也可能是最简单细小的问题，这种“问题的问题”是该领域的根本问题，是最细小而基本的问题。西谚有云，再聪明的人也经不起傻瓜的二十次追问。这其实是从复杂到简单的追溯过程，最终回到一个逻辑起点上。追问到了根源，就是“元问题”。这或许近似于物理上的第一性原理，这源于亚里士多德曾提出的观点：“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所谓第一性原理，就是要求回归事物最基本的条件，将其拆分成各要素进行解构分析，从而找到实现目标最优路径的方法。

　　与习惯认知不同，“元问题”因其基本，其实并不一定是“大”问题，反而有可能是“小”问题。大问题往往是复杂问题，期间夹杂了多个维度与变量，并不能直接解决，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其解决之途不在一端，而是要找到精确的发力点，不断拆解和破局，进行系统性的变革。小问题则不然，在大问题不断拆解之后，细小到拆无可拆，又重要到无法回避，这样的细小问题可以直接解决，同时又作为系统的基本要素而存在，这就是元问题。

　　《公益的元问题》的体例，不做学术的、理论的高头讲章。这个立场，与本书中《公益头上的“三座大山”》形成了一种隐含的互文关系。作者推崇实践性的理论，奉行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在钱、权之外，“学”是重压于公益界头上的第三座大山。并且不无苦心地劝勉：“公益界的崇学，对于发育我们的公益文化是有害的。公益界的主体文化价值应该由公益实践者来主导，公益的话语应该是公益实践者的话语。有时候我觉得，公益人何必要去攀登这个‘书山’呢！”这倒是体现出一些“有机知识分子”的况味。而《公益的元问题》娓娓道来的风格，也更像是一场平实的对话。

　　认识问题，从对话开始。这场对话的基础是“具身”的、“沉浸式”，但它又并非“私人的”，而是积极地介入了公益这个普遍的基本问题，因而呈现出明确的“公共性”。按照雅各比的说法，“……并不满足于‘私人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毕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样的方式，更能够激起感情的共鸣与进一步探讨的愿望，在阅读的很多点上，常不免心有戚戚焉。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

　　《公益的元问题》对公益领域诸多问题的涉及是比较全面的，这些问题也都是中国公益正在实践和面对的问题，全书分六章结集，分为：为何公益：捐赠的困惑；公益的纠结；公益与资本；公益与创新；公益的出路。

　　通过每一章下的文章标题，大概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关切，例如：慈善为何让人感到幸福？慈善与公益有区别吗？捐赠并非施善；劝捐与道德绑架；公益头上的“三座大山”；公益为何“纠结”？在中国做公益难在哪里？商业向善，公益向哪？没了资本就没了公益？公益离不开资本吗？中国会成为公益社会吗？公益能脱离政府吗？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公益的关切与思考，而这些又难能可贵地从实践中生发出来，因此真知灼见也俯拾皆是。试举几例。

　　其一，前言中提到2015年在云南省勐腊县注册“小云助贫中心”的经历，对于为什么要把机构注册在这个边远县城的问题，作者的回答是：“我希望把公益组织注册在县城，是因为越是没有公益组织的地方，越是需要公益组织。如果注册在北京和昆明，在那里招聘工作人员，之后下县城工作，这样的成本太高，而且我们的公益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但真正需要公益服务的是基层，刚好我也可以做一个公益资源下沉到基层的实验。”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选择，但是公益的资源格局，却隐然受马太效应的支配。越是没有公益组织的地方越是需要公益组织，这体现出的是常识。但在我们的公益实践中，受复杂因素影响之处甚多，以至于常识反倒是被忽略了。如今，党和国家重新强调了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希望“先富带动后富”，资源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和实践公益常识，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其二，在《为何公益？》中，作者认为，“慈善与公益是在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克服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自发、内在的矫正机制。……无论是传统的慈善还是现代的公益，都是基于社会的不平等而逐渐形成的……公益的元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通过公益来缓解这种不平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这在现代社会尤为突出。公益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公益自身，还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益是一个夹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部门。这就需要公益能够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这是公益，尤其是中国公益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对于类似的观点，可能不同的公益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于这种平等视角的对公益慈善的理解，一以贯之地构成了作者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从实践出发，从实然出发，从能够切实地缓解人的痛苦、改善人的处境出发。但凡公益人，恐怕没有一天不被叩问初心与使命，若是阅读本书至此，不妨掩卷而自问。

　　其三，在《公益人是“圣人”》中，作者提出“社会公益人格化可能会导致异化”这一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公益发展的根本，可能在于社会公益组织是否能够做到自知、自觉和自律”。诚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人会是圣人，同样就是圣人领域也并不总是名副其实。因此对于公益人是“圣人”的质疑，其实是对社会文化与认知的批评。自知、自觉、自律固然是公益领域的主责，但是整个社会公益心理的建构，需要的是各界的共同的参与和努力。

　　因此，本书不只适合公益人独自阅读，而更适合作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有建言献策职能的人士研读、讨论的素材。例如作者写到的这一条，起码从逻辑上就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公益人为什么也要有相对体面的薪酬这个问题：“尽管公益本身是神圣的，但是它的物化存在不是圣殿，我们没有办法让公益人都成为圣人，所以才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让公益人首先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认可公益人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社会人，我们给公益人应有的社会荣誉、体面的经济生活和应有的职业激励。”

　　其四，在《公益组织的异化》中，讨论了公益组织专业化发展的必然，但也客观指出，无论是传统慈善还是现代公益，其实质都是一种“辅助性的社会正义与公平”，因此公益必然是道德取向的。

　　作者提醒要警惕公益组织在专业化过程中”异化”现象，这种警惕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方面，“公益组织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更容易产生人格化的负面影响……道德尺度在公益组织和市场公司中有所不同,这就是公益组织化和专业化产生人格化的潜在负外部性。”

　　一方面，“公益组织专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消化和吸收非道德的行为……公益组织的社会过滤器作用与公益组织本身的异化使得我对公益组织专业化产生了很深的纠结心理。”这里的讨论，与《公益人是“圣人”？》一文形成了强烈的互补。

　　身为公益人，这样的批评可能还算温和。对于公益慈善的价值，对于良好的公益生态所能带来的正外部性，这些都是公益人且行且努力的结果。当然，在强调规模与影响力的今天，如果公益组织走向专业化甚而规模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那么，如何能够保持不忘初心，不被异化，这不光需要我们时刻警醒，还应该有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来应对。

　　在本书中 ，类似引人深思处还有很多，对于社会创新、影响力投资、互联网公益、乡村振兴等话题也是娓娓道来，别有见地。在行文中，能够感受到作者一开始可能并未思考话题的走向，或者是非要灌输一些确定的观点，而是真诚地将思考融入到对行动的追述中，这反而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效果。在对同时代的其他公益前辈展开对话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温婉的坚定。

　　本书中收录了董强《中国公益正在出现的若干主义》一文，认为李小云属于“公益改良主义”一种，与康晓光的“公益”、徐永光的“公益市场主义”构成了中国公益理论思想的基本坐标。

　　其实，纵观全书，这种“改良“毋宁说是“调和”的，有一种忠恕而已也的“中庸”精神在里面。回望中国公益四十年来的发展，这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指向更加具体的行动与实践，这种始终植根乡土、凝望大地的情怀，也许可以从更早的俄国知识分子那里看到，这可能也是诸多公益前辈早年学习俄苏文学的时候所能读到的：“在现代，英雄行为并不是在老苹果树下自杀，或者是舆论的裁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沉痛后果，而是同人民一道从事日常的普遍的细心的工作也只有真诚从事这种平凡的工作而毫无怨言的人，才能够在未来拯救自己的祖国。”（屠格涅夫《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