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菡女儿多大2014年去世的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大师雅克勒高夫主治法国中世纪史，国际学术地位虽高，却很难在中国引起什么动静。那时，有媒体想约一篇纪念文章，笔者找到了许明龙先生，想请他写篇相关的文章：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名下的译作里，有一本就是勒高夫的《圣路易》。

　　“不要以为我翻译了几本法国人的历史书，就是什么专家了。”一见面，许先生就这么说。他特别害怕被人当权威。在位于京西的一所整洁的寓所内，他有一墙规模不小的书架，但站在书架前，他的个子依然显得过于高大了些。他的第一本引起重视的译作，是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然后便是《莱茵河》与《圣路易》。连续几本法国人写的历史学著作，让一个马虎的读者也很难不注意到他的名字。而许先生仍然说，自己不过是个匠人“翻译匠”。

　　由于20岁以前有6年参军经历，许先生上大学稍晚，直到1963年，他才从北大西语系毕业，不久便迎来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浮沉。满42岁时，也即1978年年底，他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入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翻译室。“42岁之前，我对历史完全是门外汉，根本就不懂，”他说，“你看我现在翻译的都是历史书，但那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情。”

　　社科院里都是些年纪较大的先生，“他们里面外语比我好的人一大把，”许先生说，“就说李家骅吧，从对外文化协会来的，懂英文和日文，水平好到什么地步呢？就说那会儿刚改革开放，外国语电影引进得很多，拿来一个电影，众人就说，来来来，李老师给讲讲，他坐那儿就讲，一边听台词一边给讲。有这样的人在，你怎么能不虚心学。”

　　从1982年起，许明龙才算是正式开始“做历史”，那年翻译室被撤销，成员各寻着落，他就选择去搞非洲史研究。“我只想着走个捷径，因为搞法国史的人太多，我过去也就吃两口残羹冷饭了。”搞了几年，他便觉得不合适。第一，他没条件去非洲考察访问；第二，他能读到的东西都是二手或三手，由西方人写的关于非洲的书。于是，他又回到法国史这块，深觉弯路走得太多太猛了，总是晚一步：“所以我说我既不懂历史，也不太懂法国历史，不是谦虚。”

　　他领了个课题，叫“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史”，自己牵头组织一拨人做，做着做着，许明龙发现课题对他们而言都很夹生，其他人对它都不是特别感兴趣，或不能接受很多提法，而做出来的成果，上面也不太可能听，更不要说去实践了。

　　西方政治制度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孟德斯鸠的学说，从《论法的精神》可见，孟氏对中国有相当了解。注意到这一点，许先生开始把自己的主攻方向调整为中西文化交流：“一个18世纪的法国人，怎么知道这么多东方的事情？我就去研究，后来我写了不少东西都跟这个主题有关。”他拿出《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这是他2007年出版的一本通史性质的著作。在当时，吃中西交流史这碗饭还是挺时髦的，全国也才一二十人。于是，他虽然跟孟德斯鸠近了，但同法国史又渐行渐远。

　　在社科院，研究员是最高的业务职称，许明龙拿到它，已是1993年。“这次不晚，你算算，从1984年起，不到十年就评上了虽然三年之后我就退休了。”似乎命运早就等着他“闲下来”的这一天，刚退休，许明龙就收到了翻译邀请：实打实的一本《蒙塔尤》。拿着已重版多次的《蒙塔尤》，许先生忍不住发笑，是那种自嘲的笑：“这本书翻译过，我就算声名鹊起了。”

　　许先生有几本自己的著作，其中他最看重的一本，是2004年出版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2014年又出了修订本，豆瓣评分高达9.4。可是知道《蒙塔尤》《莱茵河》和《圣路易》的人，远比知道《黄》的人多。《蒙塔尤》果然有效应，法国大使馆专门找到他，说《圣路易》必须由他来翻译。勒高夫的名气与地位同勒华拉杜里旗鼓相当，但《圣路易》更厚，堪称皇皇巨著。为了翻译此书，许先生出访法国一段时间，得到了与勒高夫本人见面的机会。对任何一位国内的社科学者而言，与西方顶级学术权威见面，必然是生涯里最堪自豪的事情。

　　但在见报的勒高夫印象记里，许先生的口吻一如往常：“虽然我忝列法国史研究者，在大学里学过法文当我手捧着这样一部一千多页的名家名作，想到这项任务的分量和困难时，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只怕糟蹋了作者，对不起读者。”他说，仅仅是为了翻译，仅仅是为了给自己以翻译完《圣路易》的信心，他才去了法国。“同勒高夫说话，根本谈不深，只是很肤浅地聊聊，还有，就是实地看一看书里提到的地方。《圣路易》这样的书，应该全看完一遍后再翻译，可是看一遍一年就没了我没有太多时间。”

　　的确，晚年的许先生太忙了，退休后的他不仅翻译了多部年鉴学派的大部头，还重译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等，历时18年完成了《孟德斯鸠文集》五卷本的翻译出版。

　　第一财经：能否说说翻译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一书的情况？我读这本书，特别喜欢你的翻译文笔，优美而有诗意。

　　许明龙：中央编译局的施康强，在1999年拿到《文汇报》陆铿派来的任务，就是这本书。施康强与我是同班同学，他把这活转交给了我：“你就干吧，挺薄的一本。”于是我就接下了。

　　1999年8月我开始做这件事，4年之后辽宁教育社出了第一版。这本书的价值跟我的翻译没关系，而是在它本身，历史学家就要有这样的胸襟。在法国刚出的时候，并没什么人重视它，50年后再读，费弗尔真是有政治家的眼光。《莱茵河》是写德法两国必须和睦的，这两个民族打了那么多年，那么多次战争里都是仇敌，你想想，现在谁敢写一本书，说我们中国将来必须跟日本好？但我翻译过《莱茵河》后就想，中日两国也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吧。

　　《莱茵河》的文字很有特点，不像历史书，它不叙事，写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结构松散，文字的特点是喜欢用短句，有的句子连动词都没有。翻译过程中确实有点麻烦，我必须要读懂这个意思。比如一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惊奇和满意”，句号。我不能这么翻译呀，得把没写出来的东西给补足，这花了不少工夫。

　　我对这书的价值没有把握，你知道，我不是史学出身，没底子。出版社要我写个前言，我说我哪儿有本事写，就去找了郭华榕，那是我的老师，但比我也只大两岁，在北大是他教我的法国史。他的前言写得很棒。

　　许明龙：我翻译每一本书，译名都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每天要查大量的资料去核对名字。然后，这些年翻译做下来，我觉得两件事最要紧。第一，当然是外文要好；第二，就是内行来翻译最好。我翻译《论法的精神》（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了很多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对封建社会的那些知识，比如官名之类的不了解。我可以找专家来校，可是哪有专家能把这么厚的书全部细细地看一遍？这真是教训。

　　严复说“信达雅”，我做了点修正，“雅”字怎么理解？不是每个人的写作都能翻译得很雅的，要因人而异。我自己的原则，“雅”首先是达意。我校对自己过去的译本，经常会纳闷：怎么错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一年级的水平嘛。可能跟当时状态不好有关。其次是传神：要让学者说学者的话，让拾荒者说拾荒者的话。对我们社会科学译者来说，达意更重要些。

　　第一财经：《论法的精神》收入“汉译名著”的版本是张雁深所译，你是重译此书，但译本也被人撰文批评过。

　　许明龙：对啊，所以我后来特别害怕招惹是非。但是批评我的人讲的，至少有70%是对的，我很感谢他，他免费替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尽管有些话说得厉害点，但我确实没做好嘛，应该承受他的批评，你若是认识他，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对张雁深前辈，我是佩服不已的。

　　许明龙：《罗芒狂欢节》难度不高，最初的两章讲理论的部分稍难，难在找不到合适的术语。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套名词，用在它那上面不合适，对不上，资本家和修鞋匠混在一起，这怎么办呢？我只能自创一些名词。我很希望有人能评论一下我的翻译。

　　许明龙：我每天如果什么都不干，纯翻译的话，一天差不多不超过一千字，这一千字是可以直接交稿的。如果译出来两千字，那么肯定是粗糙的，需要修改加工。我一直在修订过去的译本，越修订越惭愧。学力有限，知识储备不足，自己也多有疏忽，我只是尽了我的力。

　　到了我这个年龄，还在干这个，真是吃力不讨好。别人说，许明龙你做啥呢？你又不缺钱，翻译又没几个钱。那么我缺名？我这岁数了要名有啥用？真的不缺这些，可是别人交托我做事，我还是想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