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棉尿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成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连续性。

　　距今10000年前后，以粟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作物在黄河流域萌发。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早期，形成了若干以旱作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区域社会群体，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早期聚落。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呈现的天文景象，说明当时的首领已经掌握北斗七星、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等天文知识，证明此时已形成了以观象授时和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早期王权思想。

　　仰韶时代中期，以粟为主的成熟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延续了此前以粟为主的传统，大豆普遍出现，稻米数量明显上升，为此后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多品种农业种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距今4000年前后，西亚传来的小麦在黄河流域日渐推广，粟、黍、小麦等逐渐成为中原腹地的主要粮食。经过中华文明肇始阶段一千余年的社会实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也在此处应运而生。

　　黄河及其支流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孕育了滋养一方人群的农业。农业和水源为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进而也为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是政权和百姓的生命线，这是一万年黄河文化史和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逐渐形成的基本认识。

　　夏商周以来，黄河流域形成了稳定的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塑造了人民坚忍耐劳的气质，涵养了人民安土重迁的心态，造就了人民爱好和平的观念。奔流不息的黄河哺育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维系着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赓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心中的“母亲河”。

　　《诗经·周颂·载见》：“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描述周成王率领诸侯祭祀先王时的仪仗，最引人注目的是纹饰美丽的“龙旗”。龙作为王者徽号和天命的象征，在黄河流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上古时期主要是蛇形龙。东宫苍龙是观象授时的主星，“敬授民时”是保障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使民以时”是维护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原则，因此龙的形象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逐渐形成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王权的象征。《易·乾卦》作为首卦，就是以龙来解卦象，“九五，飞龙在天”是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的来源。

　　襄汾陶寺古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王墓中，常常随葬彩陶龙纹盘，其上的“龙”就是蛇形龙口衔谷穗的形象。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贵族墓中常常随葬绿松石龙形器，其中一件是由2000多片绿松石粘嵌成60多厘米长的蛇形龙，附着在有机质仪仗上，还有一件玉舌铜铃与其配合使用，或许就类似“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描述的情景。河南新密新砦古城出土有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龙纹陶片，残留的蛇形龙头刻纹与二里头夏都绿松石龙的形象非常接近，二者应当有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

　　龙是夏代王权的象征，成为后世维系正统王朝观念的一条暗线。此后的商周两汉时期，蛇形龙的形象十分常见。汉高祖刘邦以赤帝子（赤蛇龙）自命，斩白帝子（白蛇龙）起义，建立汉王朝，即是夏王朝以来“真龙天子”天命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以二里头夏都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也逐渐成为观念上的“地中”“土中”“中国”等四方仰慕的中央神圣空间，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商王朝晚期，王都位于当时的黄河西岸，甲骨卜辞中把安阳殷都称作“大邑商”，将天下四方分成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大邑商”又称“中商”，是当时的政治地理中心，是划分四土方位的起点。《诗经·商颂·殷武》中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说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都认为殷都居商王朝晚期疆域的四方之中，此时已经明确形成王都居中的政治地理观念。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等在追寻“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过程中，舍弃了前朝故都“大邑商”，选择了更早的夏都故地二里头。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成王追述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把营建于夏都故地二里头的东都成周称为“中国”，即周公“乃作大邑于土中”的中央之城，体现了“择中立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正统观念，此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建都于中原腹地以正统王朝自命者，皆以“中国”自居。“中国”观念也成为维系正统王朝的一条明线和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一根纽带。

　　《汉书·礼乐志》：“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礼制的核心是追求社会秩序井然，既强调对前代礼制的继承，又注重因时制宜、顺应民心。礼乐制度及其承载的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是支撑中华文明赓续不辍的核心文化基因。

　　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对此前中华文明肇始阶段文化的凝聚和升华。二里头夏都以宫城为中心的“多宫格”布局、中轴线理念、四合院式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多材质组合的器用制度，以宴享、祭祀、丧葬为代表的礼仪制度等，创造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体现了更加成熟的王朝礼制。二里头夏都开创的“营国”制度、宫室制度、器用制度及其构建的社会秩序、承载的价值观念等，经过商周两代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中国文明史上为人所盛称的夏商周三代。

　　夏商周三代文明最大的共同特质就是奠定了中华文明思想的基石——礼制，“礼仪之邦”成为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夏王朝以来的三千多年里，以洛阳—郑州—开封为核心的嵩山河洛地区，长期作为正统王朝都城所在地，成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中原腹地，也逐渐在此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黄河文化。

　　礼乐文明体现了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文化认同。祖先崇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二里头夏都修建了安置祖先的奢华墓葬，营造了崇拜祖先的宏伟宗庙。商朝武丁时期的殷都，重拾中华文明肇始阶段各区域文明的古老传统，推动祖先崇拜成为最重要的礼仪活动。祖先崇拜也是西周社会的主要信仰，维系着宗族血缘集团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向心力。夏商周三代之后的历朝历代都继承和发展了祖先崇拜观念，除了尊崇血缘上的祖先之外，人文始祖炎帝、黄帝也逐渐成为文化上的共同祖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文明的赓续不断。

　　古老的汉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者，亦是维系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关键纽带。在礼仪之邦和祖先崇拜构建的秩序社会中，人们用符号或文字记录礼仪制度、祖先名号和重大事件。仰韶时代已有丰富的刻划符号，龙山时代刻划陶文、朱书陶文已经常见，商王朝已经形成成熟的文字书写记录系统并传承至今。

　　夏商时期，黄河流域已经确立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多品种农业种植制度，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原腹地王权神圣化、社会礼制化及与祖先崇拜的深度结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夏商时期以来，传承有序的表意文字，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远距离、长时段地传递知识和信息，增强了跨时空赓续文明基因的能力。这些现象共同塑造了黄河文化无与伦比的韧性。

　　黄河中游古都西安、洛阳、开封等在历史长河中，长期被多个王朝反复选择立都于此，更是黄河文化百折不挠的印证。

　　伊洛河畔的洛阳盆地，背靠邙山、头枕黄河，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也是黄河文化在中原腹地形成的地域文化。夏王朝营造二里头夏都、周王朝定鼎于郏鄏以来，洛阳盆地长期作为正统王朝的建都之地。东汉、魏晋、北朝、隋唐各代，历经古今兴废事，反复选择此地建都，使洛阳盆地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神圣空间。

　　渭水河畔、岐山脚下的关中盆地，周秦汉唐立都于此，是黄河中游关中文化的发源地。周人在大周原地区建都立国，武王克商之后，此地成为周王朝的大本营——宗周；周平王东迁成周之后，秦国开始经营宗周地区，后来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建在宗周故地；秦汉之际的战火对咸阳和关中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西汉立国之后还是选择关中立都，并将其命名为“长安”；两汉之际的战乱致使帝都东迁洛阳，此后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又重新选择关中立都。

　　北宋“天下首府”东京开封府，因与黄河相连的大运河而兴起，黄河的水利水患都在这座城体现得淋漓尽致。战国末年，秦国引黄河水淹魏国都城大梁，而此后历代仍选择此地建城：隋唐汴州城因地处大运河漕运至中原腹地的关键节点而迅速发展起来；五代至北宋，这里长期作为正统王朝的都城；北宋至明清，开封城黄河水患频仍，崇祯十五年（1642年）大水再次淹没了整座城市。从开封城逃难出去的故人，反复回迁、重建家园，体现了故土难离的安土重迁心态、宗庙难舍的祖先崇拜观念。

　　黄河文化的韧性是维系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品格，多维度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智慧和文化力量，我辈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