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妆后竟是前妻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在越南北部和平省考察了60多个洞穴和岩厦遗址，并在这些遗址获取了一批以单面打制砾石石器为特征的石器组合。1932年初，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一次远东史前学家大会上，科拉尼首次将这批石器组合命名为“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

　　在早期研究中，和平文化的石器组合包含不同种类的工具，以周缘单面修型打制的“苏门答腊式石器”为特色。由于这种工具的形态比较稳定，研究者很容易将其识别出来。以该工具为“标准化石”，随后和平文化遗址在整个东南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都被发现。至20世纪末，和平文化遗址的数量已超200个，其空间分布范围北至越南、老挝、缅甸北部，南至苏门答腊岛附近，主要处于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中。东南亚和平文化距今约30000-4000年，其中年代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位于越南北部。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越南北部所在的喀斯特山区就是和平文化的起源地，并传播到其他国家。

　　随着新研究方法的介入，研究者更加关注和平文化石器工艺生产操作链的多样性，而不是某种特定的工具类型，因此和平文化也被重新定义。目前，将其理解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流行于东南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单面打制石器技术现象。和平文化的工具套不仅包括“苏门答腊式石器”，还有各类砍砸器和石片工具等，它在时空组合上存在变化和多样性。除石器外，还应存在较多竹木类有机质工具，只不过它们难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

　　近十年，与东南亚大陆邻近的云南、广西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和平文化遗址。比如，云南临沧硝洞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5000-23000年的和平文化石器组合，是目前所知亚洲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临沧得丹洞和平文化遗址距今约20000-18000年，显示了和平文化在云南的连续发展；广西那坡国漠遗址则可能展现了距今约15000-12000年和平文化的多样性。

　　这些和平文化遗址的发现，再次扩大了和平文化的时空分布范围。这亦令和平文化从一个东南亚史前考古学问题，直接成为一个中国-东南亚史前考古学问题。同时，和平文化成为中国第一个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承认的具名旧石器文化。尤其是硝洞遗址的发现，无疑是百年和平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之一，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这表明华南与东南亚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直接联系，可能涉及到古人类的迁移与交流。另一方面，华南和平文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也令中国学者真正参与到该课题的深度研究中，为掌握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了可能性。

　　和平文化是东亚-东南亚晚期智人创造和传承的技术文化，是旧石器时代东亚-东南亚砾石石器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代表砾石石器技术演化的巅峰。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而言，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华南和东南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主要以砾石原料为工具毛坯，形成本土的“砍砸器传统”，并延续存在近250万年；至和平文化时期，虽然工具仍以砾石为毛坯，但是工具的生产方式、毛坯结构等出现了新变化。

　　具体而言，砾石毛坯结构的约束性得以彻底释放。苏门答腊式石器和劈裂砾石的生产方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前者在砾石毛坯的周缘，通过修型来生产多个刃口，成为史前的“瑞士军刀”；后者在剥坯所获的半块砾石毛坯上，几乎可以生产任何类型的工具(甚至是装柄工具)，这导致砾石结构的技术-功能约束接近消失。从砾石工具生产工艺的角度看，和平文化的石器生产是一种比较开放的系统；而同时代的其他石器生产现象，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比如山韦文化。这可能是和平文化的石器技术各个层面表现出强烈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在“后和平文化”时期，可以看到华南和东南亚各地广泛留有和平文化的技术遗产。

　　因此，从技术演化逻辑的角度看，和平文化代表东亚砾石石器文化传统发展的巅峰。工具走向装柄化，这是旧石器时代中后期的世界趋势(而不是石器“小型化”——其本质也是装柄化、复合工具化)，可能为新石器时代的斧、锛、凿等装柄工具奠定了技术基础。以上反映出当时的古人类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仅因地制宜采取石器工具的生产策略，还将砾石的潜力发挥到最大，并随时保留这种潜力。这是本地更早的直立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和认知，也是和平文化人群“行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此而言，和平文化也是理解东亚-东南亚砾石石器传统的一把关键性“钥匙”。

　　学术界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东西方存在截然不同的技术文化传统。东方属于另外一个技术世界，这个技术世界以“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和“砍砸器传统”为主要特征(虽然这些术语饱受诟病)，前者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后者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但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北方由于受到欧亚大陆西侧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因素，比如勒瓦娄哇技术和石叶技术，而南方似乎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很难划分出一个普适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因此，与北方在距今约4万-5万年前受到西方技术、文化、人群的影响相比，南方可能更能代表东亚文化发展的“本土性”“连续性”和“创造性”，而和平文化正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不过，和平文化并非只有石质工具。研究表明，它更可能是一种“竹木文明”，有相当多的工具是用竹木材料制作而成，比如狩猎使用的标枪和箭镞。可以想象，当时人类生活在资源丰富的热带森林环境中，凭借高超且灵活的石器打制技术，克服困难的生活环境，数万年稳定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他们沿着湄公河、红河、萨尔温江等河谷迁移，不断开拓新的领地，适应和发展新的技术。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灵活应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不正是东方文明的基因之一吗？

　　和平文化证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源远流长的人口与文化联系，它是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是联系两地的文化纽带之一，也为当今“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和平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东南亚和平文化近百年的研究历史相比，中国的和平文化研究才刚起步。虽然我们对其认识还十分有限，但对其未来研究的无限可能充满期待。(完)

　　周玉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教授，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法国-柬埔寨、法国-泰国旧石器联合考古队成员。史前考古学博士，2021年毕业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领域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石器技术等。出版学术论著近30篇，研究成果发表在《考古》，L’Anthropologie，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Lithic Technolog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Comptes Rendus Palevol，Quaternary International等专业学术期刊。近期主要关注华南与东南亚的和平文化及同时代的技术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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