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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与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对此，光明网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先达，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共话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

　　陈先达：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我们从事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它的影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而文化传统则是现实的，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传统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的文化使命，都是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使之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因素。正是文化传统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贯穿起来，成为一种源流关系。这需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继承不是囿于传统文化或沉湎于一些旧思想的束缚，而是要前进、创新，这就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文化土壤非常重要，《歌德谈话录》中记载歌德关于文化土壤重要性的论述很深刻。他说，“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想迅速地幸运地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种昌盛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养在他那个民族里得到普及”，还说，“我们都惊赞古希腊的悲剧，不过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我们更应惊赞的是使它可能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而不是一些个别的作家”。历史证明，文化名人的出现往往是群星灿烂，而不是一枝独秀，因为相同的肥沃的文化土壤上往往使文化名人成群出现成为可能。只要看看中国文化史就可以看到，无论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及文章巨擘，都是成群出现的。当代要改变文化领域只有平原而无高峰的情况，必须全面、客观、科学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厚植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使各种优秀人才成群脱颖而出，蔚为大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臧峰宇：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意义在于激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并为之赋予时代内涵，既要回到经典文本，也要将重点放在开新，强调人文日新。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自觉或不自觉得到创新的传统文化的印记。在各种节日文化、礼仪文化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古代概念与其在经典文本中的原意也有所不同，这并不是表现为对这些概念的误解，而是为这些概念赋予新的内涵。我们也在文明建设的现实语境中具体理解这些文化概念，它们也在实践中得到转化，具有制度性内容，成为一种文明范畴。

　　陈先达：文化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该超越解释学范畴，真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转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借鉴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但它已不只是一个理念，而具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借鉴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它已转化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环保制度和相关法规的保障。文化与文明的转化也体现了人们的历史观，体现了人们的实践选择。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传播，没有中国人的不懈奋斗，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未必会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果实。

　　臧峰宇：是的，花朵需要授粉才能结果，文化需要在传播中实现转化。经典永流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选择和传播的结果，文化传播的结果总会体现为历史印记，或者可以将这种印记视为承载观念的事实，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和判断体现了文化价值观。我们将中国文化想象成一条历史的长河，有些河段可能九曲十八弯，但终究是大河向东流。这条文化长河的流向和流速与社会结构有关，这实际上是关于文明的话题，从文明角度可能更好地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践内涵。有生命力的文化观念总要实现实践转化，转化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不应当从文化出发理解历史的形成过程，而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理解文化的形成过程。

　　陈先达：我们的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立足现实，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存在于现实之中。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传统文化作为事实具有客观性，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取决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而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根源于中国的性质和使命。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这些思想，我们才实行这些政策，而是我们的社会现实需要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臧峰宇：这实际上体现了文化研究的现实性问题，研究任何具体的文化形式，未必都要考虑现实性问题，但研究文化发展的总问题，离开现实性就无法把握问题的关键。我认同您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是基于当代社会现实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然后探求如何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臧峰宇：文化的古今相通意味着文化传统的延续，文明的建构体现了问题意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建构制度文明，要发展治理文化，促进文化治理。我最近重读《哥达纲领批判》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感到其中关于治理的内容很有价值。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思想资源，正如习所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里有一个从历史中汲取治理智慧的问题，与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时代化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复兴并不是要重写历史，因为历史是不可复制的，民族复兴是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创造未来。

　　陈先达：历史是处于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是品读历史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如何看待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其实，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的评价不可能改变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只能改变历史观，这就又回到文化的时代化问题。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臧峰宇：我们在时代语境中探讨文化的实践转化，要秉持历史思维方式，也要思考文化认同问题。经过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观念的纽带，因为它彰显了民族精神，体现了炎黄子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共同文化取向和主流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生成了文化的再生机制，促进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这确实又回到文化的时代化问题，必须通过走向文明的实践成为现实，因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实践命题。

　　陈先达：这么看问题是对的。文化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积淀，文化是一个民族成员自我认同的标志，这种认同就体现了文化的纽带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共同的语言中蕴含着共同的社会心理、共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包括情感因素、心理因素、认知因素等。民族的凝聚力，正是因为文化认同而产生了民族归属感，这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粘合剂。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经久不衰的民族精神，在抗疫过程中得到生动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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