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链接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主要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来说，因为有着丰沛的江河湖海资源，体现出独有的水文化特质。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伟明看来，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既有唯美细腻浪漫的一面，也有求真务实的理性一面；既有平民主义的底色，也有精英主义的内涵。其中，文人雅集焕发了江南文化最具活力标识的青绿色彩。以下是他在“青溪讲坛”的演讲

　　长三角地区的沪苏浙皖互为近邻，山水相依、“同俗共气”，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业缘相融、人文同辉，蕴含着江南地区共通的文化基因和共享的文化资源。乡土、乡音、乡思、乡愿、乡情，互通互联，具有同创共建的鲜明特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有着丰沛的江河湖海资源，体现出独有的水文化特质。今天的演讲，我就围绕“从水的雅集到海的奔流”，谈谈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演进与发展。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文化独具特色，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上游的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主要体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十分密切。水文化的孕育，创造了“龙图腾、鸟图腾”的信仰崇拜，对水的征服和利用，与水的拼搏，培育了长三角地区人们冷静、灵敏、机智、敢于冒险的性格，以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汇聚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历史基因、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逐步交融发展成具有共识性和认同性的江南文化。

　　在长三角地区，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审美理念趋同。文化趣味的追求，消费方式的形成，人们情调、格调、腔调的塑造，都彰显了经济、社会、文化、符号等在内的各种资源。人们在消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中，形成了共同的消费价值。这方水土，孕育了人们追求不凡、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江南人在实惠实在实用的基础上，趋于精明精致精美消费。在共同文化的建构中，形成了审美追求的独特表达、文化基因的独特身份，创造了共同的区域文化和审美传播认同。

　　长三角地区，自东晋以降，一改以往“吴王金戈越王剑”的血性和刚性形象，以蓬勃发达的文化而冠誉全国。耕读传家，名人学士不断涌现。“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名动海内外。地域文化的兴盛，江南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不少文化家族的兴起。林立的书院，传播了先进的理念，加强了学术研究和交流，培养了一大批像王阳明、黄宗羲等社会名流。刻书和藏书，传播了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学术探索和百家争鸣。“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家训，深入人心，形成了“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的文化嗜好。

　　江南不只是具有诗性和美学意义的地域。杏花春雨的江南，更有剑胆琴心的个性追求。江南人性格中多元化和丰富性得以复合，既有“小桥流水”优美感性的文化传统，更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气派，“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责任担当，呈现出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多彩多姿。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既有唯美细腻浪漫的一面，也有求真务实的理性一面；既有平民主义的底色，也有精英主义的内涵，这都是由长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所决定的，蕴含了长三角地域文化的动力因素和创意因素。诸如山水和人文的相融，从稻谷之源到鱼米之乡；陶器、瓷器、玉器等工艺创意的演进；茶叶和井水创造的名满天下的茶文化；桑叶和蚕丝结合的海上丝绸之路；昆曲和园林相融的山林城市等，都是美学与智慧的融合和创造。

　　江南的文人雅集，是文化的派对、文人的狂欢，它源自江南人对文化的自信。文人雅集，泛指文人集团进行文化创造与交游的休闲聚会，是一种集宴乐、书画、诗书、艺术、审美为一体的文化活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勃兴，江南雅集成为文人士族激发和传达人文精神的群体性活动，反映了江南文化群体典型的诗性追求、共享同创的趋势。注重文人群体间保持联络，交流思想、凝聚情感，对成员间建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积淀了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焕发了江南文化最具活力标识的青绿色彩。

　　追溯中国的文人雅集，古人有九雅，即焚香、抚琴、品茗、酌酒、听雨、赏雪、侯月（后作“候月）、莳花和寻幽。享其一者惬意，拥其二三可谓妙绝，而中国古代文人雅集却要诸雅并举，实乃人生难得的精神大餐。可以说，文人雅集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现象，包括游览、品茗、酌酒、抚琴、对弈、赋诗、作画等活动，这些都是文人交流技艺感悟和尽享切磋乐趣的方式，反映了文人的优雅与高贵，最重要的是给当世乃至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和艺术生活的审美表达。

　　中国的文人雅集，是古代文人墨客相聚的最佳形式，相当于西方的派对和沙龙，类似于当下的诗会、笔会。从形式上来说，可以悠游于山林，饮酒作诗，与鸟兽同乐；可以泛舟水上，吹拉弹唱；可以坐而论道，挥毫泼墨，直抒胸臆，形式不一而足。但是，参加雅集的人必属同类，气场相近，追求相同。

　　汉末出现的建安七子，源自中国最早的雅集培育。曹植《与杨德祖书》和曹丕《与吴质书》，标志着江南雅集孕育下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赤壁之战之后，魏、蜀、吴三国大势基本形成，时局相对稳定。祖籍安徽亳州的曹操则退回了魏都邺城，从而汇聚了一批建安文士。他们以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为中心，经常集宴云游，诗酒酬唱。这不仅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更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风尚。后人把魏晋时期的七位文人，比喻为文学创作的“竹林七贤”，称赞道：“诗酒唱和领群雄，文人雅集开风气。”

　　浙江绍兴的兰亭集会，是别具一格的诗书盛会。东晋王羲之曾与二十多个文人聚会，每个人都写了几首诗，意味无穷。王羲之也留下了他那篇《兰亭序》帖。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则是东晋文人繁荣江南文化的一大创举。其内容大致是，客人到齐之后，主人便将他们安排到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席地而坐，由书童或仕女将斟上一半酒的觞，用捞兜轻轻放入溪水当中，让其顺流而下。根据雅集规则，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不动，就由书童或仕女用捞兜轻轻将觞捞起，送到谁的手中，谁就得痛快地将酒一饮而尽，然后赋诗一首；若才思不敏，不能立即赋出诗来的话，就要被罚酒三斗。

　　后来，绝大部分的兰亭雅集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唐人鲍防等举办的兰亭雅集，赋诗则采用联句式，即每人吟诗一句，再由首唱者收结；元人贡师泰等人和清人桑调元等人举办兰亭雅集，赋诗采用的是分韵式，视人数多少编一句含有多少字的句子，再由主持者将句中各字“随机”分给大家，大家即据拿到手的字韵作诗。元人刘仁本于浙江余姚组织的“续兰亭雅集”，赋诗不为自己所作，而为永和兰亭雅集中未赋出诗的十六人所作，这就是“续诗”，形式亦非常别致。而到了清代，由杜甲组织的兰亭雅集，赋诗还采用唱和式，主人首唱，客人和之。

　　永和九年的那次兰亭雅集，本是一次无意之举，主人王羲之并非想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他只是用鼠须笔、蚕茧纸起草序文而已。然而，这篇序文手稿的书写，因艺术造诣空前绝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气的经典之作，载入了中国书法的史册。

　　在元末的吴中地区（今苏州一带），这是一次有极大影响、持续十多年的文人雅集活动。参与人数上百，以其诗酒风流的宴集唱和被《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不仅是元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创作最多的诗文雅集，而且放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是最理想、诗文水平最整齐的文人诗社雅集。比如绘画中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三人就曾先后都出入过玉山草堂。据统计，元诗中至正年间的元人诗作，有十分之一竟是至正十年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写于昆山小小草堂的“玉山佳处”，这不能不让人惊叹诗社雅集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玉山之会与金谷、兰亭、西园雅集的区别是，后几个几乎都是官僚与贵族士大夫的雅集，而玉山之会是真正的文人之会，尤其是玉山主人顾瑛，无论是读书习儒和广结朋友，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无任何功利目的。他既不打算应举出仕，也没有走终南捷径的念头，而是持文学至上、艺术至上的生活态度。

　　清末民初，在近代上海的苏州河边、黄浦江畔，人们已不再固守私密化封闭性的特点，而是开放包容，向现代公共文化领域转变和延伸。由江南一方水土孕育的“南社”，进入上海后，1912年3月，在欧风美雨中，顺势而为，成立了“文美会”，形成了海派都市的文化新雅集。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来华讲学游历，并由林徽因、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的来访，让上海滩刮起了文学的“旋风”，深受青年人的喜爱。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感言道，“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其后的1929年3月与6月，赴美国和日本讲学时，先后两次借道上海，与海上文人进行雅集互动。泰戈尔与徐志摩曾讨论过中国毛笔的好处，初次使用，诗人兴致勃发，用毛笔学习中国画，简绘了一座小山画幅，送给徐志摩夫妇。不仅展现了诗人的丹青灵性，表达了与徐志摩忘年的莫逆之情，更是中印诗人间气质相通、文化相融的象征。而我国著名的京剧名角梅兰芳，则把用钢笔书写京剧《洛神》唱词的折扇，赠送给泰戈尔。泰戈尔接受后，连声夸奖，“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上海滩的这类文化雅集，架设了中外交流的友谊桥梁。

　　这些兼具上海大都市特点的海派雅集，既是对江南雅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集大成式的发展与升华，是近代上海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传统文化雅集的创新与江河湖海文化的奔流，体现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也为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软实力构建奠定了基础。文化是需要交流与碰撞的。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空间的构建，具有以文化人、立根塑魂的作用。因此，打通城市群之间的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自然与社会等壁垒，构建好江南新文化的展示地、传播地和体验地，可以提升世界级城市群的软实力。

　　一、更新和营造广阔的文化时空，创造文化雅集的新途径，汇聚长三角地区文化创造力。

　　现代都市的文化雅集，可为人们带来新颖的文化体验，让“人人参与、人人创造、人人享有”文化的目标，变成现实。比如，近年来，上海博物馆除了固定的常设展之外，经常举办一些海外的出土文物、美术精品等交流展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精品展、全国版本学讲座，让市民们在精品版本的体验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上海群艺馆的民俗文化展示和手工艺互动体验，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其他，诸如“二十四节气”的诗词唱和、“人民城市”的书法绘画表达等，在推广传统时令文化的同时，传播了江南生活的美学和人生智慧。

　　上海的古典园林、郊野公园、滨江等城市空间，更将丰富的人文活动，有机地注入富有江南韵味、海派情调的物理空间中。在那里进行现代的文化雅集，通过美好的生态、百年的建筑、丰富的人文，在人们的行走和驻足之间，形成“天人合一”的审美享受。同时，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唤醒了现代城市人的乡愁，推动了崭新的消费文化。

　　二、弘扬和重塑江南文化气质，彰显海派文化的新品位，提升长三角地区文化竞争力。

　　江南文化的精致精细，造就了海派文化消费的品位和格调。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舒适的同时，更注重文化艺术的熏陶和自我个性的修养，追求自由空间的表达。

　　高品质生活，离不开修身养性、提升审美的高质量体验。诸如，昆曲王子张军的“牡丹亭”演出，水乐堂里谭盾的“天顶上的一滴水”，陈希旦倡办的“国际水彩画双年展”，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等，都吸引了众多的文化追捧者。在可赏、可听、可看、可体验中，让参与者、爱好者和表演者、传承者零距离接触，弥补了远距离传达所造成的信息缺失，形成了“点对点”的有效传播路径，实现了人们情感的有效交流。文化体验者和参与者，在审美倡导者和启迪者的“雅集”互动中，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金泽古镇的民间民俗工艺社和非遗文化园等创意园区，则聚焦江南传统的非遗工艺，展示陈列了品茗、插花、焚香，手工锻制工艺饰品，蓝印花布缝纫，木刻、石刻、竹刻等，给传统风物赋予了乡愁情感的现代消费特点，重塑了低碳、环保、生态、绿色的生活方式。既传承了江南非遗的技艺知识和民俗传统，又复兴和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江南文化认同，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传承和创新长三角地区的文化雅集，构建江河湖海的新家园，增强长三角地区文化吸引力。

　　2020年初，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推进，青浦、吴江、嘉善等文联创办了“湖海边”文艺联盟，创新发展了当年柳亚子倡导的“南社”文化精神。“青吴嘉+”的开放模式，吸引了沪苏浙皖文化人的广泛参与，让新时代新江南文化建设成为热点。

　　江南的特性是水的文化。然而，在新时代，这里不仅有涓涓细流、“小桥流水”的秀美；更有大江长河、大海奔流的壮美。江南人性格特质中，既有江河湖泊的灵动、智慧的诗性特质，更有血性张扬、英勇豪迈的刚烈情怀。江南人既生活于水边、池上、河畔、湖滩，更活跃于海边、海口。太湖与大海、吴淞江与太浦河、京杭大运河都赋予了长三角地区文化人创作的灵感，书写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赞歌。同时，通过文艺联盟、艺术走亲、文化一体化，推动长三角地区文学艺术的交流、合作与提高，寻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文艺服务经济、文化促进旅游的进程中，体现了文化人创造创新的价值。

　　四、沉浸和体验式的国家会展中心，开创了进博会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扩大长三角地区文化影响力。

　　古代江南的雅集，是在近千年水文化土壤培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样式。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有通过新时代的文化生产、创造、传播等新颖形态，去满足公众新的生活风尚和审美需求，才能增强文化凝聚力和自信心。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让文化雅集成为上海城市“会客厅”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促进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交流，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际大都市经济文化的一个大雅集。立体化的展示、动态化的博览、互动式的参与、全方位的传播，让参与者充分体验、完全沉浸，从而将海内外的先进文化，向长三角地区、全国乃至全球充分传达和推广。

　　未来，可以进一步融入全球文化创意的“大产业”“大文化”发展的新理念，配上新时代流行的微信、抖音、小红书等融媒体的传播方式，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传达于一体，使得海派文化雅集的文化活动，以更加即时化、立体化、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新风尚和新创意。

　　曹伟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群众文化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