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亚麻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而且两者都需要并致力于实现相互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互推共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化道路，既在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创新发展，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科学元素，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孕育了光辉的革命文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进步历史观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前现代的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发挥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作用。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性的革命学说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从民族文化变成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而有可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互鉴，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指导下，中国社会变革不断取得巨大成就，随之不断涤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使当前及今后，无论有谁如何努力“独尊儒术”，都已经不可能实现，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减轻了阻力。

　　此外，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也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和形式，这都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一是赋予了“知”和“行”新的内涵。《实践论》把实践规定为“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阐明了“行”（即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指出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行”的基本形式，实现了从传统“行”的范畴向现代“实践”范畴的转型。二是丰富了对从知到行、从行到知转化的方法的认识。《实践论》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通过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说明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克服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缺乏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的缺陷。三是深化了对知行转化过程的认识。《实践论》详细阐释了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建构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

　　从方法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生文本的迷信倾向，把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校验标准放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新觉醒，体现了既学习“西方”又规避“全盘西化”、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从而既化解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古今”之争，又化解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中西”之争，而“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文化发展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想在封建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氛围里生根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西学东渐”大潮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传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甚至矫枉过正式的激烈批判的重要原因。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要在中国扎根、发展，又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这就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尤其是经过现代化转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华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殊的民族文化资源、要素以及特质的过程，或者说，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性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性成分并推动其进行现代性转换的过程，或者说，是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性的过程。就后者而论，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提升，而且藉此从文化的内核或根基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而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两种文化资源，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文化复古主义就会兴起，马克思主义也会被儒家化、封建化、边缘化，从而失去反“西化”的指导思想；而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给文化复古主义留下“割断历史”的口实，马克思主义也容易被教条化，从而失去反“西化”的文化根基。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要“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