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剑席卷世界的现代化浪潮，至近代以降直逼当代，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几经衰落，重又振兴，与时俱进，与时俱丰，正当其时，可堪大用。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卷入其中之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从落伍、迟到者到奋起、领跑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也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亘古亘新”之特色，在“其命维新”中因因相承、因因相革，在现代化浪潮中因应时代、推陈出新。毋庸讳言，在近代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随着中国的一度一蹶不振，乃至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中国传统文化也几乎陷入“有古而无今”之境。“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如此老大衰落、岌岌顾影的待死之国，何以重新振作，重现“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何用，去了哪里？

　　从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帜、郑观应、何启等早期维新派；从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到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到五四运动以后以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者，一代接一代思想者前仆后继、殚精竭虑、艰苦探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的“世纪之问”振聋发聩，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及对中国的侵略蹂躏则更激愤了中国。现状触目惊心，传统也就不堪回目。鲁迅喊出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的愤激之语。近代中国由于一度大大落后于现代化浪潮，而落后就要挨打受欺凌甚至任人宰割，中国强烈要求赶上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反传统，反传统难免就要把传统文化当作包袱和羁绊而摒弃。在“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之中，现代与传统的抗争何等激烈，“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这是何等无奈的文化迷茫、文化焦虑。

　　但众心虽荡，民心不死。而民心不死，则“文心”犹存，恰因为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之不死。正如钱穆所言：“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

　　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艰难探索、浴血奋斗，终于于“漏舟之中”走向站起来，于“濒临崩溃边缘”走向富起来，于“滚石上山”走向强起来。新中国一开国，就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发展，让一个东方古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盛，创造了中华民族从沉沦而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中国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布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宣言。中国文化，亘古亘新，因时因势，文化必兴。习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果然是“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中华民族所有屈辱和苦痛已埋藏于记忆深处，要重新找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度被摒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立于世界现代化浪潮潮头的中国，又“盛世重光”了。我们要“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中华民族近代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终于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距离已可丈量。但也正因为越来越近，再往下走，每一步都是惊险一跳，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这一阶段内外挑战严峻，机遇不容丢失。历史上，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功亏一篑、积重难返的教训不少。从历史兴衰规律来看，一个国家往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压力最大，一个是积贫积弱之时，一个是发展振兴之时。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支撑就空前之重要了。习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在当代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要以文化自信作为最基本的自信，以文化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厚积薄发之底气。

　　中国为现代化摒弃传统文化，又为现代化找回优秀传统文化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应时代发展变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在不断的挫折和磨砺中，锻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图景。这是“亘古亘新”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其命维新”的转化与创新。

　　中国提出了第二个“相结合”：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第一个结合，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因为第二个结合，中国将走出民族伟大复兴之于世界的路。随着民族起死回生，文化必然起死回生；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必然为其支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源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定力与文化活力。中华民族将在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复兴，中华文化也必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辉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传统与现代，何以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统一，并碰撞、聚合、裂变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形成、磨练和传承，也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之“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都来自儒释道三家的相融相通。儒释道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儒学以“礼”和“仁”为核心，重点解决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道学以“道”和“德”为核心，重点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佛学则以“心性”为核心，重点解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佛学以“治心”之说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便有“儒以治国，佛以治心，道以治身”之说。以三根支柱为基础，孕育化生出两幢文化大厦：一为“和”字号大厦，一为“心”字号大厦。“和”字号大厦，管着“天下大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心”字号大厦，指明“常青之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三根支柱已属过去，其孕育化生的两幢文化大厦却向着未来。三根支柱专属中国文化，其孕育化生的两幢文化大厦却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公共文化产品。三根支柱中难免含有当“推陈”之糟粕，两幢文化大厦中则必孕育可“出新”之精华。物竞天而择，“文”应“时势”而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由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更竞其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和”字号大厦揭示之“天下大道”，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的关键问题；沿着“心”字号大厦揭示的“常青之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中国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初心使命、具有强大定力这个关键问题，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