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兵近况文化建设不仅仅在于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深层次上说，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厘清思想混乱，清除价值观上的迷雾。

　　社会文化对于人们的社会存在来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构成了人及其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机制，因而必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发展机制上看，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必然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引导下的有意义的活动，因而无论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还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都可以被称为有别于“自然”的“文化”。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最终脱离了生物进化的轨道，而走上了文化进化的路途。所谓“文化进化”主要是指在人们共同生活的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们之间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及交往方式通过“主观化环节”而被形式化，也就是在人们的观念交往中，借助人们自身的语言意识而创造出一整套言语的或象征的语义符号系统，由此形成引导、约束人们社会行为和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如习俗、习惯、道德、法律等规范和制度。这样，人类不再需要像动物那样通过生理属性、体质特征的改变以及偶然的基因突变和漫长的进化过程来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而是通过各种文化规范的建立、调整、更新，也就是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或社会革命，来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这就使人类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生命物质。

　　从社会进步的动态过程上看，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多种过程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其间充满了极为复杂的、可以导致多种演化结果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因此社会系统本身所蕴含的客观机制和客观规律并不决定社会的演化过程必然朝向哪个方向，而只是决定了有多种演化的可能性所构成的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的空间中，哪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恰恰取决于社会历史主体所做出的价值选择以及为这一价值选择所付出的努力。人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打破束缚人的自主自由活动的自然障碍和社会障碍。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和社会模式上各有其特殊性，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总是朝着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方向挺进。这同时也说明，离开了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无从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当然，强调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说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都能够积极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文化在实质上是一种内含于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普遍精神。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也就决定了文化价值观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因此，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必然面临不断更新的过程。特别是当一个民族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痛苦过程。社会结构的变迁或社会体制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群体的分化。利益与旧的社会体制息息相关的利益群体通常会持守旧的价值观念以否认社会变革的合理性，而当社会变革过程衍生出大量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时，更多的人也会对变革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面对成就和问题，一种价值观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打着“反资本主义”或“反自由主义”的旗号直接否认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合理性”；另一种价值观则通常自诩为“改革派”、“市场派”或直接自称为“新自由主义”，倾向于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解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要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不属于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合理性，即“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合理地解决改革中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确是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个文化建设不仅仅在于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深层次上说，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厘清思想混乱，清除价值观上的迷雾，确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