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的另一边我出生于1987年。12岁那年，我第一次使用互联网，很快成了罗大佑在《未来的主人翁》中唱到的那种 “电脑儿童”。从概念上，我大致也可被纳入所谓的 “千禧一代 （millennials，出生于80年代末期到2000年之间的一代人，跨越新千年，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受到电脑和互联网的深刻影响） 。但从情怀上，我这一代人对电视媒介的认同感更强。80后是中国最典型的电视一代。

　　电视伴随我们成长，那些光怪陆离的影像构筑了多少少年时代的梦想与幻想。 从《西游记》到《神雕侠侣》，从《多啦A梦》到《名侦探柯南》，从《流星花园》到《还珠格格》，从小虎队到五月天，从98年的世界杯到姚明闯荡 NBA。 少年记忆或都淡薄，但熟悉的音乐一响起，似乎我们瞬间就能回到旧时光。

　　我们曾如此执迷于电视文化，或多或少都做过 “粉丝”，为某些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故事着迷。 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曾经的粉丝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想大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收集唱片，将心爱的专辑聆听，直到所有歌词都熟烂于心。 有时候，我们会用心观看一部影视剧，反复揣摩精彩的桥段。 如果恰好有机会，我们会去听一场音乐会或歌友会。 我们会在一些新闻报道中读到明星的生平和访谈，会在娱乐新闻中了解他们的八卦，在各类电视晚会上看到他们的表演。 追星也会涉及有限的周边产品，我们将喜爱明星的海报贴在卧室，购买某些同款服饰，收集一些卡通玩具等等。

　　这类追星实践有什么特点呢？ 我以为在追星过程中，文本占据非常中心的地位。 广义的文本指的人为创造的符号表征系统，我们消费的小说、电影、电视、音乐、动漫等等都属于流行文化的文本。 也就是说，粉丝会与各类流行文化文本建立深刻的联系，我们欣赏文本，解读文本，用自己的想象去重构文本。 但这一切的核心都是建立在个体对文本的审美上。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也都强调粉丝文化的文本性。以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的 编码-解码模型 为基础，文本中心性一直贯穿粉丝研究，而传统的粉丝实践的也确实具有文本中心性的特点。

　　然而，近两年来，大陆的饭圈文化发生了显见的变化。 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粉丝 “数据实践” 的崛起。

　　坤伦大战让饭圈日常的数据实践走进公众视野。我们了解到各家粉丝组都设有 “数据组”。数据工作 （如打投、抡博、控评、反黑） 成了饭圈日常。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粉丝要为支持的爱豆制造 “流量” 与 “数据”，增强他们在平台上的显现度。做数据包含一些游戏或狂欢的元素，但常规的数据工作是非常枯燥的，不过粉丝普遍承认数据工作的意义，将数据看作是偶像在娱乐生态中立足的重要基础。数据实践被渐渐合理化与常规化。

　　随着数据实践出现，上一代粉丝文化中的 “文本实践” 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直观上会觉得当下的流量明星缺乏 “作品”。 事实上，当下的粉丝文化依然生产海量的文本。 但这些文本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由于年轻一代的审美风格尚未成为主流，加上粉丝群体的圈层化趋势明显，很多文本作品难以出圈走向公共视野。 这导致大众产生了流量明星 “没作品” 的印象。

　　其次，当下的饭圈文化中，碎片化的文本成为重要的流通符号。粉丝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或影音平台去欣赏爱豆的图片 （如上班图、接机图） 、各种混剪视频，综艺节目的直拍或片段，由粉丝创作的心得文或同人作品等等。对当代粉丝而言，这些由同辈群体生成的文本之重要性丝毫不弱于由官方生产的连续性文本。

　　此外，这届 “粉丝” 在团结性上明显强于过往。透过社交媒体与即时通讯工具，粉丝们得以找到同好，形成粉丝社群。在过去，追星行为大多为个体和私人行为。投入的粉丝也会加入组织，但粉丝社群的普遍性远不如今天的饭圈。如今，粉丝们的横向联系加强，各类粉丝文本快速流动，粉丝和粉丝的日常交流 （fan talk） 也为追星活动增添了新的 “社交实践”。

　　粉丝社群的强化，其实也间接造成了前文所说的 “作品” 无法出圈的状况。因为粉丝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偶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封闭的联盟，制作方在策划内容时仅需考虑满足粉丝的口味，便可以获得可观的市场收益。这种封闭的粉丝经济模式也更使作品发展成粉丝向文本，因而缺少大众吸引力 （mass-appeal） 。

　　整体而言，当下的粉丝文化 “数据实践” 增强，而 “文本实践” 的中心性下降。 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呢？

　　首先，从文化研究的传统看，我们似有必要担心具有整体叙事结构的文本的式微。 我们知道流行文化是有原罪的，因为它的符号体系包含了政治与商业控制的逻辑。 当然，按照乐观的设想，流行文化也有一定自我救赎的能力。 这种力量就蕴含在流行文化文本/符号所构建的审美空间之中。 文化的参与者被审美元素吸引进入流行文化的符号体系，同时保持着对文本多元解读的动能。 通过新媒体技术的赋能，粉丝还能够改造文本，创造出全新的意义。

　　在很多学者看来，流行文化符号的意义可塑性正是它的 “反骨” ——尽管流行文化文本的产制由商业公司主导，但是流行文化文本包含反叛商业与技术资本的可能性。 当流行文化的文本发生变迁的时候，我们会担心那种曾经被寄予希望的反叛能力是否受到影响。

　　此外，流行文化文本的符号体系还构成了观众与商业力量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当文本变得次要之时，流行文化将直面其背后的商业力量。 在今天的饭圈，粉丝以 “花钱”、“购买” 的方式支持偶像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正当性，或许正是文本价值降低的一种显现。

　　当然，以上的担忧与批评是非常 “传统”，甚至是有些 “守旧” 的。 我们依然假定了文本天然的中心作用。 或许，今天的粉丝文化已然步出了纯粹的 “文本实践逻辑”。 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粉丝实践已具有全新的网络化特征。 就文本组织形式而言，当下的粉丝文化可能更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拼贴和融合风格。

　　日本学者 Hiroma 提出了 “数据库消费 （database consumption） ” 这一概念。数据库消费是相对于 “叙事消费 （narrative consumption） ”而言的。这两个概念或可映照两代粉丝实践之差异。

　　文本中心的粉丝文化更倾向于消费叙事以及其所蕴含的社会与时代之宏旨。 换句话说，这些流行文化文本背后存在共通的与结构性的意义。 当下的粉丝文化则更像是一种 “数据库消费”。 文本以信息碎片的形式广泛存在，像数据库一样联系在一起。 读者得以进入海量的文本世界，任意游走、调用或修改这些文本资源，但却很难建立同一的、中心的思维结构。

　　在持续改变的技术条件下，我们或许不应再执着于文本中那些连贯的、结构化的叙事意义。在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与价值多元的时代，宏大叙事本身也开始失去根基。在新的文本形式及相应的粉丝实践模式中，流行文化的文本也不必跳动 “时代的脉搏”。不过，在看似破碎的文本中，或许正在酝酿着具有协同性的创造动能，这将赋予流行文化形式新的政治和道德意义。

　　电脑儿童长大后，依然是身心健全的人类。 我们所担心的东西——审美失落、传统断裂或精神空虚——可能并不存在，一切只是技术文化形态的自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