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顿财富销售平台最近，俄罗斯学者杜金说了这么一段话：“在我看来，中国是由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家文化等其他文化元素组成的。这些文化元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政府不能确保文化安全，社会就会解体。西方和俄罗斯对中国的分析几乎都忽略了文化的特殊部分，但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重要的资源。”

　　张维为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实我觉得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型国家”更合适。文明的核心是文化，中国有独立的“文化格”，从而有独立的“文明格”，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备超越时代变化的独立性，任由历史变迁，而一直存在，不曾中断。当下的中国也是以这个“文化格”为基石的。

　　中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称“文明型国家”、“文化型国家”，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文明，都没有中国式的连续性，因为都缺乏中国式的独立的文化格、文明格。

　　作为一个学者，杜金还是很敏锐和勤奋的。说他敏锐，因为他的确看到了中国的“要害”之处，“特色”之处，就是中国独特的中国文化，在这一点上“西方和俄罗斯对中国的分析几乎都忽略了”。说他勤奋，是因为他的这种认知，显然是受中国最新动态的影响，最近几年中国对自身的文化愈发重视，譬如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杜金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认知，可能更多地来自他勤奋的地对中国动态的跟踪和学习。

　　杜金说“西方和俄罗斯对中国的分析几乎都忽略了文化的特殊部分”，这是很正确的。他们总是使用一些教条化的学术概念，从制度和经济形态的层面看中国，所看到的只是中国的表层，冰山之一角。甚至即便这种表层式的认知，也是教条化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不是中国的真实的表层，而是一个扭曲的、虚构的表层。

　　在制度层面，西方总是把中国归为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与西方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缺乏民主，因此专制。

　　在经济层面，中国是公有制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缺乏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同时将中国称为“新兴国家”。

　　进一步看，西方看中国，之所以将重心放在制度和经济上，而不是放在文化上，根源是制度和经济在他们的社会和国家就是最重要的，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压根没有中国式的独立的文化格。没有独立的文化格，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的文化，简称没文化。

　　中国有独立的文化格，中国是文化型国家，这些决定了，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基石的，不是制度和经济，而是深层的文化，文化具备独立而强大的评判和选择能力，能够对制度和经济，进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然后设计出适合自身的制度模式和经济模式来。

　　这样以来，在中国是文化永恒，更准确地说，是这个文化格永恒，而制度和经济都是可变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是高于制度和经济的，而在西方，不存在高于制度和经济的独立的文化。

　　对于这种深层文化的独立性、超越性、永恒性，以及制度的可变性，古人早就有清晰的认识。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可“损益”的“礼”，就是可变的制度，“虽百世可知也”的，就是永恒的文化、文化格。

　　《吕氏春秋 察今》也说：“时移世易，变法宜矣”，“变法”，就是损益礼，变革制度。

　　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换，中国只会发生朝代更迭，制度的损益，而不会发生文化格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具有变化性和永恒性双重特征。中国文明和历史的连续性，仅仅是深层的文化格的连续，在外层的制度上则是一直不断变化的。

　　西方的历史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独立的文化格，只有变化性，而无永恒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历史拥有独立的“历史格”，西方的历史不存在历史格。历史格就是文化格。因此，中国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内核是一致的。中国文化内核就是义理，是义理文化，中国历史的内核也是义理，是“春秋大义”式的义理史观。

　　因此，作为中国原始经典的《五经》其实都是历史，其中的《春秋》直接就是历史。这就是清朝大儒章学诚说的“六经皆史”。他还提出“史义（意）”的观点，认为史义是历史的灵魂和轴心。

　　既然中国的历史中，既有不变因素，又有可变因素，那么中国的文化格，就是历史的最大公约数，即所有历史时期内的不变因素。

　　就是义理和心性，既有义理的理念，也有义理的基础制度，这些义理式的理念和基础制度，就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格，支持着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连续，也支撑着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及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和经济崛起。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内核，文化格，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仅一直存在、在场，而是位处于中国社会深层内核，对其实践进行支撑，包括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革命形态和经济形态，包括现代化形态，一直都是中国化的、中国式的。但是我们却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古人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

　　因此，不仅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认识不够，其实中国人自己认识的也不够。为何？因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就开始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在学术界。

　　当我们高倡对外开放时，我们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却是否定和封闭的，尤其是学术层。当下中国的学术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新文化运动时所引入的西方式学术系统，在范式上是西方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定和封闭的。

　　这就意味着，要真的做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就必须打破这套西化的学术系统，以中国文化、文化格为内核，建立一套崭新的“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