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玟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012年，中日韩三国携手打造国际城市新名片，创建了重要国际区域文化合作品牌——“东亚文化之都”；2022年，三国已有31座城市获此殊荣，深化了三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2012年至2022年，是“东亚文化之都”成长的十年，这十年里，“东亚文化之都”秉承“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宗旨，不断践行“共生·创新·和谐”的理念，收获了一张张金灿灿的文化名片。

　　值此我国“东亚文化之都”创建工作十周年之际，为不断扩大“东亚文化之都”国际影响力，持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品牌，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文旅中国”客户端联合向“东亚文化之都”评审委员会的专家邀约系列稿件，从我国“东亚文化之都”十年来当选城市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和分析“东亚文化之都”在开拓亚洲文明对话渠道与营造人文交流平台方面的作用及实现路径，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针对性实施建议。通过“东亚文化之都”从城市形象到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实践，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即日起，该系列稿件将在“文旅中国”客户端、微博、微信“文都十年大家谈”专栏陆续呈现，以飨读者。

　　城市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长期的物质环境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发展与文明积淀的过程。当一个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到一定程度之后，过度的物质化需要文化来调和，因此文化城市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必然归宿。所谓的文化城市是指把文化作为城市建设内容，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生产要素，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刘士林），拥有较发达的文化产业体系，且较多地保存了文化财富的历史城市，这类城市多属于旅游城市或学园城市（左大康 矶村英一）。文化城市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城市发展目标，通过“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教化”（索艳琳），建设“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以文旺城、以文交友”的人化城市（李柏文），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品位、有梦想”的优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城市人口增加，也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刘士林 Lewis Mumford）。19世纪90年代，“欧洲文化之都”开启了全球文化城市运动，成为全球“文化城市”崛起的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从功能型物质城市向生活型文化城市转型升级，全球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转向”趋势。

　　2019年“东亚文化之都”西安举办“唐诗故乡·笔墨传情”2019中日韩青少年唐诗百米长卷书写活动

　　从文化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化之都”是文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指文化城市的影响已经超越城市本身，对国际区域内其它地区产生文化影响、文化辐射和文化带动，从而成为一个国际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在实践中，“文化之都”往往经过多国政府或第三方国际机构对既定的城市文化建设、交流与合作成果评定并认可之后的一种区域的或国际的文化城市品牌。“文化之都”源起于“欧洲文化之都”，它旨在“突出欧洲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共有的特性，增进欧洲民众互相之间的了解，促进一种同属于欧洲共同体的意识”。全球的文化之都当选城市一般通过集中展示本地区的文化亮点、文化遗产和文化活动等，吸引其他成员国的艺术家、文化机构前来交流合作，也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正因为如此，旅游往往是文化之都的主要产业之一，并且由于与文化兼容性强，而成为城市文化交流主要产业载体。文化之都不仅给获评城市带来荣誉，也为城市的有机更新、重建再生、转型复兴提供机遇。据不完全统计，文化之都带给当选城市带来10年以上的高速发展期。此外，文化之都作为超国家共同文化项目，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过去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区域与区域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但“文化之都”开创了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新机制与新平台。它通过“城市与城市之间”点对点的交流对话方式，推动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主体“下沉”到城市这一层级，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的区域和国家制约，使人类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变得更为灵活、务实、可行、韧性和可持续，并越来越被生动的文化之都实践所证实。1985年启动的“欧洲文化之都”，有力地促进了欧盟各国文化的交流，并为欧盟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随后，世界各地纷纷启动了文化之都或类似的品牌评选活动。在美洲大陆，由35个成员国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OAS）在1997年发起名为“美洲文化之都”的评选活动。东盟文化之都始于2008年，目前已经有7个城市。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文化之都”活动已经持续地开展了多年；俄罗斯联邦的伏尔加联邦区自2001年以来，也以欧盟这一活动体系为基础举行类似的活动。自2013年起，中日韩启动了“东亚文化之都”的评选工作，共评选出31座“东亚文化之都”，其中我国有13座。“东亚文化之都”已经成为三国文化交流与人民往来的主渠道和主平台，成为全球最为炫丽的“文化之都”品牌。全球风起云涌的“文化之都”国际城市品牌创建活动，充分表明“文化之都”已经成为跨越国界和跨越洲界的最为活跃的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现象。

　　“东亚文都·绍兴有戏”东亚文化之都城市戏曲经典荟萃在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绍兴举行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自古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合共生，主张和而不同，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们对待世界和其他文明的一贯态度和价值观。其中“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国儒家重在追寻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主张“和为贵”，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家重在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认为“和”是万事万物生存的基础；而佛家则重在构筑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由于现代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尤其需要倡导“和为贵”；而在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当下（二十大报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更加需要倡导“和为贵”，方能实现万邦和谐，世界大同。

　　中华“和合”文化不是单个理论的孤立存在，它是由中华特色“自由”“平等”“公正”“诚信”“博爱”“法治”等六大思想观和价值观来支持和保障的，形成了完整的“1+6”“和合”文化理论体系。

　　“1”是指上述的“和合”文化这一核心理论。“6”是指支撑“和合”文化发展的六大支撑性理论：一是自由是“和合”基本目标。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自由的典型代表，崇尚自由，追求“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的自由境界。庄子认为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即是实现和获得自由的重要途径和必要前提；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是平等是“和合”的基本规则。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乏“平等”文化基因。先秦民谣《北山》中“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老子》中“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孔子则提出“不患贫而患不均”和“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法家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佛家主张“众生平等”。三是“义利”是“和合”的道德标准“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当代“公正”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儒家所崇尚的“义”是对人们的行为的正当性所作出的道德判断。“义”或正当性的基本意谓是应当和担当。孔子提出了“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为后世儒家的价值观和义利之辨规定了方向。孟子把“义”的重要性提到与“仁”同等的高度，人为了正义或名节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即所谓“舍生取义”（《 孟子·告子上》）。《墨子·天志》讲，“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四是诚信是“和合”内在价值判断。《礼记·乐记》中就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的说法。儒家学说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之五德。孔子强调“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孟子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魏征曾在《贞观政要》中说，“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曾写道：“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欲上下之信，唯至诚而已”。五是博爱是“和合”的心理基础。唐宋八大家韩愈认为“博爱谓之仁”，孔子说：“爱别人就叫仁”。孟子的“仁爱”思想，讲究推己及人，扩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所以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又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墨子则讲兼爱，叫做“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六是“法治”是“和合”的法律保障。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总体上是重人治，轻法治，但也不乏倡导法治的思想理念。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家主张法治，提出了“唯法而治”“依法治国”等主张。荀子则更重视法治，主张以“法治”补充“礼治”之不足。

　　中华文化是以“和合”为内核，本质上是一种和平文化，在区域对抗和国家对抗剧烈的如今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它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认同将有助于形成世界和平发展的核心力量。习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具有深刻的中华“和合”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国际社会的表达和对人类和平的重大贡献。

　　2019年，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文化嘉年华以“青春嘉年华、共圆亚洲梦”为主题，汇集亚洲各国优秀艺术家和青年代表，呈现一台具有亚洲地域风情、民族文化特色的精品节目。

　　文化强国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当前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时期，“文化强国”的建设首先要涌现一批“文化强市”，可以说没有“文化强市”的支撑就没有“文化强国”的实现。“文化之都”是国际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城市，是文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对文化强市的建设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目前，我国对“东亚文化之都”的建设标准远高于一般文化城市的要求，它要求建立高质量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体系，包括文旅资源体系、与时俱进的文化和旅游产品体系、国际化和智能化的文旅设施与服务体系、国际文旅人力资源体系等，并要求以文化引领城市的有机更新、转型升级和国际化发展。

　　另一方面，“东亚文化之都”发展的本质是不断营造和扩大优质的文旅生产、消费和生活空间，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它包括以首创与独创能力为特征的原创力；以传播广度与深度为标志的传播力；以文化贡献率为指标的竞争力；以知名度与美誉度为指标的影响力；以公信力与吸引力为指标的引领力。“东亚文化之都”文化软实力的形成需要系统科学地培育与发展，从城市文化身份定位、公益定位、主题定位、价值定位，到通过丰富品类、拓展品质、塑造品牌构建城市文化载体，实现“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以文旺城，以文交友”，为市民提供文化互动、文化体验、文化创造等多样化的文化生活体验。

　　因此，我国“东亚文化之都”对国内而言，其首要使命是建设文化强国典范城市，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助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将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并带动周边文化城市的共同发展。

　　二十大报告专节论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求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世界舞台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已经评选出来的我国“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或发源地，每一个“东亚文化之都”当选城市都成为可以代表中国特色的名片，都是可以诠释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绝佳代表。因此，我国的东亚文化之都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精神，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东亚文化之都”营造一种健康和先进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并推动城市文化向城市精神升华，进而沉淀为一种城市文明，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国际化主客共享的美好文化旅游生活空间，吸引国际友人，就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和国家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特色各异、互鉴优长、相互协同、共同营销、行动一致”的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城市网络体系，可以搭建文化交流与互鉴平台，对接世界各地文化之都，形成全球文化之都网络体系。依托该体系可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对内文化建设，提高对外文化开放水平，极大地提高我国海外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和旅游服务贸易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总之，按照“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依“东亚文化之都”可以推动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平等交流、和合共生，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成色，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2年“东亚文化之都”济南成立济南国际传播中心，致力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济南故事”

　　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东亚文化之都”可成为对冲、缓和和释放当下国际区域和大国之间紧张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为世界和平指明方向和贡献独特力量。

　　文化对于区域和平来说“被假定为缓和历史冤屈，实现民族和解、区域和平和全球和谐”（Berry，Liscutin 和 Mackintosh，2009）的手段。对东亚地区来说，文化既可能是动力也可能是阻力，用守旧的眼光对待文化，不正视历史，文化就会成为历史包裹；用开放与开拓的眼光对待文化，以史为鉴，文化就会成为东亚发展的动力。

　　站在更长的历史经纬中，中日韩作为传统文化深厚、历史文化悠久和交往密切的国家，共同面对的城市文化发展问题与责任越来越重大。这就需要发挥中日韩三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文脉相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怀有“彼此欣赏”的包容心态，保持东亚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强化“东亚文化之都”城市之间的文化和旅游联通和联动，促进“文化交融”，为东亚地区的人文交流注入活力，增进了国民彼此间的友谊。在现实与历史的“互动、互见、互鉴”中，面向未来推动东亚地区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发展新的先进文化、未来文化，尤其是创造东亚区域共同文化，奠定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心理，扩大东亚地区文化认同，不断扩大东亚文化的共识和包容性，推动东亚地区“东亚身份、东亚精神”的确立，提高“亚洲意识”，增强亚洲青年一代对东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夯实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和社会基础。

　　“东亚文化之都”将成为中日韩和平友好发展的“世代友好工程”，我们坚信文化作为最柔韧最具穿透力的力量，将通过中日韩31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凝聚成为一股磅礴的和平文化力量。

　　2022年8月，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第十三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在山东曲阜召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永冈桂子、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朴普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曲阜行动计划（2022年—2024年）》，并向2023年度“东亚文化之都”中国成都市和梅州市、日本静冈县、韩国全州市颁授纪念牌匾。

　　（二）“以文载道”传播中华“和合”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人文基础

　　二十大报告专节论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提高国际话语权，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为此，中国的“东亚文化之都”的核心使命就是“以文载道”，在国际上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和合文化，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支撑，进而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对于东亚地区而言，该区域的母文化主要是中华文化，因此中华“和合”文化在该地区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并且与“东亚文化之都”的宗旨不谋而合，也就是通过文化，把亚洲人民连接和团结在一起。为真正发挥“和合”文化对东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用与团结力量，首先要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二十大报告），奠定“和合”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次，在东亚地区，中国“东亚文化之都”主要的“和平使命”是巩固、强化和进一步凸显“和合”文化的存在，强化日韩的“亚洲意识”，推动日韩在文化上回归亚洲。在此基础上，共同促进东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高以中华“和合”文化为内核的东亚文化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最后，要强化“东亚文化之都联盟”建设，并以此为主体，依托东盟与中日韩“10+3”文化城市网络为基础，深化“东亚文化之都”与东盟文化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加强与欧盟文化之都的交流与合作，并不断扩大与北美文化之都等其它文都城市之间的合作，形成线下“东亚文化之都”的全球化的“朋友圈”，并配套建设“东亚文化之都”“云上”交流与合作平台。惟其如此，方能搭建“和合”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和平”文化氛围，滋润人类“和平之心”，引导人类和平前行。

　　2022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0+3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要深化人文交流，利用10+3文化城市网络等平台，鼓励和支持当选的“东亚文化之都”与“东盟文化城市”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欢迎10+3成员参加“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系列活动，加强文化旅游务实合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世界大国博弈导致局势动荡之秋，“东亚文化之都”的国家文化使命就是对内建设典范的文化强市，示范引领其它文化强市的发展，助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同时对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以城市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可信 可敬 可爱”的国家形象；“东亚文化之都”的和平担当就是“以史为鉴”推动东亚和平发展，并以文载道，向世界传播好中华“和合”文化，滋养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3]《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13]王桂兰 刘建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传统文化根脉及民族特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期.

　　[14]索艳琳.文化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发展机制研究，山东农业工程学院，2015年.

　　[16]刘士林.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文化城市战略，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

　　[17]裴开瑞(Chris Berry).文化研究新领域：城市屏幕文化，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

　　李柏文（1974-），男，湖南郴州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管理。北京工业大学完成管理科学与工程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李京文先生。

　　长期从事旅游经济与管理相关研究工作，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全国“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主要编写者和全域旅游导则与标准的主要起草者，参与上航旅游集团，黄山旅游集团，“十四五”生活服务业发展战略等企业和行业战略研究。主持过“东亚文化之都”标准研究，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研究、亚洲文化交流计划研究、中国边境旅游研究、大图们倡议地区国际旅游暨多目的地旅游研究，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旅游一体化、东南亚旅游经济一体化等项目的研究；出版著作5部，参编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完成政府和企业咨询与规划类项目100余项，获得过省级政府科技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