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笛新浪微博作家斯科特·纽曼，曾是妥妥的“爬藤冠军”，在经历一番美式寒窗苦读后，他被包括8所藤校在内的19所美国顶尖大学录取。可是，在心心念念的藤校校园里体验了四年

　　“澳大利亚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普林斯顿’是什么。我很庆幸接受了顶级的教育，但我很遗憾去了普林斯顿。我不会把我的孩子再送到那里，也不会向别人推荐。”

　　此语出自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青年作家、资深编辑斯科特·纽曼 (Scott Newman)。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如此“diss”母校，倒不能简单说他忘本。也许，作家总是有颗纠结、矛盾与内省的心灵。斯科特，这个生在纽约上东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含着金汤匙，并一颗敏锐的心。

　　虽履历光鲜，曾被布朗、哥大、康奈尔、达特茅斯、杜克等19所美国最顶尖的学府录取，最终就读普林斯顿历史系——斯科特的作家头脑，令他以一种批判的姿态，穿梭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之中。

　　其间种种思考，汇于他大四时所撰写的一本回忆录《晨后之夜》（The Night Before The Morning After） ，里面记录了他从中学直至大学的成长历程。

　　外滩君也是透过这本书，了解到这位颇有个性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让这个藤校生对自己所受的教育“反水”？

　　童年时期的斯科特长居昂蒂布（Antibes），一个位于法国南部的美丽海滩小镇。在那里，他自由地漫步海滨，周围是来自30多个国家的孩子。

　　那段时光过的无拘无束，他很快学会了如何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相处，甚至结伴在欧洲各处旅行，很早就比同龄人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

　　中学时，斯科特回到美国，就读于新泽西州的劳伦斯威尔学校(The Lawrenceville School)——这所寄宿制私立学校大名鼎鼎，在全美排名非常靠前，它附近几公里处，便是同样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顿大学。

　　刚到劳伦斯威尔，斯科特立刻感觉到，这里与法国的地中海海滨的氛围有所不同。他也从奔跑着的沙滩boy，变成坐在圆桌前正经八百的一份子。

　　旁边的同学，相比他而言显得有些少不经事，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富裕的社区，以后不出意外，也大都会进入到美国最顶尖的大学。

　　进入到劳伦斯威尔的一年后，一天早上斯科特从床上醒来，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要进到最顶级的一所大学。他的头脑里飘过四个字母，H（哈佛），Y（耶鲁），P（普林斯顿）和S（斯坦福）。

　　原因没什么特别，斯科特承认，是青春期的自己虚荣心渐长。他对梦校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录取率得低、得证明他的能力。

　　飘来一个名校梦，也没那么简单就可以实现。考常春藤，对美国孩子照样是不容易。

　　好在斯科特还真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从（做完梦的）劳伦斯威尔的第二学年开始，他便着手自己的目标，拉开了忙碌高中生活的序幕。

　　“我承认孩子应该被允许做孩子，搞砸一些事情、犯一些错误，但在这个大学录取、选择性和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孩子们不可能是孩子。”

　　在劳伦斯威尔，斯科特申请了“所有的东西”：每个俱乐部、每个领导职位，从负责“跨信仰倡议”，到担任“多样性委员会”的成员。

　　凭借写作方面的兴趣特长，他成为劳伦斯威尔好几个校报、杂志的编辑。2016年，他所参与的由12个学生组成的编委会，甚至拿到青年国际新闻的大奖。

　　暑假住在巴黎，斯科特仍旧每天都在用各种方式填充着自己的简历。比如在巴黎美国学院，和一群比他大十几二十岁的成年人，一起上创意写作课；第三学年，争取到在约旦学习阿拉伯语的奖学金；还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议员办公室实习（尽管那个议员很不幸地死于枪杀）。

　　在学术成绩方面，斯科特也不甘落后。那个“A”总是写得笔直，尽力不让成绩单收到“-”号的污染。于劳伦斯威尔毕业时，他的GPA将近满分。

　　他像只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只为汲取足够多的花蜜喂给大学招生官。这些花蜜显然拿捏住了高校的胃口——足足有19所大学给他递去了橄榄枝，其中的8所是藤校。

　　这样的光环的代价是，高中后面三年，他的每个周末都是在书房度过，做作业、学习或者做课后项目。很多时候忘记吃饭，就算记起来，也常常独自一人狼吞虎咽。

　　“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然而，这就是许多雄心勃勃的美国学生在冲刺名校时的真实状态。”

　　后来斯科特回顾那段岁月，觉得自己挺盲目的，从未真正追求过所热爱的东西，从来没有花时间去弄清楚那是什么，几乎没有时间交友或约会，放弃了本可以获得的精彩的青春期。后悔错过了学校舞会、社交活动、大大小小的生日派对，也后悔“自己的鼻子太干净了”，没有认真对待过任何体育运动。

　　斯科特从自己的经历看到，精英学府竞争激烈的录取过程，在不断鼓励着一种过度个人主义的感觉，因为战胜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成就。

　　2021年，斯科特在给Quillette的一篇撰稿中，以记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他调查到，在新冠使学生的压力变得更大之前，美国青少年群体便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皮尤调查数据表明，高达70%的美国青少年认为焦虑和抑郁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主要问题”；同样比例的孩子，则对是否能够进入理想院校表示担忧；超过60%的孩子，对自己能否获得好成绩感到压力。

　　与之相对应的，是顶尖学校逐渐加大的竞争。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2019年它的本科录取率为5.8%，而2021年仅为3.98%。

　　作为上东城的富家子弟，斯科特承认自己是享有特权的孩子。他也坦白和揭示了作为享有特权的人，是如何“玩弄”精英大学体系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像辛格案那样铤而走险触犯法律，而是通过“角色扮演”。

　　他指出，当大学的录取率只有个位数时，这已经不是比拼聪明或全面发展的问题，而是谁更加知道如何玩好角色扮演的游戏。

　　美国大学想要什么样的人？手握19份offer的斯科特尖锐地谈到：“他们并不想要真正感兴趣的人，而只是找一些对当下风尚感兴趣的孩子。”

　　几乎所有名校都标榜，称有着“save the world”（拯救世界）的责任。斯科特认为，申请者在准备简历时，其实就是对“save the world”的迎合，把相关的活动统统包装进来，给自己打造出一个关心这个世界的人设。

　　当时，斯科特被哈佛和普林斯顿列入到候补名单。他为了确保自己的位置，给两所学校教授都发去了大量的信。告诉他们，他是一个高中生，对他们的研究很着迷（其实并不），愿意旁听一堂课。

　　在介绍信中他写道，“我已经被一些很棒的学校录取了，但心却在普林斯顿”——当然，同样版式的信也寄给了哈佛：“我已经被一些很棒的学校录取了，但心却在哈佛。”

　　2017年如愿以偿进入到普林斯顿后，作为一名新生，斯科特对于藤校校园那种“不友好、缺乏创意和公司化”的文化感到震惊。

　　他原本想象的大学场景，是像电影里那样，学生在校园扔着飞盘、打着雪仗，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运动，一起学习。

　　但在普林斯顿，他看到更多的情形是，熟识的学生彼此擦身而过，甚至没有打招呼，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私人的步伐中。很难找到一个不以30分钟为时间单位，安排自己生活的普林斯顿学生。

　　“教授是极好的，校园是极美的，设施是极棒的，但也仅此而已了。”这便是斯科特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评价。

　　令斯科特颇感荒谬的，是曾在文书中立志要“save the world”的那群学生，最后却都蜂拥似地进入金融、咨询和科技行业。

　　他读到过哈佛法学院教授Wadhwa曾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就不要去哈佛》。Wadhwa说，他最大的失望是看到自己最有潜质的学生，都接受了高盛或者麦肯锡的工作，有志于拯救世界的工科生，最后成了金融分析师……

　　斯科特则评论道：“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在他们的文书中提到过高盛或麦肯锡，但年复一年，他们都涌向这些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最初都曾是思想进步的梦想家。”

　　这种现象，如同一种“西装魔咒”。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学生只要到了这种环境中，很难不受到影响——在高校，没有人谈论柏拉图、苏格拉底或康德，大家都想进入到所谓的精英圈。

　　一进学校，斯科特就被卷入到这种氛围之中，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陷了进去。他参加了所有的晚宴，为了找工作和陌生的校友攀关系，并在不知不觉中理所当然地觉得，投行是他的人生新方向。令他感到万幸的是，及时地清醒了过来，想起写作才是自己真正的热情所在。

　　令斯科特感到更糟糕的，是他观察到，藤校的很多同学其实并不特别需要增加自己的收入。

　　普林斯顿一年的花费，大概是7.5万美金，类似斯科特这样的家庭完全可以负担，为什么要急切给自己穿上一身“西装”？这和对于声望的追求脱不开干系。而“这种对于声望的渴求，遍及整个普林斯顿。”

　　至于学习，斯科特评价，身边的人总是在学习。但他们学习是因为要取得高绩点，拿到高盛的工作；他们学习是因为，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做。

　　普林斯顿有一个特色叫“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s）”，作为学生们社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集吃饭与社交于一体的组织，很多上层阶级的学生都会被选入。在大二时，学生将有机会参与到不同的活动中，也包括成为精英饮食俱乐部的成员。

　　精英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绝对是一块闪闪发亮的声望名片。包括斯科特在内的很多学生，都曾通过参加课外活动、体育运动、社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谈恋爱的方式，增加进入高级俱乐部的胜算。

　　大三的时候，斯科特听说一群新生女孩有一个专门的群聊，来交换精英俱乐部的消息，和主席、副主席或者其他有影响力的俱乐部成员成为朋友。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普林斯顿让我成为了攀爬社会的鼬鼠。和其他人一样，我被卷入了漩涡。”

　　还有一点让斯科特感到不满的，是校园里极左的环境。学校很偏向性地站队一个党派，相应地，其它党派会被回避和看不起。

　　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只看到可怜的一个保守派的教授，名字叫做罗伯特·乔治——“他的一些观点极具争议，我并不完全同意，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我只是想指出，在这个国家，排名如此顶尖的大学应该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毕业后，斯科特回想着他为申请大学所付出过的种种努力和代价，结论是不值得。

　　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算回想起如何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常春藤招生官或者华尔街的招聘员而活——“这是一个我希望早点学到的教训，但迟到总比没有好。”

　　至于对美国精英教育的吐槽，他其实也只是众多批判者当中的一位。名气更大的，还有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他专门写了本《精英傲慢》，来批判当今日益严重的优绩主义。

　　在外滩君看来，斯科特的论据当然不至于把所有美国大学推倒，但在如今愈发内卷和浮躁的社会风气下，这个年轻人的犀利不失为一泼冷水，提醒人们重新思考教育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声望，或者迈克尔·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并不天然贬义——斯科特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忍受制度化的虚伪，比如一个孩子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常春藤这个招牌，往往意味着社会流动和职业保障。

　　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将声名、利益作为进入大学的唯一追求，大学最后演变的方向，岂非资质认证机构和职业中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