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p7乒乓球运动在中国被称为“国球”，竞技成绩也极好，但其成为中国电影乃至体育电影“主角”次数却极少（还多以儿童题材为主），像《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取材于中国乒乓球运动真实事件、有着自觉的体育电影类型意识的作品更是之前未见的。

　　《中国乒乓》展现了国球发展历史上可谓一代人集体记忆的走出低谷绝地反击的史实，这个题材既有开拓意义，又有先天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将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似乎开始淡忘的故事，用体育电影的类型构架出激情、热血的体育励志片，也有其商业和社会价值。当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乒乓虽小，维系的国民情感却很大，虚构和传记的平衡，史实感与戏剧性的融合要拿捏好分寸；乒乓的“运动奇观”因其运动的特点视觉化起来有较大难度，观众的观赏快感产生相较于田径、游泳、赛车或足篮排等项目来说，似乎门槛更高，需要更好的叙事和制作水准。或也可以说，在中国体育电影谱系中，在《体育皇后》（1934年）、《女篮五号》（1957年）、《沙鸥》（1981年）、《女足九号》（2000年）等经典作品，乃至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夺冠》《攀登者》等作品之后，《中国乒乓》能否留下自己的鲜明印记，可谓“风险”与“收益”并存。

　　中国乒乓运动可谓长盛不衰，但1988年汉城奥运会到1995年天津世乒赛之间是中国男乒艰难走出低谷的时期，选择这段颇为沉重的历史来构建故事的戏剧性，处理好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是影片创作的基础。处理传记片传主似的人物原型，如何大处不虚、小处不拘，在突出其刻苦努力、勇于斗争的正能量的同时，又要让他们身上有特色、有矛盾、有真实血肉的烟火气展现出来，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同时，如何塑造“阻碍力量”，包括运动员个人和团队成长中的缺陷、社会和媒体环境的干扰，甚至一些诸如“更衣室氛围”之类的内幕，都是故事是否能吸引人的关键。在这些方面，《中国乒乓》表现可谓不俗：主教练从意大利回国竞争上岗、带队治军、激活老将、挖掘新人、寻找秘密武器、派队员去欧洲偷师等这些观众可以想见的情节，却在电影里呈现出新鲜感和可看性。情节梳理基本按照“乱、治、练、战、挫、胜”的节奏，完成了“抑、小扬、抑、大扬”的情绪起伏和热情激荡。

　　原型与片中对应角色的塑造是一个有意思也有挑战的工作，真实与虚构之间，形似与神似的处理，作品完成得都还不错：主教练和五虎将等主要角色个性明显、辨识度强；几个更具有虚构色彩的角色，比如教练团队里的倪晓东和陪练代表陈文，也很好完成了制造“内部干扰”又反过来最终强化团队意识的任务；“接地气的领导”和“不良记者”之类角色的出现，也颇有新鲜感。

　　“绝地反击”确实是个重大事件，足以励志，也够热血，但也可以处理得不那么沉重。这种“举重若轻”的策略，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突出的特色。“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不应该是心事重重、瞻前顾后甚至是愁眉苦脸的。它首先应该是青春激情、勇敢励志的，其次可能是内紧外松、举重若轻的，进而，它也可以是带着喜剧元素的。

　　喜剧与体育的类型融合，这在中国体育电影中并不是主流，特别是在取材于真实事件和人物的“重大题材”体育电影中。近年来，借鉴外国体育喜剧电影的经验，出现了《五个扑水的少年》之类的电影，但毕竟是浅尝和个案，一些重大题材作品主要还是正剧。《中国乒乓》以俞白眉和邓超等为主的主创班底是带有喜剧传统的，看得出来，他们也在片中自觉地着力融入了喜剧元素。就这个电影文本而言，角色的个性是喜剧何以可能的前提，主教练创新洒脱和不走寻常路的做派，几个主要球员各自有着“轴”“精”“怪”“帅”的特点，团队磨合中也确实有过“错位情境”的适应期和阵痛期，这些都被很好地抓住并加以利用了。

　　体育电影的喜剧之“轻”，绝非轻浮轻率，而是要在运动多巴胺式的快乐感营造中，更好地为呈现体育之美和体育精神之动人而服务。该片中有两个情节是明显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白民和违规被开除出队，但他想去韩国参加比赛，于是在师母的助攻下，拿了师父当年写的检讨书，在最后一分钟拦住球队乘坐的大巴，在雨中大声念着检讨书。这很励志，但不常规，有些调皮，但真挚。

　　另一个例子是黄昭和董帅去欧洲俱乐部打球，黄昭很难融入比利时的环境，天天在宿舍里看香港电影，他这个北京人都被逼得会说流利的粤语了。他去瑞典看董帅时，看到董帅像球童一样在赛场上帮人捡球却毫无怨言，颇受触动，便留下字条默默回去，继续完成“偷师”的任务。这样的处理有反差有趣味，又能触发观众笑中带泪的细腻情感。

　　《中国乒乓》的“举重若轻”，不仅仅是在喜剧与体育的类型融合上，还在对于体育精神和价值观的理解上。艰苦奋斗、不言放弃、争取胜利、团结一心、国家荣誉等等，都是体育精神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体育电影一贯主题，《中国乒乓》继承了这些内容。但有时意义太多，又会给予体育不能承受的负重，该片在故事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卸包袱”的工作：团结中不强求整齐划一，而是尊重个性、鼓励个性；严厉中也有人情温暖，责任感也可以附着在洒脱做派上；争取胜利要肯吃苦有担当，也要学会享受比赛。这些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一方面可以与喜剧元素更好地表里结合，另一方面，似乎也更具有现代意识。这种意识，对中国体育电影的策略探索和范式跃进，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轻重之辨在于“度”，《中国乒乓》在文本上并不完美，一些度的把握也有欠缺。体育电影对于“动作奇观”的呈现，在该片中还不是十分突出，乒乓球运行轨迹在可看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平衡还有上升的空间。另外，对瑞典队瓦尔德内尔等主要对手的塑造，可能因一些文本内外的原因，处理得过于简单化。现实来看，《中国乒乓》上映档期上的几次调整，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管最终票房成绩如何，它对中国体育电影的类型探索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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