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闲妻经典程度与1998年在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以及1999年在太阳谷的演讲，不分伯仲。

　　这场演讲中围绕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领导力。显然，巴菲特在如何激发伯克希尔的CEO们一起实现目标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话语权和滔滔不绝的分享欲。

　　他说，“此时此刻，我们有数十个不同业务的CEO在各地工作，奥马哈的总部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我仅给了一条非常有限的准则。

　　我们有四分之三的CEO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他们没有任何财务上的理由继续工作。

　　然而，这些人每天早上还会从床上跳起来去工作，甚至他们周末也工作，他们热爱工作。”

　　是的，就像巴菲特自己热爱执掌伯克希尔一样，他让一群非同寻常的人尽情绘制自己的画作。

　　巴菲特会反反复复地提醒，“我们可以承受金钱上的损失、甚至是巨大的金钱损失，但我们无法承受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名誉上的损失。这一点始终都排在第一，无论过去多少年它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他给自己的自测题一直都是：如果我与他们（那些不一定了解太多金融专业知识的股东）角色对换的话，我想知道什么。如果多丽丝和伯蒂（巴菲特的姐妹）在管理伯克希尔，而我住在加州卡梅尔镇的话，我想从管理者那里了解什么内容。

　　要我说的话，我不希望雇佣聪明有活力，但没有诚信的人；如果你没有诚信，我宁愿你既愚蠢又懒惰，这样就不会去欺诈或做其他的（坏事）。

　　每次我买下一家公司时，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用10亿美元进入这个行业、与这些人竞争，我能否取代他们？

　　一个人能拥有的终极奢侈品是，与一群你喜欢的同事一起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拥有这些，一定程度上是巧合所致。”

　　巴菲特：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你们总能听到钱的声音。（这是他手持麦克风的经典测试方式。）

　　当时我会开车途径六号高速和康巴斯特公路来到林肯市上学。即使是在那时，这里对我也充斥了怀旧的感情。

　　因为在1920年代，我的父亲也曾在这里念书，之后他成了《内布拉斯加日报》的编辑。

　　后来有一天，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西点镇的年轻女学生来应聘《内布拉斯加日报》记者一职。我父亲不仅聘用了她，不久之后还与她结了婚，所以我的父母都曾在这里上学。

　　1890年代，我的外公也在这里读书。内布拉斯加大学让很多美好的事降临到我身上。

　　我刚还和院长说：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会计。我们有一位很棒的教授，名叫：雷丁（Ray Dean）。这里甚至可能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东西。

　　毕业之后，我去了沃顿商学院，之后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在这些学校都修过会计课，但到目前为止，雷丁教授的课是我上过的最好的会计课程。

　　很多人会问我，他们应该在商学院学习什么，亦或是他们没有商科背景，他们想知道在进入商界之前需要知道什么。

　　我告诉他们，必须要懂会计。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如果你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不懂会计，就好比身处异国他乡却不懂当地语言。

　　在53、54年前我认真听讲了雷丁教授的授课，这让我赚了很多钱。他的授课让我能够理解我所阅读的案头资料（公司的财报），同时也让我理解了仅从案例资料中了解商业的局限性。

　　昨天我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大约一周之前，我们同意收购了一家叫作“克莱顿房屋”的房屋建造行业的公司(注：Clayton Homes，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附属公司，它是美国最大的预制房屋制造与融资公司)

　　我们决定以1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它。（在达成这项交易之前）我没有与这家公司的人见过面，仅通过电话就达成了这笔交易。

　　我通过阅读10K 和10Q的年报就获得了足够的信息，通过这些数字我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运作这家公司、他们做了哪些会计决策等等。

　　昨天是我第一次与这家企业的员工和董事会成员见面，董事会已于一周之前通过了这项交易。

　　如果53年前我没在雷丁的课上认真听讲，我无法做到这些。所以，如果今天我只能讲一件事，当然除了现在这门领导力课程以外（笑声。本次讲座是内布拉斯加大学领导力课程邀请巴菲特进行的演讲），我会建议你，把它（理解会计语言）纳入你的舒适区。

　　可能在你学习这门课程的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你无法做到，但是你应该把会计学纳入你的舒适区。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不理解会计的CEO，他们试图蒙混过关。当有人将资产负债表或者利润表交给他们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惊恐的表情。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报表的含义，他们需要依赖别人。这些CEO不值得信赖。

　　我们做出的这些收购决策完全依赖自己，我们不依赖外部顾问、不跟投行进行讨论。我们在克莱顿房屋的收购案中没有支付任何投资银行咨询费，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这是一节关于领导力的课程，我只想简短地聊一下“领导力”，然后我以回答问题的形式谈论一些你们感兴趣的话题。

　　显然，领导力的概念非常简单。我的工作是领导伯克希尔哈撒韦，为公司制定与其长期目标相契合的战略和小目标，之后通过别人（伯克希尔的员工）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就是我领导力的全部。

　　如果可能的话我的目光必须要越过前方的山丘，然后带领同事们也和我一起看到山丘后面的风景，并且让大家脚踏实地地干苦活。

　　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美国业务和一小部分海外业务共雇佣了有超过15万员工，但伯克希尔的总部却仅仅只有15.8人（当时伯克希尔有一名兼职会计，每周工作4天，因此巴菲特计算为0.8人）。

　　今天，黛布拉·雷（Debra Ray，时任伯克希尔行政助理，也常被称为巴菲特的秘书）也和我一起来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所以今天实际上只有13.8人在总部办公，即使我和黛布拉坐在办公室，我想只靠他们13.8个人也会做得很好。

　　此时此刻，我们有数十个不同业务的CEO在各地工作，奥马哈的总部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我仅给了一条非常有限的准则。

　　管理这些业务的CEO是一群非同寻常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了我们，因此他们非常非常富有，我们有四分之三的CEO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他们没有任何财务上的理由继续工作。

　　据我估计，这四分之三的CEO，个人财富至少超过了5000万美元，而其中一些人的财富以10亿美元计。

　　然而，这些人每天早上还会从床上跳起来去工作，甚至他们周末也工作，他们热爱工作。

　　我已经72岁了，我已经在领退休金了（笑声），我应该在加州玩沙壶球之类的休闲运动，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

　　我每天去打卡上班，我觉得我自己是米开朗基罗正在绘制西斯廷教堂之类的作品，其他人可能不觉得这会是一幅伟大的作品，但是我可以安心勾勒自己的画作。其他人不能对我指手画脚，没有人能命令我多加一点红色，或者让我少画一些陆地、多画一点大海。

　　这就像是一个职业高尔夫球手或者一个画家，他们并非因为金钱而去从事这个职业，他们工作是因为这是他们的爱好，而且这个爱好也正好契合他们的天赋。

　　我有个96岁的姑姑，她老公也曾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她所有的钱都投资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她指望我替她赚钱，她现在生活在棕榈泉（Palm Springs，美国沙漠旁的绿洲城市，度假胜地）。

　　我的堂兄弟表兄妹、我所有的家人都投资了伯克希尔，他们都指望着我替他们赚钱。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能通过某件事向其他人传递（你的能力和成就），并对他们的人生起到积极的影响。

　　事实上，有一对此前毫不出名的夫妻，奥思默夫妇（Donald Othmer和Mildred Othmer，巴菲特称呼他们为唐和米尔德）。他们在出生在奥马哈，之后在纽约生活，唐曾于奥马哈中央高中就读，我不确定米尔德在哪所高中就读，可能是奥马哈南部高中。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留下了7.5亿美元，此前他们没有任何名气。

　　我印象中（注：在巴菲特向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寻求确认之后），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捐献给了这所学校，当内布拉斯加大学得到大概1.5亿美元时，学校也毫无准备、吃了一惊。

　　（注：1960年代，奥思默夫妇每人向巴菲特投资了2.5万美元；1970年代，他们收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份，彼时伯克希尔的股价为每股42美元。

　　1995年，唐·奥思默去世，享年91岁；1998年4月，夫人米尔德奥思默去世，享年90岁，此时伯克希尔的股价高达每股77200美元。

　　由于二人没有子嗣，他们捐赠了8亿美元遗产中的大部分。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说：他们高水准、非常友善，他们没有子嗣，希望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东西。）

　　这是让我兴奋的事，那什么事情能让诸如克雷顿房屋的CEO们打起兴致呢？我们有一家飞安国际公司（Flightsafety），这家公司是全球培训飞行员最多的企业。飞安是由一位85岁、名为阿尔·乌尔奇（Al Ueltsch）的人经营的。1951年，阿尔仅用1万美元创立了飞安，现在这家公司每年培训的（非军队）飞行员是其他普通公司的4-5倍。

　　他现在85岁，公开资料显示他拥有的伯克希尔股票价值10亿美元；他每周工作7天，他热爱工作。而他热爱工作的原因和我一样，他能用他自己方法行事。

　　他去买那种训练飞行员的大型飞机模拟器，他不需要在花1500万美元购买模拟器之前经过我的确认。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远比我多得多，为什么需要得到我的确认？我乘坐飞机时，我甚至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型号的。

　　阿尔每年在模拟器上的花费就有几亿美元，他花的是伯克希尔的钱，但他无需经过伯克希尔总部的确认，他甚至从来没有因工作需要或因参加会议而来到奥马哈。

　　他管理他自己的业务，这是他生命中热爱从事的事业。而我让他能够做他热爱的事，我的贡献是让他能够充分释放他自己的能量。

　　7、8年前，在我们收购之前，这家公司就被妥善地经营着。我凭什么会认为被我们收购了之后他就不能管理公司了呢？

　　除了“绘制自己的画作”以外，这些CEO们喜欢的第二件事是，他们也喜欢接受人们的掌声。

　　我在伯克希尔的年报里“准确地”报告了他们的成绩，但是他们的成绩不止于此。

　　你们都听说过苏珊·雅克，她几周前来这里作了讲座。当苏珊最初来波仙珠宝（Borsheims）时，她的工资是每小时4美元。每小时4美元！而后来，她不到40岁就成了全美第二大珠宝商的CEO，从4美元每小时开始（到波仙珠宝CEO），是怎样的才华？

　　我对珠宝一无所知，我无法区分人造钻石和天然钻石。我不会去告诉苏珊去采购哪些珠宝、去制定哪些顾客条款或者去雇佣怎样的员工，她不需要任何这些建议，她真正掌管着波仙。

　　我们拥有股票凭证，我们得到了利润，对此你也要习以为常（笑声），但波仙是她的孩子，她全权决定波仙的所有事务。这是她的创造，她对这种所有权的感知是非常强大的。

　　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这是苏珊喜欢的工作方式，这也是阿尔·乌尔奇喜欢的工作方式。

　　而苏珊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喜欢被赞赏。事实上，没有人比我更欣赏她，她非常有才华。我们很幸运拥有她（这样的CEO），我们很幸运拥有所有其他这些管理者。

　　如果用棒球术语来形容伯克希尔的领导力的线个击球手，我只不过把球棒交到他们手里，仅仅告诉他们站到击球区、用力去挥棒”而已。

　　我们在奥马哈不举行任何会议、没有问答会议、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每隔一年我会给他们写封信，（我手里的）这封信差不多只有一页半，这就是全部。

　　他们不会向我们提交预算，我们不关心预算。他们中的一些公司会有预算、一些不做预算，我们去适应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有些管理者每个星期会与我交谈几次，有些人真的每年就和我进行一次交谈，因为他们不喜欢和我说话（笑声）。

　　这封信写于2003年1月20日。信上说，距离我上次给他们写信已经是两年半之前的事了，有些大公司的CEO已经有两年半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总部的消息了（笑声）。

　　第一点，我们可以承受金钱上的损失、甚至是巨大的金钱损失，但我们无法承受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名誉上的损失。这一点始终都排在第一，无论过去多少年它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们要确认（我们的自测题是），在伯克希尔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登上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而这篇头条文章是由一位对伯克希尔不友好但非常聪明的人撰写的。在很多方面，包括在收并购公司方面，伯克希尔的成绩因其无懈可击的声誉而受益。我们不希望任何事、以任何方式去玷污它。

　　去年，《财富》杂志在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排名中将伯克希尔位列第四，今年《财富》将它评为全美第三最受尊敬的企业。我们用了37年的时间去达到这个高度，但是只要37分钟我们就可能失去它。

　　我们可以亏钱，能赚钱更好，我们总能找到赚钱的方法，但是我们无法承受一丝一毫的名誉损失，因为你无法赢回名誉。

　　我说我们仅用37分钟就可以失去名誉，但实际上失去名誉的速度会比这更快，你可以在5分钟内失去它。

　　我刚才走进学校的时候还和Bruce（注：巴菲特没说全名，可能是Bruce C. Hackett，所罗门兄弟丑闻之后被任命的股票交易部门主管）讨论，他在所罗门兄弟担任过一些工作。

　　所罗门兄弟彼时是资产负债表第二大的美国企业，是华尔街上一家杰出的公司。约翰（注：约翰·古弗兰，John Gutfreund，所罗门兄弟前董事长）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照片曾登上商业周刊并配上“华尔街之王”的标题。

　　他收到一份报告，他手下一名员工欺骗了美国财政部，违反了一些规定，试图和财政部玩规则游戏。（注：美国财政部规定每家机构每次最多只能承销35%的国债发行份额，为了获得更多的份额，当时所罗门兄弟国债交易部主管保罗·莫舍Paul Mozer和他的经理汤姆·墨菲Tom Murphy，在三次竞标中均通过客户名义申购了总数远超35%的新发行国债，过大的头寸也让他们有左右国债定价的能力。）

　　他自己没有违规，但是他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他没有将问题上报，公司的总裁汤姆·施特劳斯（Thomas Strauss）也没有上报。

　　如果你看了上周日凯蒂·库里克主演的纪录片《中央公园的漫步者》（注：Central Park Jogger，于2003年4月6日上映），你会发现汤姆也出镜了。

　　反正，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都知道了这个问题，但都没有上报，他们想要蒙混过关。

　　几周之后，5月15日，同一个人再次在国债竞标中进行了欺诈交易。此时，他们（指董事长和总裁）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在4月28日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人不守规则但他们没有做任何反应，而当5月15日这个人故技重施的时候，如果他们去汇报这件事，人们会问：为什么你们前一次没有及时汇报？

　　约翰是我的好朋友、在华尔街工作了30年、曾经名誉良好，“华尔街之王”就这样被一个简单的疏忽所绊倒。

　　他只需要给时任纽约联储主席格里·科里根（Gerry Corrigan）打个电话，告诉他说：格里，你无法相信，在我的债券部门有个叫保罗·莫舍疯子做了一笔欺诈交易，这让我颜面无光，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去弥补这个错误？

　　我知道，按照格里·科里根的脾性，他一定满脸通红、非常生气，说一些我在这里无法重复的脏话，但到最后他会说：谢谢你打电话给我，并将这件事立即告知我们，我们会向你们开出一笔罚款之类的适当处罚。然后第二天，所罗门兄弟就得以继续正常运作了。

　　但我的好朋友约翰，一个非常体面的人，没有这么做；所罗门兄弟的二号人物汤姆·施特劳斯也没这么去做。

　　所罗门兄弟差点就倒闭了。所罗门兄弟全球约8000名员工的未来都因一个简单的错误而岌岌可危。

　　我告诉我们的管理者，我可以做一份1000页的企业道德指南，我可以用成百上千条规定（去规范你们的决策）。

　　但实际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想想，如果你做的事明天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当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邻居、你的同事读到了这则新闻；如果你会因此而坐立不安，那就别做这事了。

　　你没有生活在孟加拉国，你没有生活在1790年的美国，你们现在所生活的国家的GDP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你仅仅去捡点面包屑就能过得很好。

　　在这个国家，你只要具备三项品质你就能过得非常好，它们是智慧、活力和诚信。

　　这间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具备了必要的智力水平，否则就无法在内布拉斯大学就读。你不需要有180的高智商，你只需要合理的智商水平就行了，你们也正在接受很好的教育；你们也具备了必要的活力，否则你们不会积极参加课程；然后诚信也是必须的。

　　要我说的话，我不希望雇佣聪明有活力，但没有诚信的人；如果你没有诚信，我宁愿你既愚蠢又懒惰，这样就不会去欺诈或做其他的（坏事）。

　　所罗门兄弟债券部门的莫舍非常聪明并且非常肯干，然而他被关进了监狱，他让整个公司都命悬一线。

　　你可能没法将橄榄球扔出60码远，你可能无法在9.8秒完成百米短跑，你可能无法成为优秀的3分球射手，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是站在诚信的哪一边。

　　我生命中的头号英雄是我的父亲，其他的像汤姆·墨菲（注：Tom Murphy，1966年担任大都会通讯公司CEO，1985年墨菲联合巴菲特出手收购美国广播公司。于2022年5月去世，巴菲特说墨菲让他变成了更好的人）、本杰明·格雷厄姆等人也是我的英雄。

　　我尊敬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尽管他们都非常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金钱本身）毫无意义。

　　我觉得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优雅的人，我亲眼见证了他们年复一年的行事方式，我可以在任何报纸的头版头条、以不友好语气书写他们的故事，可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也不会令他们难堪，因为他们的举止无懈可击。

　　有好的英雄（榜样）特别重要，如果你告诉我一个10岁孩子心中的英雄是谁，我能预测出他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某些方面，你会变得与你的英雄相似。因此，如果你有对的英雄，你是幸运的。

　　你们中大多数人还没有为人父母，但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你是你孩子天然的英雄。对于一个要依赖你们生存的幼崽来说，你们两个庞然大物是天然的英雄。

　　幼崽们亲眼看到的你们的行为会塑造他们自己的行为，你们的身体力行比包括上学在内的其他任何事物的影响都强力。当然，你也可以去毁掉（你自己的英雄）形象，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

　　但是，如果你成为了孩子心中体面的英雄形象，你的孩子有90%的概率会健康成长。如果你有这样的父母你是幸运的，你也可以成为你孩子们的英雄，你在塑造他们的人格，你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去做。

　　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学习会计是件很好的事，但是你选择的行为榜样是更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们来讲讲你们正在思考的问题。你们可以问些难题，这对我来说更有意思，可以是关于商业的、关于个人的、也可以是关于政治的，你们尽情提问题吧。

　　Q1你被哈佛商学院拒之门外，这肯定是你的一次失败案例。在你的生命中，你如何应对失败、走向成功？

　　当我还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时，有一天我在《内布拉斯加日报》上读到，（某天）下午3点在300教室会有3个教授对学生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的学生可以获得内森高德奖学金，学校现在还提供这个奖学金。

　　那时这个奖学金会给你500美元以用作之后的学位深造，你可以自己选择学校、不受限制。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否更改了金额。

　　不管怎样，那天下午3点，反正我走进了那间教室，而我是唯一一名出现的学生。我着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不时看手表、等待其他学生，但始终没有其他人出现。所以，我被默认得到了那500元奖学金。

　　通常情况下，当没有其他人出现的时候，我总会取得巨大的胜利。所以，我就有了500美元，我可以去申请任何能够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院校，所以我向哈佛大学递交了申请，我父亲希望我去哈佛。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哈佛的回信，他们让我去芝加哥找一位教授，他专门面试来自中西部的学生。

　　那时人们坐火车进行长途旅行，所以我乘坐了10小时的柏林顿火车（注：BNSF，北美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2010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用440亿美元以获得BNSF剩余的77.4%股权完成收购）来到芝加哥，之后又换乘了一列城际小火车来到一所乡村走读学校，我要见的这位为哈佛招生的教授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与他交谈10分钟后，他对我说：最好考虑一下别的学校。我当时19岁，我看上去像12岁，我的行为像是只有8岁，我的形象可不好。

　　所以，我又乘坐城际小火车去芝加哥，再搭乘10小时的火车回到奥马哈，一路上我都在想如何告诉我的父母这个坏消息，这让我尴尬。

　　因为如果我去了哈佛，我要在哈佛商学院待两年；然而，如果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幸运的时候，由于这件偶然的事儿，让当时在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警卫队服役的我，没在朝鲜战争中受到征召。我没有参加朝鲜战争。

　　并且，我因此才可能结识我的妻子。她当时要去西北大学深造，我将课程排满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如果我花两年才完成硕士学业）她会遇见其他人，我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就捷足先登了。（笑声）

　　就像你打高尔夫球，如果你知道每一洞你都可以一杆进洞，你就不会打高尔夫。每次都一杆进洞的话，你会因在电视上亮相而得到几天的乐趣，但是玩这个游戏本身却无法让你快乐。

　　所以失败，我甚至不愿把这些称之为“失败”，“失误”随便你怎么称呼它们，（失败）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继续向前就行了。

　　贝比·鲁斯（Babe Ruth，堪称美国棒球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强力棒球的开创者）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有些人取代，但是他保持了的击打纪录。你知道的，全垒打的纪录，开创了棒球的新时代。

　　70年代中期，他们在那一届的25周年校友会邀请了我。那次校友会的主题是与校友们讨论下一个25年，我的任务是为他们做一个未来25年的财务展望。

　　就在我的演讲之前，麦斯特与强生（注：Masters and Johnson，威廉·麦斯特和佛吉尼亚·强生组成的研究团队，人类性反馈和治疗的研究先驱）在谈论未来25年的，所以轮到我演讲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场了（笑声）。

　　那天晚上，在校友会议上，那位主席说：我们足够成熟去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让这个人（巴菲特）失望了，拒绝了他的研究生申请；现在我们希望让他成为我们的名誉成员。

　　然后，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所有人都投票赞成。之后，我站了起来把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求学故事复述了一遍。

　　我告诉他们，那时我以哲学的态度淡定地对待哈佛的回绝，我那时想可能是我的成绩不够好或是其他一些的原因；而现在当我见到了录取的同学，我感觉到了精神上的痛苦（意为对当时的自己感到不公）（笑声）。

　　Q2在你去世之后，你希望人们记忆中的巴菲特是怎样的形象？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如果确保人们记忆中的巴菲特是你想要他们记住的样子？

　　巴菲特当葬礼司仪走上台时，我只希望他说一句话：我的天呐，他真老。（笑声）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伯克希尔是我的作品，所以我希望人们认为伯克希尔做得不错。这是我的画作，这是最重要的。

　　时至今日，我正好管理了伯克希尔38年，这意味着我大概还能管30年到40年。我们的做法和其他企业不太一样，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模式运营公司。

　　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模式行之有效并且理解它为什么有效，因为我们的模式确实和一些管理理论相悖；

　　六个月前，我去沃尔玛和他们的管理团队进行了交流，我们交谈甚欢。去年我票选了沃尔玛为美国最受尊敬的企业。

　　山姆·沃顿从阿肯色州本顿维尔一手建立了沃尔玛，他起初没有钱、没有地产、不受供应商偏爱、没有信用卡清单，仅靠着一辆皮卡车却要与杰西潘尼（J.C. Penney）、K-Mart、西尔斯百货（Sears）这样的公司竞争，还从中脱颖而出。

　　但沃尔玛真正令人钦佩的品质在于，山姆差不多在11年前就去世了，但他的离开丝毫没有让沃尔玛失去动力。

　　山姆创建沃尔玛是他人无法模仿的，但是他为这家企业所灌输的（企业文化）……前任CEO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现任CEO李·斯科特（Lee Scott）延续了它特殊的企业文化，让沃尔玛始终开足马力。

　　我已经在思考很多方法（让伯克希尔不会因我的离开而受到影响），但真正的考验将会在我去世之后的10年、20年之后，届时我认为伯克希尔的企业文化会比我在世时更强大。

　　伯克希尔有很多CEO管理着很多业务，其中3、4个CEO在奥马哈办公，但在过去的38年中，没有一个CEO选择离开我们去其他公司任职！我不知道任何其他公司（有相同的企业文化）。并且，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股权激励。

　　你阅读（财经）新闻的话，很多公司会发行股票期权去吸引优秀的人才。我们从没进行过股权激励。但结果是，我不知道我们具体有多少名CEO，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伯克希尔去接受另一份工作，即使另一份工作提供了高得多的薪酬。

　　我们再保险业务的主管阿吉特·贾恩(Ajit Jain)可以得到10倍于他现在水平的薪酬，他现在的年薪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不想离开。

　　这就是我想要延续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我（想要被记住的样子）。如果我所做的事能让这个文化在我过世后仍然延续下去，那就太棒了。

　　当然了，实际上，你们要知道，我计划在我死后继续管理伯克希尔，我向这些CEO分发了很多占卜板、造了很多暗室，我会继续管理的（笑声）。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B夫人在103岁时还在伯克希尔工作，她是我们的榜样。之后她选择了退休，而她在退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这么早退休是非常危险的（笑声）。

　　巴菲特我们有个巴菲特基金会，最终，基本上所有钱都会捐赠给它。基本上，我所赚的所有钱都会回流到社会中去。

　　我的受托人人数非常少，大概只有5到6人，我不信任由一大群人进行决策（的模式），而应该把分母降到最低。

　　我选择受托人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才华，还取决于他们的人品，他们是我最信赖的人。

　　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是，这些人中女性的数量占压倒性优势，这将是一个由女性控制的基金会。

　　在我给他们的信中，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给他们任何具体的指令、告诉他们应该把钱用在何处；我告诉他们，他们在地面上的判断力会比我在6英尺地下的判断力好得多。

　　我希望他们聚焦在真正重大的事业，我不希望他们东投100万、西投100万的，每个他们认识的、有需要的人都给点钱，我不希望他们像滴眼药水一样花钱。

　　然后，我希望他们以“捐赠的重要程度”去衡量他们的捐赠决策，他们的每笔捐赠都应该去对比已有的资助体系。

　　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国家医疗相关机构每年会花数十上百亿美元、还有其他不同属性的钱会资助医药研究；在我眼里，巴菲特基金会去资助医药研究（项目）是不理性的。不是因为这项事业不重要，而是因为已经有规模庞大的资金去资助这个事业了。捐钱给哈佛也是不理性的，不是因为哈佛不是一所好院校，而是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向哈佛提供捐赠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富有的校友群。

　　所以，我想要（捐赠对象）既是一个非常重要事业（领域）又缺乏现有的资助体系。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对象？你得去冷门领域去寻找。

　　很有意思，洛克菲勒有类似的观点。他是美国第一个向“黑人院校”（向黑人提供大学教育的院校）提供捐赠的主要赞助人。

　　想象一下，70到100年前，黑人院校没有资助体系，他们没有有钱的校友群。那时（的黑人）没有商业成就，无法向这些机构提供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捐赠，这些黑人院校（的财务）基本上是自循环的（通过收学费维持正常运转）。所以，洛克菲勒介入了，他选择了一些黑人院校并给予了大量的财务资助。我非常敬仰这种类型的决策，（少了这种决策）这个世界就不会进步。我希望巴菲特基金会的受托人能够做出这种类型的决策。

　　上周，我和比尔·盖茨在一起，他和梅琳达在盖茨基金以一种平等伙伴关系共事，我认为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合乎逻辑的基金会，他们每年的捐赠额大约为10亿美元。

　　比尔和梅琳达问他们自己：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每一分钱，以帮助世界上更多的人。他们发现，国外许多国家对一些重大疾病的管控制措施基本为零，而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如接种疫苗等非常简单的措施得到控制的。他们认为（在这些疾病上）他们的每一笔10亿美元捐赠，就可以拯救数量惊人的生命。

　　但因为他们把钱花在印度和非洲这些地方，他们在美国不会得到任何赞扬，不会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楼房，什么（名声）都无法留下。但这（不留名）也是他们的标准，这是比尔的灵魂标准。

　　如果你跟他讲，让他捐5000万美元就能以他名字命名某样东西，他会对此毫无兴趣。他（在慈善方面）是完全理性的，并且他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进行了医药方面的学习，并特别研究了美国以外的医疗体系，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有任何人（会比他更了解）。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这才是你们应该记下来的。在5月2日，电视台会播出一档节目，在这个节目上，比尔·莫耶斯（注：Bill Moyers，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政治评论员，曾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一职）会采访比尔·盖茨，而比尔·盖茨会解释他的慈善理念。

　　我去到了该节目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制现场，你们可能能看到我在观众席上与梅琳达坐在一起。

　　这将是一档极好的电视节目，他们录制了1小时20分钟，最终会剪辑到56-58分钟。你们会听到一位极度理性的慈善家讲述最具说服力的（慈善）观点，你此生都不会听到比他更有力的观点了。

　　大概在两年之前，我当着一小群人的面向比尔·盖茨问了一个你（提问者）可能感兴趣的问题，我要求他讲述他的慈善理念是如何进化的。

　　当时在60个人面前，他进行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演讲；然后我告诉他，他应该公开地讲述这些观点。所以最后，我们筹备了这次节目。

　　如果我今晚过世了，我的伯克希尔股份会给我的妻子，这占到我个人财产的99%以上；如果她先于我过世，她的股份会给我。

　　最终，我们所有的伯克希尔股份都会捐赠给巴菲特基金会，之后它就会成为某个影响范围很大的领域内、活跃的基金会，而我刚才讲的就是基金会的运作标准。

　　我想，如果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关注的问题）很可能是公民权利（民权）问题。那时的民权组织没有任何资助来源。在民权领域，金钱虽不是个大问题，但却是一个现实问题，且不存在已有的资助体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从任何角度来说也是个（慈善的）冷门领域。

　　在我看来，这会是应该得到捐赠的领域。特别是那些影响范围非常广的问题，而你确实能够做一些工作。

　　（基金会具体会在哪个领域进行慈善工作）取决于我去世时的现实情况，而10到15年之后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可能会非常大，因此他们能够去进行一些其他人无法尝试的慈善活动。

　　而且，基金会不会去做一些人们希望它做的事，因为人们希望它进行的慈善工作往往已经有其他人去做了。

　　从事商业活动时，只有当投手向我掷出容易击打的球时我才会挥棒。当我站在击球点时，就算向我掷来的球距离我的有效击球区只相差一英寸，我都会持续等待（不挥棒），因为（商业上）不存在“三振出局”的规则。

　　我只要继续把球棒放在我肩上（保持准备击球的姿势），没有裁判会判我三振出局。

　　当投手将股价36美元的通用汽车、82美元的IBM、25美元的微软向我掷来，只要我不挥棒就不会被判三振出局，只有当我挥棒时我才可能被判三振出局。

　　（注：棒球规则中，如果投球手投出的是好球，但击球手没有进行有效击球，会被判一振；而当击球手进行了挥棒动作但没能有效击球时，无论投球手投出的是否是好球，都会被判一振。累计三振会被判出局，即三振出局。

　　所以这里巴菲特的意思是，当向他投来的球没有那么好，而他选择挥棒却没有打出好球时，亏损会导致他出局。

　　附赠一个小彩蛋，巴菲特在本次演讲中运用了大量关于棒球的比喻；实际上，在本次演讲一周之后，2003年4月11日，巴菲特亲自为奥马哈皇家棒联赛投出第一球。）

　　所以，我等待投球手向我掷出容易击打的球，我只等待球完美落入我的甜点区时（才选择挥棒）。

　　你要去尝试解答这世界上最困难的问题，而要解开这些难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棘手的。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是不能单纯用钱来解决，这也是棘手的原因。

　　最近我参与了一个由前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领头的名叫“核威胁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IT）。

　　山姆·纳恩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并可以清晰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全貌，他现在正在试图从核原料和全球核技术专业人才入手。和他国政府有可能获取这些资源并对社会造成威胁。

　　这个项目起初是由特德·特纳（Ted Turner，美国CNN电视台创始人）发起的，之后委托山姆管理。

　　特德此前用时代华纳的股票来资助这个组织，但后来由于时代华纳的股价下跌很多，组织因此缺少了资金来源。

　　这是我最近参与的项目，这不是一个能够号召大众参与的项目，你无法组织起一个成千上万人的团队去参与这个项目，但这正是巴菲特基金会应该去参与的那一类问题。

　　Q4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双重税收政策中的股息税（注：公司的运营收入要交税，在向股东发放红利的时候也要交税，因此被称为双重税收制度；当时布什政府正考虑削减股息税），这是否会改变伯克希尔的分红决策？伯克希尔是否进行现金分红，决策框架是怎样的？

　　巴菲特我从1965年开始掌管伯克希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年，我们进行了每股10美分的现金分红，忘了具体是哪一年。

　　我把这件事清理出了我的大脑，那一年我一定是在男厕所做出了这个决定，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进行分红（注：1967年，共花费伯克希尔101733美元）。

　　我们的决策框架非常简单。让我们忘记税收，假设我们是在一个没有股息税的社会，无论金额多少，每1美元的未分配利润留存在公司的现值（Present Value，将这1美元的未来价值折现后）是否能够高于1美元？尽管可能3年以后这1美元才会派上用处。换句线美元留存在公司的价值能否高于1美元？

　　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选择把盈利留存在公司，并且我们确实让每1美元的留存收益都创造出了大于1美元的市场价值。

　　即使没有股息税我可以将这1美元直接塞进我的腰包，它仍然只价值1美元，但如果这1美元留存在公司中，它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过去的很多年我们都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就是我们分红决策的自测题。

　　在伯克希尔的年报附录中，你可以找到名叫“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济原则”的栏目，我很乐意把它发给你们，你们也在可以在网上找到。在过去至少20年中，你都能找到这个栏目。

　　既然被称为原则，这些原则就不会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这些原则列出来，因为如果我的行为有所违背，我希望伯克希尔的股东会打电话给我。

　　我将伯克希尔的投资者视为我的合作伙伴，而我是管理合伙人。因为我拥有最多的股份，所以他们无法左右我的决策。这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想加入我们，但是如果他们选择加入我们，他们必须知道游戏规则。

　　这就像是我和你合伙成立公司，但我是公司的管理者，你会希望知道我们将如何展业、我的理念是什么、我的时间坐标如何设定、会卖什么东西、如何分销等等。这些原则会回答你（关于决策框架）的问题，原则中都有解释，我希望我们的股东能够理解它。

　　我将我的股东视为我的合伙人。每年撰写致股东信耗费了我巨量时间、过程非常艰辛，但这是我一年一次与合伙人的交流，因此非常重要。

　　当我在写致股东信的时候，我在脑海中会先写上“致亲爱的朵丽丝和伯蒂”，她们是我的姐妹，而她们所有的钱都投资于伯克希尔。她们很聪明但不从事金融工作，她们不把时间花在这方面。

　　实际上，我本质上就是在与她们这样的人对话，有很高的智力水平但不一定了解太多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这类人会对我的长篇大论有足够的兴趣，因为他们的钱全在里面，我不必担心篇幅过长的问题。只要我谈论与他们的钱相关的问题，我就抓住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最后，（当我完成致股东信之后）我会将她们的名字删掉，改成“致伯克希尔股东”。

　　我的自测题一直都是：如果我与他们角色对换的话，我想知道什么。如果多丽丝和伯蒂在管理伯克希尔，而我住在加州卡梅尔镇的话，我想从管理者那里了解什么内容。

　　而我其中想知道的问题就是你所问的问题：你公司的资金分配决策是如果制定的。我与董事会进行了这项决策，而她们并没有参与。一些管理层会因为害怕（被取代）之类的原因而留存应该分配给股东的利润，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我认为（我留存利润）是一个理性的决策，我向股东解释我的原因，但我还告诉他们如何对我的决策进行测试，我认为我应该接受测试。

　　近年来，我认为美国企业的管理层与股东之间这层非常重要的关系确实出现了普遍的恶化。

　　最近10年，美国CEO们（处理这层关系）的行为在我看来是退步的，当然也显然存在着很多（好的）例外。CEO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骗子，最近有很多媒体曝光，但是大多数CEO都不是骗子。

　　这也是为什么要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一起玩。如果你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会变得更优秀。

　　我妻子身边的人都更优秀了，包括我自己，我的起点很低，她对周围的人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而另一些人会拉低你的水准。当我在国民警卫队时，我们会去野营，只过了一个小时，我就开始看漫画书了，因为周围的人全在看漫画书，而我们嘴里说出的话都会带有亵渎的意味。你很容易被庸人同化。

　　90年代时，道德环境的因素导致了美国CEO的行为准则下降了。这有点像梅·韦斯特（Mae west，美国女演员）形容她的演艺生涯一样，她说：我曾经像雪花一样洁白，但后来我选择了随波逐流。美国的CEO在那段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随波逐流。

　　我认为这层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股东把钱投资于伯克希尔或是其他公司，而我实际上是他们的受托人，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的实际控制人，他们应该知道这里的规则。

　　巴菲特首先，我们通常不会去任命CEO，CEO是与公司一起（加入伯克希尔的大家庭的），我们没有任何候选人会去接任CEO。

　　偶尔，如当有人过世时，我会面临替换CEO的问题，但大多数CEO加入时就与我们达成了协议。就像我们刚完成收购的克雷顿房屋公司，凯文·克雷顿（Kevin Clayton）会继续管理它，我们会将钱注入这家公司，而凯文会像之前一样运营这家企业。

　　关于个人品质。当有人向我出售一家企业时，无论是克雷顿还是波仙珠宝的艾克·弗里德曼（Ike Friedman）、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B夫人，当他们找到我（想将企业卖给我）的时候，由于我要依赖他们去运营这些企业，我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喜欢钱还是喜欢自己的生意。

　　喜欢钱并没有错，我们都喜欢钱，但是他们必须热爱自己的生意，他们对经营企业要充满热情。

　　当我给他们一大笔之后，如果他们看中的是钱而非（更好地）经营企业，无论在达成交易时他们告诉我的是什么，6个月之后他们就会离开。他们会突然说：我为什么每天7点起床工作，而钱全送去了奥马哈。（如果他们看中的是钱）这是行不通的。

　　我以前常说，我在求职者的职位申请表上只写了一个问题：你不是个狂热分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被录用了。

　　因为我希望能找到热爱自己生意的狂热分子。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热情，就不太可能会成功。

　　我们的管理者对经营企业充满热情，并非所有人都有热情。做金融运营的公司就不会热爱经营企业，我们从来没有从一个杠杆收购者或是财务运营公司手中买下企业。他们只想让你把账结清，之后他们就会马上离去。如果我们从他们手中买下企业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从热爱经营自己生意的人手中买下企业，而之后我的工作只是确保我不会毁掉它、我不会把企业变成他们不喜欢的样子。因为他们一开始是热爱的，只有我能破坏这种状态。

　　他们会在意在薪酬方面他们是否被公平对待了，他们不会和别人攀比薪资水平，他们不会找个律师来和我谈判。我与这些CEO的薪资协议都可以用一小段文字来描述。

　　而在有些公司，他们会有律师出席，最后签下一份长达80页的薪资合同。合同中会规定，当他们被遣散的时候会得到多少钱，如果他们进了监狱又会得到多少钱之类的事。

　　这样很好，我们与想要跟我们接触的人之间会有一个看不见的过滤器，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只有合适的人才会与我们相遇）。

　　1983年，当我与B夫人达成交易时，有另一个对手方给B夫人的报价比我更高，她只说了句：我不在乎。

　　她个人拥有20%股权，她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拥有20%的股权。她只告诉她的孩子们：我会把它卖给巴菲特先生。

　　直到她104岁，她仍然称呼我为“巴菲特先生”。当我走进她的门店时，她向所有人介绍到：这是我的新任年轻男友！我在其他地方可无法得到这种待遇（笑声）。

　　她于1921年或是1922年来到美国，脖子上还挂着她的名牌。她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嘴里念叨着：爱荷华州道奇堡，美国红十字会就把她送到了道奇堡。

　　有两年的时间，她无处安身，因为那里没有人会说俄语，实际上她说的是意第绪语。

　　她最大的女儿每天放学之后，在晚上把在学校学习的英文单词教给她，她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英语学习。

　　她每次向俄罗斯寄50美元，把她的7个兄弟姐妹和父母都接到了美国。她花了16年时间把所有的家人都接到了美国，并存下了500美元。

　　这段时间，她通过兜售旧衣服之类的生意赚钱。然后，她用这500美元开始了她的家具生意，而现在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家具摆设综合商场。

　　想象一下，一手创办了这样的事业，然后却把它卖给某个财务运营公司，然后财务运营公司会将它在出售、想要在几年内将它公开上市等等（当然，她不会允许这么做的）。这家企业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她会想继续经营这家企业，她也确实继续经营了这家企业。这些是我们想要吸引的人。

　　坦率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种地位，当某人非常在意自己的生意，并且它是一家有一定规模、品质良好的公司，除了伯克希尔，他找不到第二个选择。

　　1980年代，多丽丝·克里斯托弗和她的两个女儿住在芝加哥价值2万美元的房子里，她和她的丈夫都有工作，而她还想要做些副业多赚些钱。她曾想过承办酒席（承包活动的餐饮服务），但她觉得这样陪伴孩子们的时间就太少了。

　　她曾经当过家政老师，她认为自己最了解的就是烹饪，她了解厨房、她知道什么（工具）是实用的。所以，她从伯克希尔的人寿保单中借走了3000美元，那是她的全部。

　　她走进芝加哥的批发市场询问每件餐具的最低批发量，通常是一组12个，她把购买的餐具带回家。她有了一个想法：本质上是在别人家中举办（销售）派对。她策划的第一个派对是在芝加哥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举办的，她差一点就放弃了这次派对，她在开车过去的途中想：他们会嘲笑我，这些商品会烂在我手上，他们不会购买……

　　这是她的性格，她对自己很不自信。但是，她最终还是去了。她那晚大概卖了价值175美元的商品。

　　去年，她把她的公司卖给了我；她的3000美元投入使她赚到了1.4亿美元的税前收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生意充满热情，并且她了解她的顾客，她喜欢他的顾客，她也喜欢与她共事的人，她有67000名员工。

　　这家公司名叫“欢乐厨妇”（Pampered Chef），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参加过欢乐厨妇派对，去年差不多每10位美国妇女中就有1位在欢乐厨妇买过东西。

　　我不得不说她可能不太懂会计，但是她了解她的顾客、她能理解他人、她也喜欢与人共事。当她想要卖出自己的公司时，她没有找到第二个选择。

　　她来到奥马哈，我们在几分钟之内就达成了交易，我们花了15秒确定薪酬协议，她仍然在管理她的生意。我从来没去过他们公司，它位于芝加哥，我希望它确实存在，我们可是花了很多钱（笑声）。

　　有天，我们可能买了一个企业，而他的管理人可能正躲在衣柜里说：我这个月应该将怎样的数据交给沃伦。

　　总而言之，我从未去过那里。我和她见了一面，我看了她取得的成绩并且我知道她热爱她的企业。

　　巴菲特当有人打电话给我（要售出企业时），我首先要确认的是我是否能在我的能力圈内确定这家企业的价值。

　　我不知道如何确定微软的价值，我不知道如何确定甲骨文的价值。如果拉里·埃里森和比尔·盖茨给我打电话，或是生物技术之类的公司（向我要约），我不知道怎样去确定这些企业的价值。

　　我只会告诉他们，他们公司的价值是他们报价的2倍，只是我今天没有心情进行收购（笑声）。

　　当我用“理解”一词，我不是说对于一家电脑公司来说，我是否知道如何使用电脑。我的意思是，我是否能理解这家公司的经济角色，还有（是否有能力去想象）这家公司5年、10年或20年后会是什么样的。

　　比尔·盖茨会告诉你，如果是他做投资的话，他会投资伯克希尔而非微软，因为理解伯克希尔10年后的业务会比去理解微软容易得多。

　　我知道箭牌会是美国最大口香糖制造商；我知道10年后士力架将会是美国最大的巧克力棒制造商，过去40年它都是最大的巧克力棒制造商。

　　你不需要特别聪明就能理解，当人们花50美分购买吃的放进嘴里时，他们不是在进行科学实验（笑声）。

　　我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寻找企业。1年半以前，我接到一位来自丹佛市名叫克雷格·庞齐奥（Craig Ponzio）的电话，我此前从没听说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