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蜜网“慈善理念”是仁爱慈善推出的一个专栏，将在每周与大家见面。这个专栏旨在分享古今中外的慈善理念，形式内容不拘一格。文章观点并不代表仁爱立场，目的也绝非盲目照搬，唯望以他山之石开阔我辈眼界，怀着学习的态度进行参考。

　　对于乐善好施的中华民族来说，慈善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互联网慈善蓬勃发展的今天，慈善捐赠变得越来越便捷，进入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本文梳理了慈善捐赠背后的文化积淀，以及社会价值和对个人的意义。

　　作者认为，有效的慈善捐赠，特别是长期持续的有效捐赠，是民间广泛参与慈善的精神传承，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彰显，不仅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而且可以帮助个人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让个人的职业生涯能够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慈善对国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社会学家王卫平（1999）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慈善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民本主义思想。现存的有关慈善的最早的论述，往往是针对当权者而发表的。据《尚书》记载，夏禹曾告诫他的继承者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的福利是国家安定的基础。人民不幸福，国家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历代的当政者与慈善家对困境中人民的救济不只解决了人民的燃眉之急，更从宏观上维护了社会稳定，避免了阶层之间矛盾的失控。

　　然而，仅仅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理解慈善与民本主义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在儒家文化中，慈善不仅仅是当权者获得支持的重要手段，更是人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是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孟子云：“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便敏锐的觉察到善是人性的一部分，而这一点也在今天得到了社会心理学与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验证（Christakis，2019）。对即将发生的悲剧不闻不问，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压抑与摧残。人性中的善需要通过不求回报，不问亲故，防患于未然的慈善行为体现出来。

　　到了西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华夏大地上逐渐本土化。在佛教文化中，慈善不仅仅是为了为自己求得福报，更是为了舍弃小我，广结善缘。在《大智度论》中，龙树菩萨对慈悲有这样的阐释：“世世为一切众生，头目髓脑尽以布施。”佛家认为，慈善应该是一种习惯，需要人持之以恒的奉献。佛家所推崇的这种无条件的持久利他行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儒家、佛家等哲学流派的思想基础之上，中国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了各类慈善实践。根据王卫平、黄鸿山（2006）的研究，明清之前中国的慈善业以官办为主。比如说宋朝官府就设立了收养贫病老人的安济坊、抚育遗弃婴孩的慈幼局、以及掩埋代葬的漏泽园。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开始兴起。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类善堂，其成员不局限于富裕阶层。到了1911年，全国各种慈善团体总数达到了3589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有部分帝国主义势力以慈善之名，行侵略之实，但国人的慈善团体担当起了民族复兴的重任。慈善行业的改革伴随了国家体制的维新。维新派官员陈炽批评当时国内慈善“措施无具，董劝无方，”认为如果中国的社会服务需要赶上国外，则须“法良意美，规制精详。”对于老弱病残的救助，陈炽等人倡导制度严明，眼光长远的有效慈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清末与民国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学家周秋光（2013）表示，到了抗战期间，中国的慈善事业达到了几乎全民参与的程度。

　　然而，受极左势力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慈善事业陷入了低潮。当时对慈善事业的批判主要有两种，一方面认为认为慈善是外来势力入侵的表现，另一方面认为慈善是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工具（王卫平、黄鸿山，2006；周秋光，2013）。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看法都是非常片面的。慈善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而且在很大程度是广大民众不计回报的利他行为。今天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重拾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捐赠总量来看，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呈现了增长的态势。下图整理了国家统计局（2022）以及《慈善蓝皮书》丛书（刘京，2010；宋宗和，2021）估计的历年全国捐赠总额。虽然增长率在近年来可能有所放缓，但总体的增长势头是明显的。捐赠总额在十年内大概翻了一番，在2020年达到了大约15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热点事件对捐赠总量的影响非常显著。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五月的汶川地震，让这一年的捐赠量比往常高出了至少一倍（刘京，2010）。这在一方面体现了国人争献爱心的踊跃热情。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人们常常只有在看到媒体对各种不幸的大量报导之后才开始捐款。对于社会关注度较小的问题，以及对于即将发生的悲剧的预防工作，人们的捐款热情就小了很多。我们是否真正践行了中华民族的慈善传统，是否让慈善成为了一种人生哲理，一种生活习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捐款参与率而不是捐款总量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就更为明显了。自2007年起，在每年的某一个不固定的月份，盖洛普（Gallup，2022）咨询公司会按比例抽取三千到五千名中国大陆居民，询问其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是否给慈善机构捐过钱。下图显示，捐款参与率自2008年九月达到大约17.2%的高位后，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最低降到了2015年的5.8%。参与率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才突破了尘封12年的记录，而到了2021年，捐款参与率再破记录，达到了大约35.2%。未来的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一数字？这究竟是大疫之下一场昙花一现的慈善运动，还是说我们的社会在疫情的磨难中成长了起来，变得更加友爱，更加团结，更加坚韧？疫情之后的捐款参与率是会回到之前的水平，维持在今天的位置，还是继续增长？只有我们未来的捐款记录能给出答案。

　　没有证据证明，我国的捐款参与率已经达到了极限。从上图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捐款参与率在世界上的排名高速增长。35.2%已经超过了日本、沙特阿拉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然而，去年，中国大陆在122个有数据的地区中排名第54，依然落后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肯尼亚、新加坡、伊朗、巴西、越南等国。由于善款走向、税收政策、行业监管、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地区之间捐款参与率的可比性其实并不高，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慈善事业不需要做出更出色的成绩。中国慈善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和其他的国家攀比，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数千年的历史基础之上的。千百年之前，我们的先人便意识到爱心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我们为社会做出持久而有效的贡献。最近几年，国人的捐款趋势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只有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才能告诉世界，我们是否真正践行了自己国家的传统美德。

　　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意思是，对一个项目不断进行等量投入，带来的回报会越来越小。比如说人的食品消费行为，肚子空空的时候美餐一顿，当然能带来正面的回报。然而，如果食品消费达到了暴饮暴食或者是铺张浪费的程度，对个人健康、环境保护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就可能是负面的。还不等边际效益降到小于零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思考，把钱用在其他缺乏投入的事情上是否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据保守估计，中国餐饮业每年浪费的菜品价值约4600亿元，平均每人每年浪费330元左右（综合开发研究院，2021）。

　　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捐给有需要的人，让我国1520亿元的慈善捐赠总量增加两倍（宋宗和 2021），能带来多大的正面社会效益？益盒的研究表明，如果捐对了地方，即便是有限的资金也能带来相当大的回报。

　　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度消费正成为一个愈发普遍，愈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应当扪心自问，花钱在自己身上是否真的能带来让自己真正满足的快乐，同样的钱花在更有需要的人身上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意义。

　　很多人在进入职场的时候都怀着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希望自己不但能够养家糊口，而且能够在更广的领域有所建树。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将自己职业生涯的积极影响力提到最高呢？

　　一个行业的社会效益，包含了“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在于人们在岗位上做了什么事情，后者是怎么合理运用自己的收入，如工资。

　　许多行业整体上可以产生巨大的直接社会效益，但对于行业中的个体来说，职业生涯的直接社会效益往往是有限的。以医生的社会效益为例，真正减轻伤病负担的是数百万医生组成的医疗系统，而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医生。此外，如果一个高考考生决定不当医生，医学院大概率并不会因此而减招一人，而是会降低分数线，招收另外一位考生，所以医生总数并不会因此改变。总之，一个医生职业生涯的直接社会效益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其他的职业或许更是这样。

　　所幸，职业生涯的直接社会效益可以由基于工资收入的间接社会效益来补充。2021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975元（国家统计局，2022）。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那么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有效的公益组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择。

　　适度的公益活动和捐助，确实能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史密斯与戴维森（Smith & Davidson，2014）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捐款与志愿者活动主要可以通过九种方式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2. 临床数据证明，这种满足感对个人健康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它能提高免疫力、促进心脑血管功能，防止肥胖、治疗失眠、消炎、抗胃反酸、抗红斑狼疮，抗哮喘、抗癌、还能帮助术后恢复。在帮助他人时，脑下垂体分泌的内啡肽有止痛的作用。同时，人血液中血清素的含量会升高，可以降低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风险。

　　3. 即便慈善不能达成社会使命，慈善也能彰显个人的自主性，让人产生自豪感。

　　5. 慈善能让人转移注意力，去多为别人着想，忘掉自己生活中不开心的事情。

　　8. 如果捐款人在捐款之前对所感兴趣的领域加以研究，慈善可以成为学习知识，锻炼自己社会能力的机会。

　　综上，慈善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可以是非常有意义的行为。每年的99公益日都能吸引不少人加入捐款的行列，但笔者更希望有效捐款能够不止于9月9日这一天，而是成为国人生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陈炽，2022,《善堂》，《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上海：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国家统计局，2022，《2021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北京：国家统计局。

　　刘京，2010，《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发展总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宋宗和，2021，《2019～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卫平，1999，《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王卫平、黄鸿山，2006，《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第12期。

　　综合开发研究院，2021，《李恩汉：平衡三重关系，《反食品浪费法》出台的重要意义》，上海：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