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环保小发明当我们谈论文学与足球，这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都能在某种程度上称为艺术的表现形式由作家构建到一处，有人赞美有人痛恨，但无论态度如何，足球在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成为经久不衰的元素。

　　在阿根廷想要找到一个不爱足球的人是不是很难？但身为阿根廷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博尔赫斯可能也是整个阿根廷最厌恶足球的人。他说：“足球是英国的一大罪恶，足球在美学意义上是丑陋的。”

　　1899年，博尔赫斯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14年随家人移居瑞士，之后的七年他与家族游历欧洲，1921年，博尔赫斯回到阿根廷，直到1986年确诊癌症后为了避世才选择移居日内瓦。

　　童年时的博尔赫斯安静内敛，患有口吃、不爱与人打交道的特点让他难以融入同学群体之中，他对同学间的运动也丝毫不感兴趣，这也导致了他在学校被孤立，或许对足球的冷感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随着博尔赫斯逐渐长大，他对足球的厌恶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尽管他也曾经尝试着看过一场球赛，但他却发誓再也不会去看第二次。

　　“十一名球员对抗另外十一名球员追逐一粒小球的场面可并不怎么美丽。”博尔赫斯曾经在采访时表示，体育只有在自身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有价值。除了场上的十一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观众，人们对场上奔跑的球员付出了太多的关注与热情。尤其是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时，整个国家都变得吵吵嚷嚷，而这时的博尔赫斯已然失明多年，作为观赏节目，足球对他更是毫无乐趣。

　　也正是在这年，主帅梅诺蒂率领阿根廷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夺冠后的梅诺蒂厌倦了当时阿根廷国内的混乱，选择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另一项爱好写作和采访当中，在几次恳切的要求后，博尔赫斯答应了与他会面。采访伊始，博尔赫斯便说开玩笑说梅诺蒂一定很有名，因为得知当他要来采访时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女佣一再强调让梅诺蒂留下签名再离开，连作家自己都还没被家里女佣要过签名呢。

　　梅诺蒂对博尔赫斯的笑话反应良好，事实上，他也确实是当时阿根廷最引人注目的人，在率队夺得世界杯后梅诺蒂成了整个国家的英雄，但他已经对狂欢感到疲惫，因此才将兴趣转移到文学当中，作家对足球的漠不关心促成了这个笑话的诞生。

　　这场对话内容包括足球、国际象棋、阿根廷文化、文学、政治，横跨众多领域，十分宽泛，双方的谈话也很愉快，不过博尔赫斯对这场对话的总结更加证明了他的立场，他说：“真奇怪不是吗？一个聪明人，但他一直在坚持谈论足球。”

　　是的，作家依然秉持着他对足球的看法，一个聪明的国家队主帅不足以说服他爱上足球。

　　如果仅仅是对这项运动不感兴趣，值得一个如此伟大的作家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采访谈话中表达自己的厌恶吗？

　　在博尔赫斯看来，足球的愚蠢并不只是在它本身，毕竟运动只是运动，但在这项运动之中，极端球迷群体展现的狂热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与笼罩在拉丁美洲上空多年的民粹主义同根同源的东西。足球的狂热催生盲目崇拜、催生暴力冲突。在巴西、在阿根廷、在西班牙与意大利，足球一度成为独裁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对于博尔赫斯而言，这才是他深恶痛绝的根本。

　　通过足球控制民众情绪，操纵社会舆论，足球在拉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千丝万缕，而民粹主义对拉丁美洲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危害。运动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一场比赛后会带来无数的问题，人们不关注比赛的本身，而是以胜负做出唯一的判决。媒体成为共犯，为了关注度煽动人们产生更多的混乱。由此，博尔赫斯与朋友合著了一篇讽刺故事，在未来，足球成了一种表演，没有比赛，没有比分，演员穿着球衣满足不同球迷的要求。

　　尽管在今年阿根廷夺冠时解说贺炜选择用博尔赫斯的话称赞梅西，但实际上，博尔赫斯所厌恶的问题仍然在今时今日的阿根廷乃至全世界存在，如何让足球回归纯粹的运动，这或许会是万古千秋的难题。

　　巧合的是博尔赫斯在1986年去世，在他去世仅仅十几天后，马拉多纳率阿根廷再次夺得世界杯，他错过了阿根廷足球史上最狂热的个人崇拜。

　　但同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创作先驱，略萨与博尔赫斯的看法截然相反，略萨与足球，堪称是一种天作之合。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秘鲁最伟大的当代作家之一，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6年他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但由于家庭原因，一岁时略萨就被家人带到了玻利维亚，直到几年后才返回秘鲁。

　　回到秘鲁后的略萨迅速在舅舅的影响下成为了秘鲁体育大学队的球迷，足球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爱好之一，他也曾经试图成为场上的参与者，但终究因为缺乏天赋而黯然离开，转型成为了最真诚的球迷。

　　从南美到欧洲，从秘鲁到西班牙，足球始终没有离开略萨漂泊的生活，从十岁时成为秘鲁体育大学队的死忠，到度蜜月时观看贝利的现场比赛，再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席皇马的开球仪式，略萨生命中的许多节点都与足球相连。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略萨作为新闻评论员参与了整届赛事，当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结束后，略萨真挚地写下了对马拉多纳的狂热颂文，他说：“没有人再怀疑了，马拉多纳是八十年代的贝利。伟大的球员？绝不仅仅如此，他是人们自我创造出用以崇拜的现时神明。”略萨将马拉多纳描述为一种神话，认为他的足球风格是一种艺术，赞美他的天赋与表现。

　　这种对心仪球员的狂热赞美与千千万万个普通球迷并无什么不同，顶多是略萨更加才华横溢。但除此之外，略萨对足球本质的思考或许更值得深思，在开幕式时他坐在诺坎普座位上潦草写下的评论里，我们能清晰地窥见他与博尔赫斯所持观点的差异。

　　“足球可能只是给予人们一些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一个享受乐趣、享受自己、感受兴奋、感受日常生活中极少给予他们如此强烈情绪的机会。”

　　在足球的捍卫者略萨看来，这是一项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运动，无论你是否智慧、富有，但在比赛的九十分钟内，每个观众都能体会到这种简单无害的幸福。比赛跌宕起伏，快乐同样刺激人心，而当过程与结果同时结束，又只会剩下稍显空虚的怅然，它几乎不会在你的记忆中留下过分深刻的痕迹，你要做的只有享受这宝贵的九十分钟。

　　或者让我们换个更贴近球迷日常的说法，你的主队老板豪掷几个亿买人，然后在下一场重要赛事时球员摊手点赞教练梦游茫然，他在看台包厢上受的气会比你我这样的普通球迷少一点吗？不仅不会，可能老板的情绪波动还要更大一些，毕竟几亿欧元换成硬币扔水里都能扬起微型海啸，但放到球场上却只能看见自家前锋跳水时四溅的水花。

　　另一方面，面对博尔赫斯深感厌恶的狂热崇拜，略萨也乐观许多。对偶像的狂热崇拜终究会消失于“球场上燃烧的绿色火焰”当中。足球的信徒是无情的，球员并非永恒，球队并非永恒，只有这项运动本身才能长久存在下去。因此，在一个人们需要偶像的时代，足球范围内的偶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可以算作一种相对无害的偶像，这也正是他说出“如果一定要有英雄，那么马拉多纳万岁”的理由。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略萨受邀为皇家马德里和瓦伦西亚的比赛开球，曾经一度表示过皇马是他在西班牙的主队，在马德里欧洲大学皇马学院担任名誉主席的略萨与时任队长卡西握手致意，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这是略萨生命中最伟大的一次握手吗？想必不是，毕竟略萨刚刚得到了自己终其一生奋斗领域的最高褒扬之一，任何一次握手的意义也许都远超这次，但那是属于七十岁的赞誉，而在伯纳乌的草皮上，与功勋队长对视致意，随后为球队开球的这一刻，略萨是否在那一刻回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

　　他在自传《水中鱼》中曾将童年时穿着主队球衣对阵市体育队的经历描述为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那是在秘鲁温暖干燥的空气中奔跑的黄金时代，阳光仿佛永不下坠，少年略萨在球场上盘带、突破，为了进球而欢呼，他穿着自己主队的奶油色球衣，在巨大的国家体育场上，他是全世界最快活的人。

　　在为皇马开球的这刻，国家体育场上的庆祝声、伯纳乌几万人的呼喊与瑞典学院总部几百人的掌声互相呼应，这才是对十五岁略萨的真正回应，为了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为了始终燃烧着的热爱。

　　尽管略萨在许多方面存在争议，但是就今天的主题而言，略萨确实是最纯粹的球迷。

　　当我们谈论作家与足球，谁也不能绕过狂热的足球爱好者加缪，虽然一边守门一边拿诺贝尔文学奖是笑谈，但足球确实对加缪的人生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加缪的职业里除了哲学家、作家、记者以外还能写上球员一职。他也多次在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中谈及足球对他的影响，在加缪看来，真正让他得到教育的地方一是剧院，二就是球场，这是他真正的大学。

　　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地区，父亲拥有法国血统，而母亲则是西班牙后裔，这样的家庭出身很难不与足球联系到一处。一战时加缪的父亲应征入伍，随后在战争中不幸去世，不识字的母亲与有语言障碍的哥哥支撑起了家庭艰难的生活。

　　在加缪作为战争孤儿的童年时代，足球偶然闯入他的生活，成为他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尽管踢球会加速鞋子损坏，为他招来祖母的责备，但加缪始终未曾放下这项迷人的运动。1930年，16岁的加缪为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队（简称RUA）效力，新闻报道称赞他表现出色，在球场上勇敢而富有激情。

　　然而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加缪看似光明的足球之路被一场重病打破希望，他开始持续咳嗽、呼吸疼痛，最后开始咳血——他得上了在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结核。

　　严重的肺部疾病让加缪的身体素质下滑许多，继续在绿茵场上训练成为了一种奢望，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足球，除了做忠诚的观众，1941年，加缪在学校教书时成了RUA的兼职教练，偶尔他也会上场踢一踢。

　　对加缪而言，足球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在他许多作品中都曾出现热爱足球的人物形象，或者干脆就是球员，这些形象角色也或多或少透露出加缪本身的经历与认知。

　　例如他最知名的作品《鼠疫》中的角色冈萨雷斯，甫一亮相就鲜明地展示了自己的球员特色。这名中卫受托帮助记者朗贝尔逃脱鼠疫中的围城，两人刚打照面时都不怎么热情，但当记者朗贝尔发现冈萨雷斯是一名球员后情况就迅速改变了，他们谈论法国锦标赛、谈论英国职业球队。等到谈话结束，两人已经相当熟稔，司职中锋的朗贝尔甚至同意了冈萨雷斯提出的观点——“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才叫踢足球”。

　　而当两人约定出城时，他们也用足球中的配合调侃彼此的密谋，足球迅速拉近了他们的关系，在特殊的时间点，他们仿佛做了一场特殊比赛的队友。

　　足球在加缪的作品中是如此常见的一个元素，许多问题也在足球中得到解答，而他对待这项运动的态度也宣告着他对世界的看法和认知。正如加缪在文章中写道的：“多年以来我见证了许多东西，但我更加确信我对道德与义务最肯定的认知都要归功于体育，我在RUA学到了它。”

　　这句话被多次误会成加缪哲学观念中对足球的最高赞美，以至于加缪研究协会都不得不发表文章进行澄清，表示这里所谈论的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简单道德，一种为朋友挺身而出、重视勇气与公平竞争的道德，但这澄清绝无贬低的意味，这种简单道德同样高贵，它正是每个曾在球场上拼命奔跑、真心热爱足球的人都能理解的根本原则。

　　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向加缪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褒奖他在著作中“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而此时的加缪年仅44岁，他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一批获奖者。

　　一周后，法国电视台得到了采访他的机会，记者打算与他谈论文学、哲学、社会，但出乎意料的是采访场地定在了王子公园球场，是的，就是如今法甲巨人巴黎圣日尔曼的主场。

　　这或许是唯一一次在球场进行的文学奖获奖采访，足球再次彰显了他在加缪生命中的影响。那时王子公园的使用权还属于巴黎竞技俱乐部（Racing Club de París），而它也正是加缪在巴黎的主队。他与记者在客队球迷漫天的欢呼声中缓缓开启对话，但在谈论诺贝尔奖之前加缪却先提到了刚才不幸丢球的门将，加缪希望记者对门将更加宽容一些，因为门将是一个如此困难、压力极大的位置，这不得不说是他的肺腑之言。

　　1957年，法国足球杂志刊登了对加缪的采访，题为“我欠足球什么”，在这篇采访里加缪详细地讲述了自己与足球的故事，从前锋到守门员，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从RUA到巴黎竞技，足球从未离开过加缪的人生。

　　1960年1月4日，加缪取消了自己的火车车票，选择乘坐朋友的汽车返回巴黎，在维勒布勒万凛冽的冬日寒风里，命运再次展示了它的冷酷无情，加缪与友人遭遇了严重车祸，汽车失控后撞上了路边的悬铃木，年仅46岁的加缪不幸当场去世。

　　在失事车辆的残骸里找到了加缪新作《第一人》未完成的手稿，这部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小说虽未完稿，但人们在读过后都能意识到它的伟大之处，主角雅克是加缪自我意识的化身，他自蒙昧中踉跄着走向文明，童年回忆、家庭生活、哲学思考依次轮转，当然，里面也有他最重要的爱好足球。

　　足球是圆的，任何一次滚动都导向未知的结果，但正如加缪的哲学观念一般，西西弗斯日日滚动的圆形巨石和足球都在讲述着颠扑不灭的真理：周而复始的循环中结果不一定意义非凡，但走向结果的过程是另一种幸福。

　　受到足球影响的作家当然不止是旗帜鲜明的这三位，随手翻翻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与候选名单，我们还能窥见许多作家对足球的思考。

　　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生时期司职后卫，是哥伦比亚球队巴兰基亚青年的忠实拥趸。他曾为自己爱上主队的那场比赛写下评论文章，将场上球员比作各类作家，像是队中的前锋海伦诺-德-弗雷塔斯，因为他的深谋远虑、行动冷静以及总是达成出乎意料的结果，马尔克斯盛赞他会是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

　　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是如何成为一个疯狂的球迷的，这项运动用一种压迫性的激情将他征服。当然即使成为了狂热的球迷，马尔克斯依然保持了属于自己的冷静，本节标题就是出自马尔克斯的访谈。马尔克斯承认足球阴暗面的存在，但他说：“我认为不仅球迷需要冷静，人类也需要冷静，我们要改变的是社会存在的方式，因为足球暴力的出现只是社会的映射。”

　　自认“半个球迷”的莫言在球场上的位置也是门将，虽然是因为技术水平不够而得到的指派，但他同样也被这项运动吸引，莫言认为足球是力量与智慧的对抗，人需要通过在运动场的竞赛中释放自己的天性，足球也是对人终极能力的全面展示。

　　除了莫言，史铁生也曾经被指派当过门将，在余华的描述中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无独有偶，墨西哥文学先锋卡洛斯-富恩特斯虽然自认对足球了解不深，但他同样认同体育释放了人们的竞争天性，富恩特斯说：“我认为足球是一项防止战争的运动，换句话说在球场上和对手竞赛总比在战场上更好，我相信这项运动具有一种改善人类好斗基因的能力，那种人类的战士本能。”

　　土超联赛三巨头都位于伊斯坦布尔，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是其中之一的支持者

　　当然，并非所有热爱足球的作家对这项运动都如此乐观，土耳其首位诺奖作家帕慕克出身伊斯坦布尔，他的父亲与叔叔们分别是土超三家豪门费内巴切、加拉塔萨雷、贝西克塔斯的支持者，帕慕克也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在球场死忠看台上支持费内巴切。

　　但帕慕克见证了06年世界杯预选赛土耳其不敌瑞士，赛后土耳其球员与瑞士球员在更衣室通道内大打出手，土耳其媒体以大量偏袒的报道粉饰太平。他对足球的狂热逐渐消减，帕慕克开始再度思索足球在土耳其的意义，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而胜利并不能。民族主义滋生出灾难……现在的土耳其足球是在为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服务。”显然，帕慕克的观点更加接近博尔赫斯。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球队在文中再次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

　　大江健三郎、余华、奥威尔、比拉-马塔斯……与足球有关的作家还能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无论他们态度如何，大多都能归入博尔赫斯、略萨、加缪这三类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中。

　　博尔赫斯厌恶足球运动背后所笼罩的阴云——暴力、狂热、失去理智的偶像崇拜，足球的失控催生了更多的危害；略萨展示了作为观众最本真纯粹的情感，一种所有人都能平等收获的快乐和痛苦；而加缪提示了我们足球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竞技体育中的道德、真诚与热情，当足球滚动起来时其他一切都将成为附属品。足球比赛是一场接一场无休止的循环，结果总会改变，但在走向结果的过程中我们总该对这项美丽的运动满怀期待。

　　“如果我们输了或平了，你放弃了我们，那么当我们赢球的时候，请你不要回来”。“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比尔-香克利

　　说到文学和足球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汉德克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不得不提

　　很难想象在dqd看到自己热爱的文学和作家，博尔赫斯和加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推荐大家看看略萨，《城市与狗》，《酒吧长谈》。在我看来，是仍然还活着的，最有资格称之为大师的作家。

　　不说说铁生和足球他在文章多次写到足球什么恐韩啊 博格坎普啊还给余华去当门将失去双腿 仍然热爱足球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没有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经典语录，我不是很同意“职业运动的技术控制管理给足球注入了闪电般的速度和粗野的力量，却否定了踢球的乐趣，扼杀了球员的奇思妙想，泯灭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人们渐渐只从足球带来的胜利中找寻快乐，却忘记了足球本身的快乐。”“我踢球所以我在：踢球的风格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它揭示了不同群体独一无二的形象，也申明了他们追求与众不同的权力。告诉我你是怎样踢球的，我将告诉你你是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踢着不同风格的足球，表达着每个人独特的个性，而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维持这种风格的多样性。”——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关于足球技战术的书推荐大家读一下《倒转金字塔》，从现代足球发明时期的127阵型到安切洛蒂的圣诞树4321，足球的发展就像一座倒过来的金字塔。还有一本关于足球的杂文集，《足球往事》，作者是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就是写《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那位。你会发现如果加莱亚诺看到了欧超的创立，他一定是冲在最前面反对的那个。

　　这么好的文章才80多个评论，真的是记得之前还有另一篇谈文学与足球的文章，同样提到博尔赫斯对足球的痛恨。当时很多球迷无法理解。这篇文章里写得就比较清楚了，拉美各国持续百年的民粹主义不断成为统治者的愚民工具、文化殖民者的利用手段。足球不断被卷入黑帮、血腥、丑闻和黑幕之中。墨尔赫斯的声音不过是一个智者的反抗

　　足球流行是因为愚蠢流行事实上确实如此，时至今日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足球也未能幸免，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身背天赋的年轻人被推上交易市场作为商品，而球迷也习惯于对所有人评头论足，职业足球发展至今，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曾经在拉美，在世界上，有一个魔鬼叫马拉多纳，有一种缺憾叫卡斯特罗，有一位蠢材叫加林查，有一种暴行叫埃斯科巴，有一种荒诞离奇叫做足球

　　所有的优越感都源于无知，当你见识的人越多，你就会走出身份的偏见，当你读的书越多，你就会走出时代的偏见

　　在巴西、在阿根廷、在西班牙与意大利，足球一度成为独裁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对于博尔赫斯而言，这才是他深恶痛绝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