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骨利刃不久前，在非洲访问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机场欢迎式上直接用英语对话，没有用翻译。李克强英语说得好，早已不是秘密，据说他在家中常和夫人程虹用英语交谈。

　　很多人认为晚年才开始学英语，其实，很早就接触英语了。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传》中提到，1910年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位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

　　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曾说过:“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

　　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阔天空的谈线个小时。在谈线个英文单词。还提到了全面内战用英语说是“all－round civilwar”。有人评价这个词用得很地道，显示了的英语词汇功底。

　　在与斯诺谈话半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3年2月17日晚上11点半，会见基辛格。在谈话中，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对此爽快地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随后大笑。

　　1975年10月21日晚，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用英语回答“Yes”，并写在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请求把这个字条送给他，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可能是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

　　有人问过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道，第一个原因是有兴趣；其次是想换换脑筋；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曾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谈到周恩来的外语，外交部礼宾司前司长鲁培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外国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即席发表祝酒词。俄语翻译在翻译时漏掉了一句，周恩来马上笑着说，“还差一句呢”，翻译立即给补上了。

　　周恩来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英语和法语很好。因为曾经在俄罗斯养过伤，所以俄语也会说一些。

　　1921年底周恩来曾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的学校，可见，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也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中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打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知道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颇感兴趣地观察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式的人物。

　　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他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前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译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

　　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个词中国不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尼克松还是顺利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了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

　　除了、周恩来外，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也很精通外语。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法语说得溜得很。朱德曾在德国学军事，还与德国教官讨论过游击战问题，他的德语讲得相当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