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震方高考作文，一年一度高考的重头戏，也是最能引发全民参与的一道试题。回溯恢复高考38年来北京考生经历的作文试题变化，从最初的命题作文，到话题作文，再到材料作文；从单一试题到二选一试题，高考作文一直紧跟时代不断发展，成为教育改革的风向标，记录下时代变化的脉搏。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与这场考试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高考北京卷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这道作文题的命题者是已故北师大中文系教授郭预衡。1977年，中央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后，亟须出高考题和改卷的老师。教育部找到当时在北师大当老师的郭预衡教授，要求他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来出高考题。当时，与郭预衡教授一起出题的还有北大、首师大的老师。教育部将他们“隔离”在一个宾馆里，直到高考结束。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方便考生展开写作，最终由郭预衡先生敲定成为当年的高考作文题。

　　当年很多的考生，一直对这个作文题目念念不忘。1977年北京高考状元、中青在线总经理刘学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非常喜欢这样的开放式题目。她把自己在农村一年多的插队经历写进作文里，这篇作文还被刊登在了1978年2月的《人民日报》上。

　　恢复高考第一年，考生年龄跨度很大，高考作文更是形态各异、耐人寻味。曾参与1977年北京高考作文阅卷的首师大中文系教授赵丕杰回忆，当年作文考得比较好的还是老三届的毕业生，但也不乏一些毕业一两年的年轻学生，出现了不少思想内容深刻的精品。参与阅卷的老师们有感于此，在改卷之余不约而同地将一些优秀作文抄了下来，编了一本作文选评，并以当年的高考题命名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在这本书收录的不少作文里还能看到“工分手册”“贫下中农”“”等极具特征的词汇，那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恢复高考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高考作文题都是以命题作文为主。当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新鲜的观念和事物，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作文命题也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一些变化。

　　“到了八十年代，一些哲理性的作文题出现了。”有着丰富作文指导经验的北京精华学校校长赵宏凯介绍，八十年代的作文题多为议论文，有的是一篇文章的读后感，如“1980年的读《画蛋》有感”，1981年“《毁树容易种树难》读后感”等；社会话题也频繁出现在作文题中，如1985年要求考生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环境污染等，1986年以“树木·森林·气候”为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些作文题都取材真实，更加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考查。

　　命题形式也随之出现了创新。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第一次出现了一幅漫画，这幅题为“这里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的漫画描绘了一个人挖井，挖了很多次，都在快接近水面的时候放弃。这道题的出现，给当时习惯了根据一段材料或一个命题开始写作的考生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曾担任过高考阅卷的北京语文特级教师薛川东回忆，当时不少考生没有真正看懂这幅漫画，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写了“一个农村的坏分子，要把公社的大坝挖穿，幸亏没有挖穿，不然就出大事”的故事，让阅卷的老师们看得哭笑不得。

　　漫画作文题再一次出现是1996年，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给出了“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被评价为讽刺现实，直面社会阴暗面，也由此引发了教育界与医务界的一点不愉快。后来，考虑到漫画题对学生准确审视图形信息的能力要求较高，一定程度增加了作文的难度，在近年的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漫画作文题已难见踪迹。

　　进入九十年代，多元文化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学生知识面、阅读视野得以拓宽，高考作文命题也从思想性方面进一步拓展，话题作文成为九十年代作文命题的主流。

　　1991年的高考作文，虽然仍是命题作文的形式，却首次要求学生以“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这个线年的“根据众人对垃圾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写一篇议论文……这些试题的出现，要求学生从多个角度看待事物，社会热点和道德问题成为那一阶段高考作文题目的主要关注点。

　　1999年，高考作文命题进入又一个分水岭。这道作文题以科学家对记忆移植进行研究的事例作为材料，要求考生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题写一篇文体不限的作文。正是这道题，标志着高考作文进入到话题作文时代。

　　赵宏凯认为，话题作文打开了学生思维的宽度，是一种规定表达的中心内容、不限制取材范围和表达方式的作文形式。以话题为内容的开放式命题与以往的命题作文相比，它给考生写作的空间更大。接下来的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更是将话题作文的多样性发挥到了极致。

　　同是1999年，当时参与北京高考作文阅卷的薛川东，和他的同行们一起促成了全国首批高考满分作文的诞生。薛川东回忆，当时各科都有满分试卷，唯独作文没有，大家认为这样不利于评分标准的制定。在大家的共同呼吁下，那一年的北京高考首次给了十余位学生作文满分，并在高考后选择其中几篇发在了报纸上。此举在全国引起了轰动，首开满分作文先河。此后，满分作文成为高考的一个高频词，也成为每年社会关注的热点。

　　2002年，北京终结了十余年的高考使用全国统一试卷，开始试点高考自主命题。第一年先在语文、数学、英语三科进行尝试。那年的北京卷的作文题是“心灵的选择”。进入新世纪，考生的群体都是80后，他们张扬个性，为人、行文都有突破传统思维的独到见解，高考作文命题也相应变化，开始从过去关注政治热点和社会热点，发展到关注人本身。

　　“北京的高考作文有着非常强烈的北京地方色彩。”赵宏凯介绍，从2004年的“包容”、2005年的“说‘安’”，到2006年的“北京的符号”，以及2014年的“老规矩”都体现出鲜明的北京特色，这些作文题审题角度相对宽泛，要求学生关注日常生活，开放性的命题给予考生更多的发挥空间，同时对学生语文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出语文教学注重传统文化考查的倾向。

　　这样的变化也让不少一线教师深有体会。陈经纶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张宏平是朝阳区从山西长治引进的名师，在北京工作的7年间，他一共带过5届高考生，对于北京卷的特点，感受颇深。张宏平认为，外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向内看”，侧重人生感悟的考查，强调个人修为。而北京的高考作文题则是“向外看”，虽然都是从学生个体出发，但更侧重对学生的学识积累、批判思辨能力的考查，体现对个性和个体的尊重。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的作文题“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这道作文题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发挥空间，有的学生谈追求梦想的经历，有的写自己努力学习感受到的快乐，有的写自己的爱好等等。当年，张宏平所带的班级里一名学生语文考了139分，作文接近满分，成为朝阳区的语文单科状元。

　　由北京教育考试院抽调高校专家、中学教研员组成，其中高校专家所占比例达80%。

　　命题组组建后，由考试院召集到一个保密地点开始“入闱命题”。高考语文命题的每道试题都要求命题组所有成员参与，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命题组一般从5月中旬开始入闱。

　　北京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阅卷，作文由两名阅卷员“背靠背”评卷。如果两人给出的分数差距达到或超过预先设定的差值允许值，这份答卷将由电脑自动派发给第三位阅卷员进行三评。如果仍不能确定分数，将进入仲裁组进行评定。

　　“在全民参与押题的时代，高考作文命题越来越难了！”薛川东对近十年来高考作文的变迁感受颇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信息获取的渠道更为多元，学生的知识面大大拓宽，也对高考作文命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很多作文题都曾出现过似曾相识的情况。如2010年北京作文题《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就与2009年丰台区高三期末语文统一练习中一道《仰视与俯视》类似；而去年的作文题“老规矩”更是与相声演员郭德纲发表在2013年的长微博“神似”；“意林体”励志小故事更是成为高考作文命题的绝对主流。

　　“想一个题目到网上查，发现都是重复的。”薛川东说，凡是能够写文章的短语大家在命题时都基本用过了，凡是中国比较经典的寓言故事、成语典故基本都作为背景材料出现在命题中，高考作文的命题之路已越来越窄。

　　薛川东认为，今后的高考作文题材将更多依赖于命题者的原创，或是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改造。同时，为了维护命题的公平，还会选择一些临近高考前才出现的社会热点，增加一些时效性强的新闻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