蚀月盟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一次被推到历史的台前。马克思赞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主张，即“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我国清代三百年学术思潮的“以复古为解放”，都是这样的“复活”。历史表明，传统的“复活”都是负载着时代使命的。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起，同样并非“药方只贩古时丹”，而是肩负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与传统“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这一表述异曲同工的，是我国哲学史家冯友兰提出的“旧邦新命”的命题。他解释说，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就是既要以之保持“旧邦”（即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又要以之促进实现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即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旧邦新命”意味着“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

　　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在“新命”中树“旧邦”，在“旧邦”中立“新命”：一方面，文化新的变革与发展确证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也规定着文化新的变革与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这一高级形式下的“复活”。这个“复活”如果用我们的文化方针来表述，就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显然，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正是我们的文化方针所要求的。

　　习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高度，就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价值。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能否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在“西化”思潮不断激荡的中国大地上，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有其格外重要的意义：确立并坚守中华民族立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在道德价值构建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在文艺创作上，我们要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反对搞“去中国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不能把西方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并以之任意剪裁中国的现实。我们的人民必须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优良道德价值，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性。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根基。确保文化安全、重树中华民族独立性、提高中华文明辨识度，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根本性意义的历史使命。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其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其重要使命之一。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以这个价值体系为中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习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核心价值观是抽象度很高的范畴，但它不是抽象自西方而是抽象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因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和深厚的滋养。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参与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其固有血脉、实现其当代价值的必然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使命，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要有力地促进新时代的新实践。习不仅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还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自觉接受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比如，习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显然，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精神的传承转化。他引用《管子》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来强调党要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引用苏辙的话“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来说明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要以民为本，为民除瘼。他引用吕本中《官箴》的内容“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要求领导干部为官要清正、谨慎、勤勉。他还引用孔子的名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为政首先须为政者自身端正。

　　传统文化的古典社会语境，有一个令人厌恶的特征，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新时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和理念转化为实践与行动，一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践的转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使命的现实责任和历史担当。

　　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类情怀、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显著增强文化凝聚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类和世界所担负的重要使命。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深厚内涵，对于世界和全人类，都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习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协和万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为全球治理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今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突出贡献和生动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之营养、丰富、巩固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古代”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关系，马克思曾说过，人们“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有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在于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也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以说，正确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造与创新，同样，丰富、巩固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与滋养。作为世界文明重要一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应为、为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习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些论断，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开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相信，沿着这一正确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能更好实现传承发展、更好践履新时代使命。（作者：马建辉，系红旗文稿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