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现场女尸图[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称奇，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快”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标杆，成为一种浸透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尽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人们额手拭目：“快文化”将把我们带向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称奇。短短的三十多年，几亿人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快”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标杆，成为一种浸透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飞奔的中国列车依然一路高歌猛进，千万只脚都踩在油门上，不见一只踩刹车的脚。人们都在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来不及感动，更来不及感悟。尽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人们额手拭目：“快文化”将把我们带向哪里？

　　“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发于群体共鸣，成于价值导向。“快文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多种因素的凝结、多重力量的聚合。“穷怕了”的求变心态促使“快”，国际比较差距牵引“快”，现代科技传导“快”，不断吊高的社会胃口推进“快”，政绩工程刺激“快”，“日新月异”的价值标杆催生“快”，动力机制失范盲目“快”。以下特别强调说明最后一点。

　　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不该快的快，该快的不快。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个前沿科技方面，这三大技术我们与世界相差甚远，本应快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却没能快起来。相反，不该快的，快得惊人。

　　近几年出现的疯狂“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近几年，全国出让土地收入每年都高达3万多亿，而农民仅得到少得可怜的补偿。只要脚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农民；二是“圈钱”，利用股票市场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资本不翼而飞。中国股市在式的扩容，2009年国庆以后，几乎以每周4只的速度在发行新股。截止2011年一季度，已发行2400只左右。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时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仅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金砖四国，印度、巴西十年来股票都涨了3倍多，俄罗斯涨了12倍，只有中国不升反降。有人戏称国有企业是“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美国50年来，股民平均每年获利都在10%左右。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业掠走，只要农民进城干活，不给农民市民权利。我们物美价廉的城市生活，是因为我们可以购买千千万万个农民工的生命成本，而且他们的生命成本是被迫打了N个折后卖给我们的。我们实际上在饱餐城乡二元制度的红利，饱餐不平等权利的红利。社会上都在指责富人有原罪，事实上我们每个城市市民都有原罪。这个原罪在城市具有全民性、普遍性、日常性，且又不为人们所察觉，因而也是最难改变、最不敢不愿面对的现实。城市人每个都应从自身做起，以赎罪的心态对待农民工。更不用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项目，此不细论。

　　2010年，一项关于“全世界最着急的人”调查显示，中国人最没耐心。韩国《文化日报》题为“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的文章说：曾经，中国“慢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被写入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中，但现在与中国人接触后发现，他们变得非常急躁。今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场域内，人人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喊在嘴上的口号，而成为一种写在纸上的制度；“快”已经不止是一项被动的外在约束，而成为一种自觉的潜意识行为；“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有一段很富哲理的开场白，其中一句是“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快”是一把双刃剑，合乎“规律”、不越“边界”、遵循“科学”的“快”能指向天堂，反之，只能把我们带向相反的地方。这是由“快文化”的六大特性所决定的。

　　德国社会学家彼得博夏德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一书中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以1450年为分界线，之前的几千年里发展节奏较为平缓；从1450到1800年为“开始变快”阶段，用了350年；从1800年到1950年为“加速变快”阶段，用了150年；1950年以后则进入了“越来越快”阶段。这种越来越快的加速特性，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城市化率，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150年内仅提高了4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就提高近1个百分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提高更快，2000-200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18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每增长20个百分点，英国用了120年，美国、德国用了80年，而中国只用了22年。

　　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大环境下，“以快论英雄”的畸形偏好被社会普遍接受，“快”意味着一切，只要能快，就是本事。导致一些人在追求“快”的道路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顾后果。想小鸡快速上市，注射激素，不管这种鸡能不能吃；想粮食增产，引进转基因种子，不管这种粮食有没有害；想GDP快速增长，拼命投资，拼命消耗资源，不管这种增长带不带血。这种超越规律的加速，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想减速都很难，更不要说停下来。比如高速发展导致通货膨胀越来越突出。国家早在2003年就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刹车”，但由于加速度的惯性，9年上调了36次共15.5个百分点，却成效甚微，以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治理经济的药方在逐渐丧失效果。《宣言》里有一句话“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可以用来解读“快文化”的加速性带来的后果。

　　一味图快，只求结果，只能省略过程。朝，为田舍郎，暮，就想登天子堂，做任何事都巴不得一步登天。以前是十年磨一剑，现在是一年磨十剑。一些酒厂，省略窖藏甚至酿制的过程，用工业酒精与化学药品勾兑，十年的味道，甚至百年的味道，十分钟即可搞定；为缩短时间，对一些动植物的养种，采取人工手段违背最基本的生命周期，一只鸡从孵出到上市，由过去的几个月减少到42天。一些项目，不顾物理反应和化学变化的基本时间要求，压缩工期，偷工减料，导致豆腐渣工程频频出现。2010年12月，深圳地铁国贸站一部扶梯发生倒转，42名乘客受伤。2011年7月5日，北京地铁4号线伤。中国电梯协会副秘书长张乐祥认为，主要是地铁公司为省钱购买用于商场价格只有重载电梯三分之一的轻载电梯所致。所以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规定，公共交通枢纽必须使用重载电梯，香港的标准比内地高许多倍。中国生产的扶梯占世界95%以上，重载电梯全都卖到国外，国内公共部门没有一个买家。2010年有报道，一个地方为了让山更青，等不及植树造林，直接在山体涂上绿色油漆！很多地方为快速膨胀城市，只注重地上的建筑，而忽视地下的设施。逢雨必瘫已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梦魇。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对媒体感慨：他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里。“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人打算做的。”大前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点到中国人的软肋。人的繁衍，怀胎必须十月，期限不够就影响健康甚至产生畸形。物的产生，理化性状反应必须给足时间，短了就会留下隐患。更重要的是，这种省略过程的“快”一旦成为文化，社会自然会弄虚作假，破坏程序，不讲规则，少劳或不劳而获。这是眼下中国人心浮气躁的源头。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比喻解释这种现象最为贴切，“中国人心为什么浮躁，得到了天上掉下的一个馅饼后，不再做实事，都在等着天上掉馅饼。把捡着馅饼的运气当成自己的实力”。

　　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同化力和裹挟性。快一旦成为文化，便形成“漩涡效应”，不管你该不该快，能不能快，愿不愿意快，不管你是工、是农、是学、还是商，统统把你漩入其中，想躲都难。不少孩子希望家长是“富一代”、“权一代”，这样可以一步跨过二十年，学生中比阔拼富，从幼儿园到大学普遍存在；一些研究者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论”而文，此风已泛滥成灾，逼得评审者不得不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检测真伪。有些名人不用“十年寒窗”，直接买个大学文凭，催生国内外卖文凭形成一个产业。

　　“快文化”的风潮逼得有条件快的快，没条件快的也得快。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不管是工业大省，还是农业大省，谁也不甘落后。尽管国家十二五规划GDP定在7%，但青海、宁夏、四川、贵州、云南、重庆等西部省份，纷纷设定了“‘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对应的GDP增速都在百分之十四左右，均高于“十一五”GDP增速。在国家主功能区规划中已划定约800个县为限制开发的粮食主产区和400多个县为禁止开发的生态功能区，但这些地区的“十二五”规划，GDP均远远高于国家水平。

　　快文化的裹挟效应，导致跟风盲从，人人不必思考，不愿思考，不想思考，也来不及思考，社会以顺潮跟风，随波逐流为能事。一个不善思考的社会，不知会滑向哪里？

　　一种文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人的大脑，又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不及早防备，就会出现“温水煮青蛙”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风险源是维护社会和谐四大风险源（其余三个是经济风险源、社会风险源、政治风险源）中的最大风险源。其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行为到心态再到制度。“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随着一个一个快速行为的累积，人的心态渐渐也发生了变化，不管做什么事，都想方设法快一些，再快一些，形成事事争快的定势。这种求快的心态又逐渐由己而人，推而广之，“快”不再只是隐匿于人们心中的自我节律，而是登堂入室，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管理和治理的硬性约束。事实上，文化与制度总是相伴而生，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制度。翻看近三十年的规章制度和领导讲话，不难发现，各种“快”的表达词汇步步升级，八十年代是“崛起”、“腾飞”，九十年代是“超常规”、“大手笔”，新世纪是“跨越式”、“倍增型”，一个比一个气派，一个比一个给力。

　　第二，从单项到局部再到整体。一开始只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单项工作，进而就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直到流布整个社会，形成浓厚的“快”的氛围，生产生活中无处没有“快”的影子。现在，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饮料，学习是速成班，就连爱情也追求速配、闪婚。

　　第三，从物质到精神再到文化。“快”最初的表现形式多为物质性，比如项目的快速推进，经济增长的几何式递增；渐渐地，这种“快”浸润到人的大脑，进入精神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财富时绷紧神经，只争朝夕。谁快谁就可能先富起来，谁快谁就可能先提上来，一部分人的自觉行为慢慢演绎成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生活样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

　　置身在“快文化”的氛围中，就像“身在庐山”的观者，看不清本来面目，再加上对发展的饥渴和崇拜，人们对“快”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色彩。只琢磨快的速度，不考虑快的结果；只琢磨跟风赶潮，不考虑是福是祸。

　　早在2005年，全国就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具备那些条件，一概不知。须知连首都北京都从来没敢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近些年超现实超豪华的场馆院园建设如雨后春笋，就连地级市也建起超豪华大剧院；这些剧院大都亏损，有的连水电运转经费都难以维持。新一轮大型展馆热在全国高潮迭起，目前全国已建150多个，展览面积300多万平方米，规模已是世界第一；一些不需要建展馆的地方也竞相上马，建好后无展可览的窘境已经出现。全国目前耗费巨资建有各类主题公园3000个，只有10%赢利，20%勉强维持，70%亏损；疯狂的“造园运动”正以惊人的浪费在展开。“实景演出”建设项目也在全国各地以的速度突飞猛进……我们真的到了需要如此奢华的程度了吗？

　　人性的贪婪怂恿了快文化语境下的非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又反作用于快文化，为其推波助澜。在1993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来上一年已经通过的“八五”计划将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定为6％，但是，当时全国上下都认为这个速度还不够快，还不能够满足全国人民追求高速发展经济的期待。因此，当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决定，将经济增长速度调高到8％。同时还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而且应当搞得快一些”。结果，有条件的快起来，没有条件的，也盲目求快，那一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4％，几乎是预定的2倍。但由于盲目的“拔苗”，在“助长”GDP的同时，更多的是“助长”了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4.1％。英国著名学者东尼?吉登斯，通过对全球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分析，表现出对快速增长的现实世界的隐忧，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失控的世界》。过去，我们曾经被“大锅饭”时代的“慢”毁坏了一次，今天，我们又被“大发展”时代的“快”毁坏了一次。花钱买“毁坏”，可谓得不偿失！

　　在通常情况下，快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对“快”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但是超越限度的，结果会发生质的变化。一块石头扔到水里会立即沉下，但如果改变它的运行速度，它就会浮在水面疾驶。《孙子兵法》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人们追求“快”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数，现实中，人们发现，GDP的快速增长反而与内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驰。2011年6月，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幸福研究的权威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格尔哈特2011年发布的研究结果，在52个国家进行连续17年的持续性调查中，幸福指数在40个国家中有所增长，只在12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但中国台湾和大陆都占据了幸福感百分数下降最为严重的两个位置，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负增长的倒数第六位。更令人担忧的是，快文化使社会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人人火气冲天，个个急头怪脑，动辄恶言相伤，拳脚相向，甚至动刀子、泼硫酸，更甚者雇凶杀对手、杀朋友、杀父母。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没有这些品质就已经不是人了。

　　在快文化的推动下，整个社会都在发着高烧，心态失常。更何况，市场经济就是精英经济，快文化带来的实惠成果，绝大多数流向精英阶层，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尚不健全不完善的体制机制下，导致两极分化加剧超限，社会结构加剧断裂，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人们只盯住跑在最前面的几个精英，鼓掌喝彩，而忽视窝在起跑线上尚未起跑的庞大群体。“快”有规律，“快”要适度，“快”须顺势。当快不快，必生懈怠；不当快而快，必受其害，结果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快”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快”习惯了的人们，值得警惕啊。

　　当“快”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样法，其影响和作用就远远超出了“快”的应有之义，成为与“科学发展”相背离的一种社会现象。“快文化”亟待消解。首先，应弄清为何而快，为谁而快。在快文化的作用下，大家行色匆匆，以至于忘了目的，不明对象。《旧唐书》里有一句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毫无疑问，“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人”，是“百姓苦乐”。“人”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求“快”之道，必须围绕四个“人”字展开。即：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是不是为了“多需人”，是不是为了“多代人”，是不是为了“具体人”。其次，应在制度层面予以规正和约束。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类指导，以“科学文化”取代“快文化”。再次，进入小康时代应提倡慢生活。不仅应合理引导社会需求，而且应创造慢生活的宽松环境。以下主要强调两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只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猫黑猫都是好猫。这在特殊时期的正效应是巨大的。但由于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问题，给“快文化”的滋生、发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须从制度上予以规正和约束，让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过渡到“找船过河”，“造桥过河”。

　　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成功走过两步，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赛程过半”。可以说在“量”的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在“质”的问题上，远没及格，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本主导劳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这些问题说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非全部通过实质性改革实现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凭借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今后，要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确保速度与效益与质量的统一。

　　德国人民在“大跃退”的现实，证明发达国家正在反思“快文化”的恶果。德国执政联盟2011年5月30日宣布，2022年前要关闭德国所有核电站，这是接受日本核电事故教训做出的刹车政策。他们认为核能固然是至今世界能找到的发电成本最低的能源，但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若把巨额赔偿和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成本计入，核电单位价值将大大提升。而且关闭核电不光光为这一代人，也是为子孙后代消除隐患。德国人的“大跃退”才是真正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

　　印第安人有一个发现，肉身和灵魂脚步的速度有时是不一样的，肉身走得太快，会把灵魂走丢。按照他们的信仰，如果连续三天赶路，第四天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天，以免灵魂赶不上匆匆的脚步。中国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学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老庄的清净无为，道法自然蕴涵的是遵循自然节律的哲理。中国人请人吃饭，爱说“你慢用”；吃完饭送客，爱说“你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语，“慢”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

　　合理引导社会需求是必要的，可以通过行政的、媒体的等各种力量告诉人们，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常规，我们的GDP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二，国际地位从G20到G8，现在G2了。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100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谚语，“疾驰的快马往往只跑两个驿站，从容的驴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国也有一句颇为相似的谚语“蒙蒙细雨能持久，暴风骤雨一扫即过”。这些谚语表明一个道理，慢些，就会更快；慢些，就会更远，决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应让社会成员的胃口疯长，不能什么都要跟国外比，应冷静地面对美国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的现实。

　　每个国人都应明白，“坐在宝马里伤心地哭”是假幸福，“骑在单车上会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种媒体应切实担负起修复大众审美偏离的责任，引导社会理性客观地追求，不能只讲述功成名就后的风光无限，而应更多的宣传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艰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个案大肆渲染，而应更多的关注那些凭借规定动作稳扎稳打的平凡百姓；不能只把镜头对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城市，而应更多地聚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陶醉于慢生活的诗意之中，产生了许多历经磨洗，千古不朽的名句佳作。“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郑板桥）”等才更符合人的本性。只有真正陶醉在诗意的境界里，其幸福指数才可能达到最高。

　　目前全球共有25个国家140个城市建立了“慢城联盟”，加入“慢城”必须符合世界慢城联盟规定的“七大标准、四大前提、八条公约和五大行动准则”。他们共同的图腾是蜗牛，慢城里的汽车限速为20公里，植物禁用农药化肥。我国目前仅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联盟。近年来，从英国刮起一股慢活风，“慢活运动”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开展。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叫“慢活族”。慢活运动劝导人们放慢生活节奏，让精神和身心都得到充分放松。慢生活、慢工作、慢运动、慢阅读。当然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追求平衡，该快则快，能慢就慢。在平衡状态中关注心灵的成长。有意思的是，汉字的“忙”，一边是“心”，一边是“亡”，忙起来，心就死亡了。2007年8月中国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中，“慢活族”是其中之一。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兴起，这是被“快文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做出的行为反弹。对此，中国人尚未觉醒。如果说温饱时代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那么在“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成了问题的今天，再不惜一切的求快，只会徒增社会病，降低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