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峰后台揭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分挖掘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艺术协会副主席舒勇：构建文化符号 传播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

　　习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实践的根本遵循。对于“第二个结合”指出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还是价值观的彰显。文艺作品要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积极力量，作者必须有家国情怀，才能让作品感动人心。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清晰地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介入到公共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具备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的功能。作品要能穿越历史，既有古代的精髓，也有当代元素；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013年，我创作了“丝路金桥”。这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语境的大型雕塑，它借用“天下第一桥”赵州桥为创作原型，由2万块长城砖大小的琥珀砖组成，每块砖的内部熔铸了由丝绸制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花。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很好地融入了世界各国文化“基因”，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艺术地呈现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和美景象，寓意在联合国花园中架起一座“和平共赢之桥”。它曾受邀参展米兰世博会，回国后首展精彩亮相长安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件在长安街上展出的艺术作品，之后成为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中非论坛北京峰会、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两届服贸会、庆祝建党百年等一系列高规格盛会上的标志性主景观。它还入选初中政治教科书和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以及中宣部出版的《百年大党面对面》等一系列权威理论学习读本，成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级文化符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以“一带一路”十周年为历史契机，向世界推出新时代的国家文化符号的提案》，入选全国政协重点提案。我建议，要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这个历史性契机为起点，分类别、分批次、分阶段性认定以“一带一路”为语境的一批与新时代、“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国家文化符号，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具体建议，在中央层面建立协调机制，成立推动国家文化符号发展的专门机构，为国家文化符号的传播与使用开设绿色通道，鼓励国家文化符号设计者带着他们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展。同时，鼓励和推动各级政府及社会广泛使用经国家认定的国家文化符号，让主流媒体对国家文化符号进行全面传播并反复使用，让这些文化符号深入人心，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文艺力量。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方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彰显了古代中国的“和”文化。“和”即和谐、和平、和睦、和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是对世界的尊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珂：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乡村振兴与文艺事业的融合互补及繁荣互助，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农区和牧区，在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帮扶下，群众收入持续增长，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需要看到的是，边疆民族地区对惠民政策依赖过大，经济发展模式单一，自身活力不足。群众文化艺术的活动形式和呈现方式有待进一步提升，发展思路较为迷茫。随着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边疆民族群众对高质量、多样化的优秀文化的需求更加凸显。对标党的二十大对乡村振兴和文艺工作新部署新要求，我认为文艺工作在加强城乡文化艺术交流和助力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大有可为，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完善各级文艺机构团体到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以“党支部结对”形式，同时拨付一定资金支持，建立文化艺术采风实践基地，加强国家级、省（自治区）级、市级文化艺术机构团体深入广大边疆民族乡村地区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服务。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踏实作风，加强高质量、多形式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强化服务功能的持续性，不断提升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对形式多样、内容精彩的文化艺术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二是以“专业帮扶”形式，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农区和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的文化艺术专业指导工作，帮助提炼发展当地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曲、手工等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典型，挖掘和培养当地文化艺术人才，协助丰富文化艺术形式和内涵，帮助当地文化艺术活动向更高一级舞台呈现，进一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艺术与城市和内地文化艺术建立更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助力区域乡村文化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是以“基层党支部结对共建”形式，加强国家级、省（自治区）级、市级文化艺术团体机构党组织与边疆民族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沟通组织协调作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当地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充分发挥优秀文化艺术团体和文化艺术名人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富有当地风土人情的文艺作品宣传、网络平台推广报道等渠道，宣传当地优势文旅资源，指导塑造文旅资源形象品牌，扩大优势资源知名度，推动形成产业效能，切实提高当地经济收入。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元素，赋予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比如，戏曲、舞蹈、音乐、美术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鲜明标志，在连续的艺术实践变革中逐渐壮大发展。

　　以戏曲艺术来说。戏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它源自汉唐时期的汉乐府、参军戏，到宋朝与元朝的宋元杂剧，直到形成现在的戏曲艺术，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虽然同六百年的昆曲、八百年的福建梨园戏相比，京剧只有230多年的历史，但它依旧吸收了百家之长，历经几代京剧艺术家的努力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美学风格，最终成为国粹。

　　梅兰芳先生是最早把中国京剧带到国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1919年，梅兰芳先生去日本作文化交流，他表演的京剧惊艳了东瀛三岛。彼时，日本社会正经历政治、科技、文化改革，一些有文化情怀的日本商人看到中国京剧的魅力后大为赞叹，同时也启发他们一定要通过改革让日本本土文化传承保留下来。梅兰芳先生还出访美国、苏联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中国京剧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离不开梅兰芳先生对京剧艺术的守正创新。

　　京剧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表演形式和舞台呈现出重大变化，京剧逐渐划分为传统京剧和现代京剧。不过，现代京剧还没有做到清晰完整、精致完美地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无论是在国内与观众贴近交流，还是让新创本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进行广泛交流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同时，京剧本身也面临如何创新剧目、创新发展表演手段的“拷问”。

　　我联想到，从2005年开始，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京剧专业的师生们连续多年赴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城市巡演，他们创排的剧目《京剧第一课》采用了将京剧课堂教学搬上舞台这种新型表演模式，向海外观众展示了基本功训练、排戏等过程，这台剧目在欧洲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大获成功。

　　这件事情启发我，要在传承京剧传统艺术特色和价值观念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创新表演形式，探索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做大做强自己，让京剧不断焕发强大生命力。

　　目前，北京京剧院正在创作一部新剧目，以法国17世纪作家莫里哀的《吝啬鬼》为原型，通过京剧服饰、京剧唱腔等京剧形式包装，深度互鉴中法两国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部新颖别致的京剧小剧场剧目，并受邀参加明年在法国举办的中法建交60周年文化年活动展演。我们希望这部戏能为推动中国京剧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同时，我们也将不断尝试多种方法让京剧艺术面向未来深耕，给予青年演员丰富的实践平台，鼓励广大戏曲演员和爱好者深入到大众中，利用新媒体广泛传播戏曲魅力，让“国粹”在新时代继续闪烁光芒。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刘宁：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 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古籍工作深入发展的瓶颈是人才。中华古籍数量庞大，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当务之急。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其第16条明确提出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当前古籍人才队伍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古籍人才培养周期长，需要多学科的综合学习，需要长期的实践训练，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人才队伍建设出现深层次矛盾。高校是古籍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但目前的学科设置，没有贯通古籍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不利于古籍人才的综合培养，亟须进一步优化古籍相关学科的专业布局，完善古籍学科体系。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体系中，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三个一级学科下，各有一个与古籍相关的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文献学。目前，新公布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已经很少单独设立文献学二级学科，其教学内容散入其他二级学科。三个二级学科，有不同的学科传统，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提供综合全面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与训练，亟须加以整合，让学生接受完整的培养。

　　新时代古籍工作面临新任务、新挑战，古籍修复与保护、古籍数字化、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普及传播等工作，都亟须加强人才培养。而这方面的工作，在以往三个二级学科体系中，都难以充分整合。将古典文献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可以积极容纳上述内容，建立更加综合全面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新时代古籍工作深入发展，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籍相关学科布局不合理，直接影响古籍工作成果的合理评价。目前，在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评奖中，成果的学科分类难以给古籍工作成果提供合理的位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设置的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中，没有专门的古典文献学门类，古籍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出版利用的相关成果，只能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门类下申报或评审，往往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挫伤了古文献科研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对此，建议：

　　一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中将“古典文献学”设为一级学科，将古籍整理研究、古籍保护修复、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传播等各环节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统合起来，进行古籍人才的全过程综合培养。

　　二是以目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作为建设“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之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学科历史悠久，以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为学科基础，兼顾汉文文献和民文文献，这是发展“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华古籍永远不能忽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应广泛吸收历史文献学等的学科特色，特别是吸收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学科成果，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积极发展古籍数字化，同时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古籍编辑出版与古籍普及传播的相关教学；进一步优化古籍相关学科的专业布局，建立并完善涵盖古籍普查、登记、保管、修复、整理、出版、研究、阐释、宣传、推广、普及、传播、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的专业学科体系。

　　三是在各级项目申报、成果评奖的学科设置中，单独设立“古典文献学”门类，将原先“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门类下申报或评审的古籍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成果，统合到“古典文献学”门类之下，统一组织评审，以期古籍成果可以得到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不断强调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认真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为加快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而不懈努力。同时也认识到，现阶段我们对考古成果、历史文化的研究阐释能力还不足，有影响力的对外展示交流平台、路径和品牌较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需持续提升。我们应从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高度认识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力，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角度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从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向世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为此，建议：

　　一是提升对中华文明系统化研究的能力。进一步统筹规划，整合配置优势资源，针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关键阶段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坚持跨学科、多领域协同攻关。既要加强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效交叉融合，强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科技支撑，不断提高发现、分析和检测能力，更要会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合力提升解读和理论建构水平，提高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等未知领域的全面认识能力。加强对中华文明多样性和多元一体化过程的研究，持续用考古研究成果解读、实证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熟悉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成就的中青年专家，加快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认定标准、评价体系。加强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多语种、全媒介传播，让世界看得到、看得懂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加深国际社会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二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我们不是要照着讲下去，而是要在继承和创新中接着讲下去。要充分挖掘、盘活、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尤其要适应青少年圈层化交往、网络化生存、个性化表达的特征，着力于创新表达、多元展示和科技赋能，把“大文化”融入“小生活”，让公众看明白、体会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去认同中华文化，传承文化精髓，传播文化精神。

　　三是构建跨界联动文化传播的合力。利用好“媒体外交+文化外交”，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我国文化领域与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央级媒体的合作，开通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文化专栏”，用“小切口”讲“新故事”。比如，可以围绕近10年的博物馆发展、文化遗产保护、考古新成果，倾力打造文博主题的经典纪录片，为中学、大学提供专业精准的教育辅助的同时，还能让世界了解中国考古和文博事业发展动态，助力展示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