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龙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会遇见这样的情景：要向外国人士介绍、解释中国：咱们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直接复述中国的术语与概念（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很难领会。客观情况是，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经历多年发展，已自成逻辑与传统，形成了大量具有独特特点、特定内涵的概念、表述与提法。基层和外界人士（包括民间/境外/海外）要读懂、读透、领会、把握这些概念的精义并不容易。这就给诠释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带来了障碍。

　　在现实中，如果做一些减法，问题简化，并套用一些国际上比较熟悉的、共通的概念，外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你这样我说我能明白了”。

　　就此，作者曾建议针对不同的人群（基层/民间、境外/海外、学术/非学术）构建多样化的、差异化的概念及方法用以介绍中国模式。可点击：《》

　　今天我们做个有些挑战但有点意思的尝试：换个方法、换个角度，以差异化的语言、图形、概念及表述，向不熟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人士解释新时代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内涵很广，可包含中国的政治制度、政经模式，发展模式，国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社会运行以来的价值观和规范，等等的全方位因素。这些元素都是有机联系、相互贯穿的

　　——具体如何表述——例如用什么概念，摆什么图形，摆多少，怎么画，纯属个人诠释，只是示意性、学习性的，仅供参考

　　——并非为了“再定义”或提出什么新东西，只是诠释和演绎，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说清楚

　　——力求简单鲜明：因为涉及的内容、概念太多，只能适当做“减法”，挑重要的说

　　——逻辑未必精确严谨，如不同层次或维度的东西可能摆在一起说了；或者一些要素被漏掉了，或者逻辑关系不精准。要看到，中国模式非常复杂，概念极多，为便利沟通，有时不得不求其次，“牺牲”一些严谨性，“容忍”更低的精确度

　　——为了便利对外文化交流、沟通，尽量用一些国际社会普遍使用、共通的、容易“对号入座”、有“代入感的”、“去政治化”（或“政治中立”）的概念

　　——这些工作大家都可以尝试去做：它们是民间对官方/正统话语体系与叙事的补充与丰富，也是对外沟通和传播的工具。很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

　　遇到老外，常会问及、讨论到现在当下中国制度和模式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要素，之间大概是个什么关系，如何理解，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比较。

　　作者习惯在纸上画三个圈，说，粗线条理解，中国制度现在有三大组成“要素”。

　　——是有机的、一体的，“嵌”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分离的、分立的；

　　政府/公共部门在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根据需要，直接参与经济生产与服务的提供，以及根据需要，干预与约束市场行为，防治市场失灵（“有为政府”）；

　　最终的目的是造就一个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大多数人群福祉的社会；

　　在社会公平里，一个重要目标是要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保护、保障蛋糕得到合理分配，保障人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公平；

　　再往前，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济”、“大同世界”等高度契合、遥相呼应，拥有一样的愿景）；

　　它与欧洲、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所理解的、熟悉的，以及具体执行的“左翼经济政策”在逻辑上是类似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即在中国，政府所有的企业（“国企”）在经济生活中会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没有在执行“”（communism），也没有按照十九世纪的学院/正统马克思主义定义及执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原则的要义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市场将透过供需关系及价格，引导市场参与主体进行投资、生产、消费等经济决策与活动；同样的机制也使得市场能够在“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定价、资源导向、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内涵与形式的产权及市场参与主体间的合同契约等都要受到保护；

　　然而要看到，“市场经济”只是中国政经模式里的一个要素，而非唯一要素：如果没有其他要素，那国家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是由市场决定的了，那就成了美/西方的专指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需明确限制或约束公共部门角色的“市场”（market fundamentalism）了。甚至简而化之，就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了，这个概念往往指代另一种政治制度

　　今天看来，市场完全是小政府、个人主义驱动的，属于美国特产，辐射英国及英语国家，并进而影响由西向东影响欧洲大陆国家。但在现实世界里，由于一个国家光由市场力量决定一切资源分配，会派生很多问题——例如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问题；大资本大企业的垄断问题；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等。所以，原教旨市场经济很少，大多数国家都会约束市场行为，并要求政府承担公共职能——说白了，也需要要不同程度地引入“社会主义”。所以，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要素”

　　最后，广义的“市场经济”不仅指资源分配机制，还可以指一种能够影响人们行为实践的价值、理念、思维、行为模式。例如“致富”，致富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增加了财富，才能换回更多的资源，才能提升生活的幸福度、满意度和福祉，才能进一步精神文明（“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致富”是创新、奋斗、拼搏、发展的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物质激励、需要“商业思维”的驱动。如此理解，勤劳、拼搏、奋斗、创新、发展、创业、“企业家精神”，也都是“市场经济”下的理念。当然所有这些也都需要得到引导（这就是其他两个要素的作用）

　　所谓“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具体包括两大元素，一个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另一个是中华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这两条也是相互联系的

　　究竟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包括什么呢？《二十大报告》里总结了一些价值和理念，“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其中《报告》里还用了一个很好的表述，指出这些价值理念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笔者之前写作，称这种理念为“朴素的道德直觉”，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很多东西是我们历代传下来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并贯穿于我们生活，成为规范私德与公德之“公序良俗”，并作为“当然存在”，帮助定义、回答了“我们是谁”（“中国人”）的这一根本问题；

　　——例如《礼记·大学》里就将人的修养、造化、追求分成不同的阶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循序渐进，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推己及人，旨在从小的问题起步，解决越来越“大”的问题；

　　——基于此，传统价值大抵可归为几类：个人修养类问题；解决人与之间关系的问题；解决人与家族之间关系的问题；解决人与更大社会单位关系的问题；解决人与国家/社稷关系的问题；解决家族与家族、团体与团体之间关系的问题；解决家族/团体/社会/国家相互的关系，等等

　　——在微观层面，属于个人品德伦理、纯粹的私德问题；在人与人之间及家族/社会层面，属于社会关系、社会哲学问题；到了国家/社稷层面，就是政治问题；

　　——怎么划分都是有道理，只是采取不同的维度而已。针对这个问题，留给专家、学者和知识爱好者们，本文无意做进一步的阐述分析；

　　中国有些传统文化价值比较独特，在一些其他社会（例如西方）并无严格对应：例如：

　　——广义/一般意义上的尊重长者/尊老（西方/基督教社会只有保护“弱者”这个维度）

　　——崇尚发展、热爱和平：中国人常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福禄寿；如意吉祥……这些大多象征物质的殷实、繁荣、富足。这些，确实也是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与追求，人们愿意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牺牲、并希望物质基础是通过和平、和谐、多赢的手段建成的；

　　——“家国情怀”，认为“有国才有家”，国家的存在与个人/家庭福祉息息相关

　　另需指出，针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也不是“照单全收”，只取其优秀的、精华的、能够与时俱进，能够在现代社会/世界里找到位置的部分。所以，那些落后的陋俗或封建观念不在我们所指的传统文化价值里

　　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政治社会秩序本身就是文化价值、精神、理念的延伸及结果产物，其反过来又能够强化文化价值与理念，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此处不打算系统概括中国政治的模式，只是描述一些倾向与特征：

　　——各司其职: 所有的人、组织、单位都在自己的岗位和职能上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

　　——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由拥有政治权威的机构/团体自上而下作出政治/政策决策；家长主义/权威主义的前提是，决策的形成过程要以潜在共识为落脚点，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并受“抽象伦理”约束（“德治”）；

　　——以“德治”作为“法治”的补充：法治只是低限，政治需受抽象伦理的约束与指导

　　——“中庸”、“和谐”、“有机”的“共生”社会：国家与人民（政府与社会）、社会团体之间、社会与个体（例如企业与员工）之间是一种“有机”、“共生”的关系:本来各方就存在共同利益，在“共生”社会里，各方能够看到共同利益，以中庸之道为主导，设法寻求共识及中间地带，消除差异、努力建立一个能够相互依存、长期和谐的关系，避免冲突、互斥、零和博弈、两极分化，并不以将对方“消灭”及极端目标为目的；

　　——倡导天下大同：中国讲究由里及外、推己及人。“中庸”、“和谐”、“有机”的“共生”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国内或中华文明圈内，还可以适用于全世界。这是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背后

　　以上“传统政治社会秩序”里的不少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他东亚国家（特别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以及“东方国家”、“亚洲国家”及一些其他的非西方国家；

　　需指出，三个要素不是同时出现的，是伴随历史发展，逐步被完善到“中国模式”的。

　　彼时，中国尚在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特征及领导人的经验与愿景，探索发展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

　　传统文化价值问题，尽管传统文化及传统政治秩序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形态是有影响的，但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总体是持批判或怀疑态度的（“反封建”、“破四旧”），远未到与传统文化“和解”的状态

　　当时，中国发现，无论是更理想主义的左翼经济（如人民公社），还是正统的苏联计划经济，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解决方法是不再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是将市场经济机制逐步纳入。中国的政经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改革开放史”阶段，已不再像“新中国史”阶段那样否定、批判、怀疑传统文化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更加平衡。不仅如此，领导人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并且“科学发展观”里强调各种统筹协调和谐发展。这些理念其实已经是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基础上的了，很难再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去诠释，但主流意识形态还止于讲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需要更大、更具颠覆性的突破

　　时间上，对应的是“四史”里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时，前两个要素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在，是两大支柱，但进一步增加了第三个要素，即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

　　作者经常和外国朋友介绍，现在中国和前几十年是不同的，我们现在高调拥抱中华传统文化，因为我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继承及发扬者。不少人对政治不那么敏感，很长时间都没有注意这一条，特别是海外人士，他们不了解当今中国主流意识与传统文化价值的关系已经与几十年前全然不同。看看领导人的讲话、文件、著作；看看中国中小学的教科书；看看中国大街小巷张贴的宣教局与地方制作的海报，都在介绍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美德

　　《二十大报告》里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这些都是具有重大突破性的表述。如果不读近现代史、不读哲学，一定是无法理解其背后的深意

　　及至今天，中国已经正式确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究其原因，就是经历了建党百年，新中国建国七十多年，走过了大段的历史（其中有成功，也有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建成了小康社会，构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在了“强起来”的路上，并自信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今天，中国可以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必然结果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解”与拥抱，并将其作为建立自我身份认同、构建民族/国家凝聚力、确立未来奋斗目标（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规范引导未来发展的文化基石

　　“新时代”里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新的要素纳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要素有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早在“和谐社会”提法出现时，人们已经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发展问题了，已经在诉诸传统价值。在“新时代”里，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还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样的主题，再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高远愿景，无不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逻辑相关。传统文化为发展带来了“温度”，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道德指引，填补了传统政治经济模式可能存在的视觉盲点。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补充、引导及加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在新的“三角关系”里实现“再平衡”，并在自我调整之后“再出发”，回答终极的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

　　（未完待续。下文：三大要素的两两关系；三大要素中央的核心，及核心与三大要素的互动关系；贯穿和链接三大要素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与其他国家/社会/政治体（例如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的比较；在一个具体的投经济行为/决策里，三大要素将如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