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夜网狼女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指出，他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豫鄂皖苏区的工作中，最突出的是军阀主义，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

　　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组织没有信任心。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扎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当时，他在豫鄂皖苏区领导肃反的时候，最突出的表现是针对知识分子，在一些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有文化的人就是富农出身，富农就是，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杀。、

　　他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怀疑他是知识分子，在“肃反”时险些遭毒手。红四方面军有一位叫黎时中的将领，参加红军前曾在四川宣汉县政府当过学监，张国焘便据此认为黎是反革命，结果被杀。团长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字写得还可以，被张国焘看见了，认为他不可靠，就撤了秦的团长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还有一位干部因为知道知道牛顿也是罪过，被他降职。

　　他对干部如此，对普通的士兵也是这样，还特别防备工农分子转化为新知识分子。他不愿让工农分子识字、学文化，提出“不识字的兵就是好兵”的荒谬口号。以致在四方面军中形成一种普遍心理：既轻视学文化，觉得没文化也可以打胜仗；又怕学文化，怕一有知识会沾上知识分子嫌疑。

　　他的逻辑是，知识分子有头脑，会独立思考，不易摆布；而工农分子思考力较弱，易盲从，好摆布。所以，他便把知识分子弄得越少越好，使工农分子离文化越远越好。曾在鄂豫皖苏区与张国焘共过事的成仿吾深知张国焘的心机，曾评论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本来，我们说张国焘自己也算是知识分子，还是名校北京大学的学生，他自己的家庭更是世代诗书之家，但他在这场斗争中，却对有文化的人如此仇视和冷酷呢，其中，知识分子不好摆布当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错误的影响。所以，他在在阶级分析问题上，是极端主义者，加上张国焘自己的性格属于偏狭、顽固、乖张、跋扈、冷酷、睚眦必报，也是原因之一。

　　他在对军队中有文化的人进行打击之外，他另一方面又走一个极端，病态地滥用工农分子，弄了个抬过滑竿的青年熊国柄当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工农无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如此病态地将大批工农干部、文盲干部抬上高位，换掉有经验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是有利还是有害呢？曾谈到当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熊国柄：他“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

　　他这种“愚军政策”，给四方面军军政素质的提高造成了严重障碍，结果在三大主力红军中，四方面军中文盲最多，一些师团级干部竟不识几个字，连作战命令也不会写。

　　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中有一句话：“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对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滥杀，显然是重要原因。

　　后来，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导致肃反扩化，杀人过多，刑讯逼供等现象，对此，小平同志曾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一个局面，也会让它断送掉。张国焘就是一个起劲搞这种可怕的“左”的东西的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