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鲍网拜占庭帝国是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时期一个略显神秘的国度，无论地理还是文化，拜占庭帝国均处于东西方文明交错的时代，这个帝国的体育活动仰承于希腊与罗马文明，在它与东方少数民族和拉丁欧洲的沟通之中得到了发展和兴盛。

　　考古研究证明，古希腊、罗马、埃及、古代中国以及拜占庭都曾存在着发达的体育文明。拜占庭人宣称他们的传统是罗马的传统，显然这个传统也包含了罗马发达的体育文化。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大帝一直打算建立一个第二罗马，他鼓励意大利贵族家族在新都建立豪宅，同时向新都民众发放面包和竞技比赛门票，专门颁布了法律，规定竞技比赛由城市长官举办，费用也由城市长官筹措。

　　在拜占庭的优士丁尼《法典》中，记录了君士坦丁大帝颁发的谕令：“朕提倡市民们在竞技场上重建与力量和技巧相关的赛事。另外，由于城市长官希望通过迎合人们的口味与欢愉以获得人民的支持，朕允许他们主办这类赛事，只要他们能够承担费用”。

　　优士丁尼 《法典》还收录了马克西米安皇帝执政时期的一个敕令：“在城墙修缮完工以后，竞技场所需之正常花费应一如古代惯例予以保证。这样，一方面，通过完成修缮城墙这一公共安全上的大事，城市的防卫获得了保证；另一方面，在城墙完工后，运 动会也将得以举行”。

　　这些立法整体奠定了拜占庭帝国体育文化的法理基础，点明了竞技活动的价值。在君士坦丁大帝和马克西米安皇帝执政时，拜占庭帝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状况都相对稳定，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提阿成 为商贸兴盛的国际大都市。因此，他们的体育比赛可以在 “正 常”、“合适”和 “勤勉”的标准举行。而拜占庭的统治者将支持体育活动作为赢取民意的重要手段，对体育活动的鼓励和赛事经费的保障有巩固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源于古罗马传统，包括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三种赛事在内的“马戏”在拜占庭体育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在古希腊，体育是通达神灵的手段，是德性的象征，是体现美的竞戏，但是拜占庭人不像希腊人那样，他们把体育从身体享受变成了视觉冲击，体育运动变成了野蛮的、暴力的和流血的运动。所以，当拜占庭人将希腊人的竞技项目与自己的某些公共比赛相结合时，比赛的意义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我们知道，体育竞技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为人们出于本意进行肢体对抗，一为受一定规则约束。角斗就正好符合这两点。与现代的体育竞技不同，在拜占庭，角斗中的死亡是比赛的一部分，且往往是蓄意而为；而现代的体育竞技有专门规则避免伤亡事故。

　　战车竞赛是古罗马历史悠久的运动项目，战车竞赛 的赛程一 般为主办者举旗发令后，分属不同车队的四马双轮车从起跑位置出发，赛车手必须驾车围着竞技场中344米的障碍物跑 ４ 圈。在比赛中，赛车手有摔死摔伤的风险，因此很受民众欢迎，一个好的赛车手很容易在比赛中一举成名，名利双收。

　　帕尔玛蒂安马和厄尔谟吉尼安马是拜占庭帝国当时最优良的赛马，两种赛马被法律赋予了专门的由公共财政供养的优待：即使它们不再能在竞技场中出赛，也不会被卖出。这个规定主要在于照顾与赛马朝夕相处的战车运动员的感情，利于后者发挥出更佳的竞技状态。

　　第一次斗兽比赛发生在 公元前186年罗比里奥尔举办的庆祝朱比特的路迪节上，在拜占庭的《狄奥多西法典》中，与斗兽有关的法令有两个：一是规定出于安全因素考虑，任何人杀死野兽的行为皆不需承担法律责任，但须由皇帝专门授权；二是对杀死野兽之授权并不会阻碍斗兽活动的开展。法令规定公共安全高于体育娱乐活动，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杀死 野兽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敕令明确规定，人民无权进行捕猎和售卖野兽的行为。因为一旦野兽的捕猎权和售卖权放开，国家的野兽资源将减少，无法支持斗兽竞技顺利开展。

　　与古罗马的马戏传统不同，在拜占庭帝国，统治者通过立法，对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等不同的马戏活动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法律对战车竞赛持支持、鼓励态度，甚至通过国库供养比赛用马，因此战车竞赛成为拜占庭“马戏”三个种类中，最受欢迎也最常见的体育比赛。

　　拜占庭帝国后期，角斗、斗兽在拜占庭逐渐式微，其原因与基督教的传播有关。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用自己的信仰遮蔽了所有其他的偶像崇拜，抹 去了所有异教庆祝活动”。

　　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颁布了一条著名的敕令，规定帝国境内所有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条件，皆无一例外不得参拜异教，任何城市不能举行异教活动。

　　基督教对竞技运动的态度很明确，论是跑马场中的赛马和战车竞赛，还是露天竞技场上的角斗、斗兽，亦或体育场中田径选手们的跑、跳、投比赛，都属邪神崇拜，因为这些起源于希腊和罗马的竞技游戏都出自敬拜异教神明的节日或教的祭礼，是应该被禁止的。

　　随着基督教影响力益增大，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君士坦斯皇帝于公元341年颁布了禁止异教仪式的敕令：“一切迷信确实应当遭到排斥，但在城墙外的神殿应以现状保存。战车竞赛与田径竞赛固然起源于献给诸神的仪式，然而若破坏举办仪式所需之竞技场与附属神殿，将剥夺平民常年来享有的娱乐。“

　　公元361年，拜占庭帝国在朱利亚努斯掌权时，曾短暂的反对过基督教，力求恢复希腊、罗马的宗教传统。但随着朱利亚努斯在两年后的与波斯人的战斗中战死，基督徒约维安继位，朱利亚努斯制定的政策被全盘推翻，基督教重新控制了帝国。

　　基督教在拜占庭合法化后，一大批上层阶级、富人和名利之徒涌入教会，使基督教会从一个由穷人和中层阶级组成的宗教团体演变成阶层式和官僚式组织的世俗化团体。基督教在成为人们新的精神支柱后，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罗马法中，同样也渗入到了体育法典中，改变了体育活动的模式。

　　在约维安制定的《狄奥多西法典》中，禁止在星期日举办赛会或者庆祝活动干涉对上帝的崇拜。包括耶 稣生日、主显日、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这些特殊的日子在内，一律不允许在这些日期举办体育比赛。

　　拜占庭时代结束了古代奥林匹克文明，古代奥运会已无法在全面废除异教的宗教环境下生存，取而代之的是安提阿运动会。与奥运会不同的是，奥运会宣扬的异教崇拜，比如运动员在赛前会被要求到宙斯神庙前宣誓；而安提阿运动会没有这些要求，避免了基督教时代被贴上异教标签。这是基督教与体育两者在转型的时代的调整和妥协，也是拜占庭竞技传统的最后一丝余晖。

　　信仰基督教的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形成了拜占庭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和公’的官员有本质区别。

　　在拜占庭，竞技活动有被统治者用来表达政治姿态的传统。而由体育比赛支持的对象不同，拜占庭出现了不同的体育派系，连皇帝也成为某个体育派系的一员。不同的体育派系组成了不同的”竞技党“，竞技党失去了古罗马传统的独立性，转变为国家控制、国家资助的由表演者和粉丝组成的团体，并承担协助皇帝和城市长官管理、组织比赛的职能。

　　在君士坦丁堡，绿党和蓝党是两个实力最大的竞技党，他们的势力大到甚至新皇只有在赛马场上接受了绿党和蓝党领导下的民众的欢呼后，才能顺利就职。蓝党和绿党经常在竞技场因争抢座位而发生殴斗，皇帝出于政治考量，往往偏向其中某个竞技党，这种偏向便成为体育骚乱的根源。在拜占庭帝国政治转 型的背景下，体育秩序成为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与政治形成了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

　　拜占庭帝国早期统治者重视体育赛事，通过立法鼓励体育活动、保障赛事经费、缩减赛事开支，展 示 了拜占庭体育的文明基因。

　　但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与异教相关的竞技活动不复存在，体育立法和竞赛仪式也进行了基督教化的改造。虽然许多体育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最终消亡了，但这片土地上积淀的深厚的希腊罗马体育传统，成为近代体育运动在复兴过程中取之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