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音片当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无论在国家、地区发展层面，还是在企业竞争层面，都需要围绕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构筑可持续未来。

　　如何坚守ESG原则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随着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如何做好ESG信息的披露？企业公益如何回应新时代社会公益诉求？南方公益智库邀请到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ESG专委会主任林彬，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张亚龙，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专委会理事唐昊，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香港大学中国商业中心ESG中心创始主任施涵，爱德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凌春香共同探讨了相关议题。

　　南方+：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日益提升，ESG已成为企业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当前中国企业在ESG实践方面整体表现如何？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ESG话语体系？ESG实践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方案”？

　　南方公益智库邀请到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ESG专委会主任林彬

　　林彬：中国ESG实践目前处于政策驱动下的快速成长期，正在从“合规导向”向“价值创造”转型。政策加速完善（如ESG强制披露、绿色金融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度提升（上市公司披露率超46%），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行业、企业、区域差异显著）等问题。不过，中国ESG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迈进，未来需强化数据质量、战略融合与全球规则适配，依托政策与产业链优势，有望从“跟随者”转向“引领者”。

　　我国的ESG方案应该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ESG纳入“十五五”规划，融入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综合与专项规划，借鉴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成功实践，在制定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及“双碳”目标等实施方案中融入ESG发展理念，通过政策激励企业重视ESG工作的内生动力，做好ESG人才交流与培养，并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战略推广中国ESG理念，讲述中国品牌故事，展现大国形象，推动我国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贡献中国智慧。

　　张亚龙：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壮大有自己的周期，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的ESG体系建设也会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ESG话语体系的底色是中国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比如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这些都是中国特色ESG话语体系的核心和价值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ESG不是从零开始，只是由于没有按照引进的ESG的语言体系来表达、提炼和输出，所以出现误解。因此，需要把我们过去做的工作和国际上指标化的工作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达到更好的输出效果。例如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这些中国语系应当和国际ESG语系里的普遍性议题、重要议题形成语言转换。

　　南方+：中国监管层正通过系统性政策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从“自愿”向“强制”转型，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张亚龙：ESG信息披露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与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同时ESG要与宏观市场的规则体系配套融合，如与ESG相关的市场自由化程度、市场规则以及与之对应的金融、政府监管等宏观规则。因此，监管层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的经验，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将ESG真正转化为企业的发展策略、评估企业的有效手段，而非仅将其作为对企业的约束性要求；要让ESG这种具有未来价值的发展模式，切实为企业创造竞争力，而非成为企业“不得不做”的被动任务。

　　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状态其实折射的是国家整体经济产业的发展特点。中国目前面临的ESG治理难点是中国的评级机构一直没有权威性，话语体系不完备，但这不是一个短板，而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中国正处经济转型的阶段，所以一方面要吸收国际化程度高的发达经济体的ESG治理方式、监管方式甚至标准；另一方面要把外部的解决方案和本土企业转型结合。我们要快速建立中国的ESG标准，扶持中国的ESG评级机构。经济体量和产业的全球化，要求中国在标准、规则的话语权方面也能够同步。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香港大学中国商业中心ESG中心创始主任施涵

　　施涵：可以充分借鉴国际主流市场如欧盟、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以及香港等市场的成熟经验，帮助中国平稳、高效地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且符合国情的监管框架。

　　以欧盟为例，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堪称全球范围内最具雄心的监管实践之一，其经验的核心在于“广泛覆盖”与“硬性约束”。这对中国的启示是，未来ESG强制披露不应仅局限于当前的“关键少数”，而应分阶段、审慎地扩展至更多上市公司乃至大型非上市企业，以提升整个市场的透明度。目前国内政策对ESG信息披露仍以“鼓励”为主，未来可借鉴欧盟经验，分步引入强制鉴证，为ESG数据的“质量生命线”保驾护航。此外，中国也应加快构建高效、可比的全国性可持续信息数据库，提升监管与分析效率。

　　除了借鉴欧盟的广度与硬度，还可借鉴ISSB的专业性与全球视野，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通用语言”，以及香港市场的务实精神，通过“分阶段、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平稳过渡。总体而言，中国在构建ESG强制披露体系的道路上，应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双轮并进，不仅要构建一个与国际标准有效对接的本土化框架，更应以此为契机，激励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融入核心战略，最终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唐昊：与十年前相比，企业公益的核心目标已从“被动履责”转向“主动创变”，从“道德自觉”转变为“战略需求”，由此带动企业公益的实践形式从单一捐赠升级为融合商业专长、技术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系统性工程。目前企业公益最经常实践的方式不再是单纯的捐赠，而是呈现出技术赋能、生态共建、价值共生等新特征。企业公益的本质是商业文明的重构，当企业用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定义竞争力，公益便从单纯的成本支出转型为创新企业发展模式。这一转型不仅重塑了企业与社会关系，更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为“商业向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的路径。

　　凌春香：过去企业公益的目标和实践方式相对较为单一。大多数企业基于自身的经营状况和对社会的责任进行捐赠。而近几年来，企业公益已经从单一和短期的慈善行为逐步转向企业发展和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其次，企业捐赠形式已从“现金+实物”的传统模式，向股权捐赠、知识产权（技术）捐赠、数字化平台捐赠等多元形态转变。第三，企业更注重与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的深度合作。公益行业发展所带来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化，使得专业机构做专业的事情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从而促进了多方协同，提高了公益资源配置效率。第四个明显的变化是，企业公益带动了行业的“数字化”和“场景化”。区块链技术使得项目全流程可溯，提高了公益项目的透明度，增强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场景化”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越来越直观地了解和接触公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

　　南方+：新慈善法、新公司法颁布，对企业做公益释放了明确信号，鼓励企业参与公益，更鼓励对利益相关方尽责基础上，做有技术含量、能回应时代新需求的公益。企业公益如何回应时代新需求？

　　唐昊：在新时代和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企业应将公益纳入降本增效的企业需求和战略中，并寻求企业新的增长点。具体做法是更注重公益与商业逻辑的深度嵌套，将社会问题解决纳入核心战略，追求“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共振”。例如：宁德时代向上海交大捐赠市值13亿元的股票，专项投入未来能源基础研究，既推动行业技术突破，又为自身储备人才；腾讯“为村”平台赋能村庄数字化治理，同步培育下沉市场用户生态。这些企业公益案例均是从战略定位、模式创新与生态协同三方面重构了公益逻辑。

　　凌春香：一方面，企业公益参与的目的、理念、方式都还需要不断改进，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特别是针对气候变化、数字鸿沟、老龄化、新就业群体等突出的时代议题，企业应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这是当今企业自身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面临的新机遇。企业需要进一步响应“金融向善”和“科技向善”，通过“技术公益”和“普惠金融+公益”等模式，创新公益参与的路径，推动公益服务更加透明、精准、高效。另一方面，企业公益参与的确与企业的经营状况、社会环境等密切相关，因此公益行为需要从战略聚焦、投入方式以及跨界合作等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