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入废墟:这几日来,湖北当地红十字会的一系列操作遭受颇多质疑,如物资分配比例失调,发布声明日期错误,把媒体直播信号掐断……在舆论场近乎沸腾的热议之后,2月1日,湖北红十字会表示深感痛心、自责和内疚;武汉红会也调整了捐赠流程,可直接定向捐给医疗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向湖北武汉派出工作组,指导、督促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可以想见,在如此规模的疫情面前,公益组织必然手忙脚乱,前方需求与后方供给规模都十分巨大,其中可能出现周转不够快、调拨不够及时等情况,这并非不能理解。
但是,理当思考的是,将物资集中统一到少数组织手里统一分配,公益组织是否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如果医院求助、外部帮助,本身也构成了供求关系完整的“市场”,如果不对市场信号迅速反馈,再在中间伸进一只分配的“手”,增添进无数表格,是否也会制造寻租空间?公众对公益组织的监督,能否是即时性的,而不是舆论哗然的爆炸性方式?
在舆论发酵的同时,也“意外”地衬托了其他一些尊重“市场”的公益组织和企业。比如某演艺人员所创办的基金会,其就获得了不少捐助,物资款项到达的医院相对清晰有据,她本人所谓“一包方便面都能公示”的话在网络上流传颇广;同时,有相当多的企业也自发救助,手段也颇多元,除了物资捐助外,还开辟物流通道、保障线上供给、补贴相关商家等等。
当然,这些救助从规模上相对于集中救助未必那么巨大,其效果如何也有待评估。但至少从行事逻辑上,更符合几十年市场经济运转所沉淀在人们头脑中的常识。这种常识或许可以概括为:主体多元、目标清晰、过程透明、监督有效。
“市场”具有相当的效率,几十年间以时空压缩的速度取得巨大成就本身就是证明。市场、法治已经构成中国现时性状态的前提下,悬浮于这些基本的常识之上,低效与寻租就可能出现,而无论出现与否,与舆论构成认知上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事例颇具有启发意义,比如1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北加校友会发布消息,重达2.5吨的医疗物资直抵武汉协和医院,用时22个小时;2月1日上海一驾直升机从杭州起飞,运送一吨物资抵达武汉协和医院。在这场疫情面前,不妨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运用,尊重更具效率和指向性的“市场”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的韧性和自动员能力,弥补组织能力的缺口,借此检验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路径。
同时,机制化运转、以人道主义救助为本职的公益组织,本身也该在这一波波舆情中,反思公众的指向何在,向着符合常识的规则靠拢,让人一望可知,一望可以信赖。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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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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