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卷鸣人vs佐助原标题：热点观察 汤敏：区分不公和不均，才能区分公益和慈善——由诺贝尔和平奖看公益与慈善的差别

　　从记事起，就不知觉会听到各种渠道提起诺贝尔奖，脑海里的印象是别人国家和中国人很难拿到的奖，也就没当回事。

　　后来因保护环境、保护古村被告知这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渐渐发现社会公益事业居然和诺贝尔奖里的和平奖价值观很相近，并且中学课本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几位偶像也都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比如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曼德拉等，1948年没有授奖，因为“没有适合且在生的候选人”，由于诺贝尔和平奖不会追授已经过世的获奖者，委员会以此来向当年遭到暗杀的圣雄甘地致敬。因此，对这个奖项的敬仰就愈发深刻。

　　最近我的硕士导师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也获得了誉为景观设计学界的诺贝尔奖——杰里科爵士奖。身边人的亲身故事使我更加体会到一个领域内的顶级荣誉，对这项事业的巨大推动意义，激发无数才俊穷毕生心血勇攀高峰。我比较清楚俞教授这一路艰辛，这个奖项的意义绝不仅是荣誉和名声，更是价值观的胜利，一项经久不衰的荣誉，其背后定是价值观的永恒，价值观才能在纷繁的乱象中廓清正道、正本清源。

　　查遍历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惊奇地发现这项推动社会和平进步的世界最高荣誉里，居然连一位慈善家都没有，名声大噪如卡耐基、比尔盖茨、勒克菲勒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居然一位也没有。

　　这和当下我国理解推动社会和平进步的社会主体力量，近乎截然相反，我国将慈善作为了表彰的主要对象，颁布慈善法、设立中华慈善日、中华慈善奖，鼓励广大企业家捐款。许家印、杨国强、马化腾、马云等一批捐款大户成为了我国社会进步的明星，这和诺贝尔和平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不仅诺贝尔和平奖不刻意表彰慈善家，似乎国外的慈善家们自身也不愿意过多地被提及与表彰。这从中西方慈善盛典就能够看出端倪，我国到了年底，各种慈善评奖甚至买奖，热闹非凡；而在美国规模远大于中国的慈善界，却少有这样的纷乱。我不仅想起《朱子家训》里的一句善训“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真善、大善应该是深沉的。从这个角度讲，诺贝尔和平奖不刻意表彰慈善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既然诺贝尔和平奖不表彰慈善，真正的慈善家也不愿意被表彰，那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在倡导社会进步里哪股精神和哪些领域呢？

　　其实就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公益。当下这个社会似乎有意在将公益和慈善搅和在一起，很多行外人基本是分不清的，我们处在行内人，不仔细思考也很难理清。

　　要区分公益和慈善，就得追问公益和慈善出现的原因。自古社会有“不患寡但患不均”的追求，也有“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平正义”的渴望。

　　虽说天下没有绝对的平均和公平，但若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子称王儿子称霸”的权利不公。生活在这样社会里的人恐怕就不能云淡风轻地说“公平和财富”都是靠自身勤劳打拼出来的，自身能力不够、才华不行，就不要怨社会。如果社会真能如此安抚，也就不会出现强大如毛主席般打破旧社会的群众基础了。

　　所以社会一直需要在公平和不公、平均和不均之间博弈，调节出相对平衡感。所以制造不公和捍卫公平；分配不均和调节平均这两对辩证双方是客观存在的。不要因为担心“不公和不均”的丑闻，而粉饰太平，讴歌公平和平均，不实事求是，是非常危险的。

　　明白了公平和不公、平均和不均的伴生存在、博弈互助，就能对位公益和慈善的存在价值。公益存在的目的对抗不公、捍卫公平，尤其指对公众的权利不公；而慈善存在的目的缩小贫富差距，主要针对财富的分配不均。

　　我国当前在认识社会问题上，更多愿意去接受财富分配不均的现实，所以提倡慈善作为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手段来减缓社会问题，而刻意地回避公众权利不公这个深层的社会问题。但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可以从公众权利不公找到普遍解决方法，财富分配不均的内在原因也大多来源于权利不公。

　　所以，我们只看到用慈善这个治标的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往往是南辕北辙、治标不治本、治好了又反复甚至越治越严重。而躲在慈善身后这个治本的公益手段去追求公众权利公平，却弃之不用，最后很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错过治疗窗口期，直至病入膏肓。

　　以环境保护这个社会问题为例，以慈善的思路解决问题是，捐钱去修复污染的河流，去培育越来越多的环保小学生，指望小手拉大手带回碧水蓝天。

　　但是公益的思路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公众在监督和追责污染方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公众无权起诉破坏方或者有关部门，或者行驶权利的渠道不公，才导致了肆无忌惮的破坏。所以打通环保公益诉讼的权利公平，环境污染的源头牛鼻子就卡住了，自然也就从根上得到缓解。

　　如果一味粉饰太平用慈善的方式表达爱心、表达呵护，但社会不见环境问题根本改善，甚至更加恶化，但慈善所募集的资金却越花越多，社会终究一天会爆发对理性改良方式的不满，最后造成社会动荡。而公益追求权利公平对社会的巨大正面价值就在于避免社会动荡的发生，这是慈善所不能及的。

　　再如乡村诸多的社会问题，留守老人、儿童、环保、文保、妇女、生计、教育、信仰、道德等等，无法穷尽且日益加重的社会问题，用慈善的思路，不断加大从精英端募资，然后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形式去化解这些问题，最终会发现社会问题解决不完，却又造成了居高不下的慈善成本，最终好事没办了，社会悲观情绪泛滥。

　　而用公益追寻权利公平的思路来解决乡村问题，就有效得多，农村诸多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农民互助结社的权利不公带来的，商人有商会可结社、员工有工会可结社、农民却没有自己的互助结社组织，也没法以组织化的方式吸纳乡贤精英为乡村解决社会问题，所以造成了无法根治的农村社会问题。

　　明白了慈善治标、公益治本的差异，明白了慈善对应贫富不均、公益对应权利不公的差别，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诺贝尔和平奖里没有慈善奖，而绝大多数是公益家，正是因为公益家剑指的是社会问题的深层病灶。

　　我国传统智慧里都有“大慈为政、小慈为善”的古训，但当下公益慈善界怯于从权利公平的角度去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不是对党和政府的爱护，更多是坑害，也是对人民群众托付爱心的不负责任，把心思更多花在了表面之善，甚至伪善，更有甚者自吹自擂的善。这是严重违背了“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的行善常识，从个人修为和因果报应的角度，这种做法不但不积德，反而更作孽。

　　尤其当党和国家高度呼吁公益慈善组织体现出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独特价值，就是在呼吁公益慈善界从推动权利公平的角度协助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权利公平和渠道公平的落实进程，所以再以慈善之名行伪善之事，也就自弃于党和人民。慈善应时刻牢记马克思对这项事业的警醒，而不是变成麻痹人民群众的小恩小惠。

　　公益、慈善分别对应着权利不公和财富不均的社会问题，这是客观理性的两对矛盾，以马克思的矛盾论而言，矛盾推动着社会螺旋式向前发展。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集中露出水面，尤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慈善的指标逐渐走向公益的治本，从仅定位为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走向推动权利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党和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中华民族至今经历了太多生灵涂炭的人间悲剧，国家不幸诗家幸、社会不幸善家幸，不能为了诗人自己的高尚情操陷国家危难之中，也不能为了善家自身的身后美名于灾祸中耀眼。慈善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或许是社会最艰难的时代。

　　敢于直指病灶、剑指根本，避免错过转瞬即逝的改革窗口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从这个角度讲，哪怕是富有且慈善如张謇、盛宣怀、胡雪岩，又能于乱世成就几何呢？反倒范仲淹的创立的范氏义庄、千古奇丐武训的义学开创了平民善权的先河，我想他们是离诺贝尔和平奖价值观最近的人，而非前面几位大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