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万人迷胡悦儿几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建立科西嘉岛宪法时，指出了文化主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平整未来国家的基座：现在该在这一基座上勾勒大厦的雏形了。先要找到民族特性来为这一国家大厦定义风格；假使寻而未果，我们也定要创造一个。”（Rousseau，1953：293）在卢梭看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同时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体，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这样的国家即便暂时落入外族统治，也有希望存活下来。

　　同样，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德国崛起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若无有力的文化支持，德国将无处可往。受到赫德的启发，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在各民族间“不平等交换”或“非均衡发展”的语境下理解民族主义。他们提出，通过发掘民族的独有个性来构建和强化民族主义。

　　那么该如何塑造文化民族主义呢？这也是几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苦思冥想的问题。早在西风东渐的初始，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就意识到，可以以民族差异为平台，来搭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族差异即是文明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孕育了民族主义，而民族因素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起了核心作用。 西潮的涌入催生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反应，宿命般地肩负起了保全中华文明的使命。

　　前面提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强调如何保全和延续中华文明，如何使饱受强虏欺凌的中华民族免遭灭族之灾。按照这一思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从两种区分入手，即国家内部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分，以及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与境外异族的区分。凝聚汉人便可以凝聚中华民族，而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将民族主义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

　　为何汉族的凝聚力可决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孙中山阐述了以汉族为核心发展中国民族主义的依据：

　　就中国的民族来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孙中山认为，只有建立起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间的民族和谐，也才能将所有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频受西人欺凌，也使得中国各民族人心涣散，将其推翻是历史所向。但孙中山也指出，推翻清廷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正向”目标，但只有先将这一“逆向”彻底铲除，才有可能实现拯救中华民族这一“正向”目标。

　　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量是很大的。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为的教义，并在发动民众抵御列强和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疑，也有效运用了民族主义来实现建立其理想中的民族国家的目标。民族主义曾帮助发动群众反抗日本侵略者，也为其赢得民心而最终从手中夺得执政权。在国内民族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实行民族自治，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因此而被弱化。同时，党又用“爱国主义”来取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以此突出民族和国家的同一性，实现国家统一和境内各民族团结。

　　前面提及了两种区分，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分。须要指出的是，新民族主义是在后者的语境下产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族群民族主义可以被忽视。

　　王赓武指出，民族主义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热情，却也可能引致一国内部各族群间的相互猜忌、恐惧和敌意。因此，若国家建构不能合理展开，身份认同达不成共识，尤其是当各族还未融合成整体，却被硬生生地圈囿在国境内，它们势必努力挣脱这种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