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学化妆好吗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作为国家与民族灵魂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理解精神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不仅揭示出文化的实质，而且阐明了文化与物质生产生活的辩证关系，深化了对文化发展特殊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全面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因此，文化问题本质上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斯芬克斯之谜”。不同于从生活方式、符号系统、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界定文化的各种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考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借此揭示文化的实质。

　　人类与动物一样，都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料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不过，人类的生命活动表现为动物所不具备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通过实践改造无机世界、创造对象世界，形成并确证自己的类特性。具体而言，人能够摆脱直接的肉体需要而进行生产，并且生产超出直接的肉体需要范围的对象；人能够生产自身之外的整个自然界，还“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按照任一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乃至“美的规律”来对待对象。这样，人就通过生命活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对象世界，即文化。在实践中生成的文化真正实现了“人猿相揖别”，“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简言之，作为人所创造的世界，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把文化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意味着文化创造的对象和主体是内在统一的，文化即人化。一方面，对象世界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对象之所以成为人的对象，是因为在文化的世界里，它们以其独特的规定性确证并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另一方面，文化主体的全面发展创造出对象世界的丰富性。主体感觉对象的能力是对象成立的必要前提。对于没有音乐感和鉴赏力的耳朵而言，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除了五官感觉之外，人的本质力量还包括思维、情感等方面。只有随着世界历史的展开，随着符合人的本质的社会的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在现实中实现其全部的丰富性。

　　进入新时代，习多次阐述“以文化人”理念，提出“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以文化人”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展开，“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而且全党上下要用共同理想信念和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随着实践观点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从形上维度转向现实维度。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要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个人”，从他们的生命生产活动出发，去考察具体的、历史的人及其创造的文化“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历史唯物主义把文化归入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精神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对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的观念反映，不仅被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还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相应变化。从历史上看，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它们反映并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即使是同样的价值观念，在不同阶级那里也被赋予不同内涵。恩格斯即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利观念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无产阶级所要实现的是实际的、社会的、经济的领域的平等，其实质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对文化等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肯定文化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反作用。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中反复强调，思想领域反过来会对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在物质生产生活基础上理解文化，进而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同志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所谓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进入新时代，习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而且鲜明提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超越性，不只是表现为对同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还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一经形成，那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就能超越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界限，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正是在肯定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意义上，恩格斯期望在社会成员消费丰裕和储备充足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们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问题，反对在抽象意义上理解进步概念，并将其套用到艺术等文化领域。他认为，艺术的繁盛不一定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特别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相同步。以古希腊艺术为例，虽然它们产生于古希腊时代不发达的社会发展形式，但这丝毫无损其无穷魅力，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尽管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传统文化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既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对解决人类问题有重要价值。中国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高度重视发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年代，同志就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给以批判的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入新时代，习要求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鲜明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造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作者：周可，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