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汉网习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熠熠生辉，贡献了巨大价值。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文明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思想价值与经验，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荀子提出，“节用裕民”“裕民以政”；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然后治之”；黄宗羲曾将民本思想总结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以纵深的历史视角观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蕴含了丰富的爱民、恤民、富民、养民、民富国强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历史借鉴。“德法共治”的治理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强调以德化民，慎用刑罚。主张在运用法律手段制裁违法行为的同时，充分发挥道德示范作用，引导教化百姓向善、守礼、自省。西周时期已经开始将“明德慎罚”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后汉书陈宠传》认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强调礼与法结合共治的治理策略。德法互补、协同共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刻影响着中国两千余年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发展，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法治观、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和为贵”最早始见于《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中核心的政治伦理原则与国家治理的社会价值追求，成为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即追求和谐平稳的氛围与环境。在“和谐观”的长期浸润下，传统社会处理纠纷的方式呈现“息讼宁人”的传统。“以和为贵”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价值追求延续至今，为当今国家基层治理的法律制度与治理经验如调解制度、“枫桥经验”提供了不断创新发展的沃土与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积淀出深厚的法治思想与治理智慧，如缘法治国、隆礼重法、天下无讼、明德慎罚、罚当其罪等理念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习法治思想所蕴含的治理理念，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建设要“抓前端、治未病”等内容，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科学运用。在习法治思想指引下，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法治价值引领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基层治理凝魂聚力以“民惟邦本”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始终贯穿于治国安邦的历史实践之中。“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依靠和发动群众，重视人的尊严与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治理理念应从如下方面加深探索。首先，应持续鼓励、调动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路线作为创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各个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能动性，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其次，健全民主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民主创新发展。鼓励群众参与基础公共事务决策，提高决策质量，增强决策执行力，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以“以和为贵”贯彻落实“调解优先”。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维护邻里与社会和谐为主要目的，其价值追求与“以和为贵”传统相互贯通，强调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着力打造大调解工作格局。调解方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从创设到形成法律制度规范，融合传统文化传承、基层社会治理、纠纷预防和解决等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基于此，应积极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专业调解，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与效能，助力形成资源合理利用、高效便捷、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图景。以“德法合治”构建“四治一体”治理格局。“德法合治”作为一种重要治理智慧，烙印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之中。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协同共治为核心，“四治一体”是对“德法合治”的新时代诠释。其一，自治属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推动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自我管理，支持鼓励城乡社会成员、企业、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完善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其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通过制定完善的基层治理地方性法规，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社会矛盾多元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提高矛盾纠纷化解制度化、法治化水平。着力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积极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使法治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识和行为准则。其三，德治通过道德评价约束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能够营造良好德治氛围，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其四，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开放共治，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引导公众参与协同共治，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