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摘要】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与“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国倡议应运而生。中国倡议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秉持反“后真相政治”、反民粹主义政治观的鲜明立场，坚定维护人类社会的真实性与稳定性，其本质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博爱万物”的仁爱观、“义以为上”的义利观、“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多元和合”的天下观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倡议的底色所在。

　　【作者简介】孔新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西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基础理论。主要著作有《小天下中华文明：国家卷》、《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政治学为什么重要》（译著）、《政治观念史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译著）等。

　　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近期，习两度使用“变乱交织”一词形容“三个之变”下的世界形势。2022年，当地时间9月15日，在撒马尔罕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见时，习主席指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2]2022年7月28日，在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习主席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这是中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3]“变乱交织”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当今国际局势正处于机遇与动荡共生、变革与保守并存的矛盾境地，共识的难产致使人类社会站在“分”与“合”的十字路口，世界主要大国重任在肩。

　　“西方之乱”是世界陷入变乱交织的直接原因和集中体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经济下行，政治失序，社会割裂，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种族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自诩为“自由主义灯塔”的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所奉行的“美国优先”战略使整个国家向门罗主义退却，民粹主义思潮汹涌，政治社会乱象频出，自由民主理论陷入困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极大破坏。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难以摆脱“以西摄东”的思想进路，学界也常以西方为标准审视自身，沦为某种“忠诚度研究”（fidelity studies）的场域。[4]时易世变，这种文明赤字随着“中国之治”优势的彰显而渐趋消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道：“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5]

　　然而，人类社会正面临和平与动荡、发展与衰落的抉择时刻，独善其身绝非中国的选择，“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亟待回应。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有责任、有条件为人类新文明的重构提供中国智慧，有资格、有能力为全球交往理性的重塑贡献中国方案”。[6]习强调：“我们要准确认识决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因素，牢牢把握战略主动。”[7]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把握战略主动”的关键就是提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解决方案。由此，一系列基于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与深沉治国理政智慧的中国倡议应运而生，为回答时代之问、破解人类共同难题交出一份亘古弥新的东方答卷。

　　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8]2022年6月22日，习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9]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进一步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0]2022年10月20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出席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时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作为一系列中国倡议的总体目标与核心关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历史难题，蕴含着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合理成分和“多元人类”（humankinds）文明史观的尊重，尝试拉近异质文明间的心灵距离，在单数与复数文明理论的交汇点构筑起兼具主体性与主动性的世界文明，根本上重塑西方中心的国际格局。在此目标之下，一系列中国倡议可被分为发展与安全两个核心议题。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国际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摒弃了西方国家的掠夺型发展模式，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近十年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提升技术水平等举措，极大助力了沿线国家的经贸增长和产业发展。[12]作为一种包容开放的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成员和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习强调：“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2021年9月，习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14]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脉相承，二者都旨在为人类社会提供实现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15]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2022年，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16]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呼吁以协商对话取代冲突对抗，以结伴共赢取代零和博弈，推动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此外，中国还发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倡议，中国倡议涉及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展，要素结构不断充实。[1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8]上述一系列中国倡议，始终以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通过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与全球安全共同体两条实现路径，高举人类共同的价值和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19]，更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作为百年大党的世界担当。[20]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1]2021年10月25日，习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让我们携起手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22]2020年10月14日，习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3]“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系列表述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其核心含义可归纳为“一破一立”：“破”即坚决反对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领域的“逆全球化”思潮，及国内经济社会领域的“逆开放”思潮；“立”即坚定主张选择开放而非封闭，选择合作而非对抗，选择共赢而非独占。[24]这一系列表述具备丰富的学理内涵：一方面，它还后真相的人类社会以真实性，“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意味着捍卫历史真相、坚守历史真实、尊重历史规律，警惕现实谎言与假象乱象的迷惑和蒙蔽；另一方面，它为不确定的当代世界赋予确定性，“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要求用“正确的历史观作支撑、来托底”，“不被现实逆流和回头浪所裹挟与淹没”。[25]其表达的不仅是某种“鲜明立场与态度”，更是“确定方案与制度”，即主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坚定不移地推动本国经济“全面扩大开放”等基于制度自信、上升为普遍性和建设性历史叙事的中国方案。[26]

　　把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深刻含义，需要理解世界的真实性与稳定性是如何丧失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具有启发性。现代工业社会自身预设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张力使其滑向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制造者以风险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西方社会的经济、法律、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更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这导致西方国家内部各类矛盾激化，更波及全球造成人类的生存风险。[27]秦亚青教授则从人类知识观的重建这一基础性视角出发，给出了世界偏离稳定轨道的答案：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观坚持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多年来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知识，塑造了知识生产的主导模式；但近年来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认为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内禀属性的量子科学观日益兴起，从根本上颠覆了经典科学观既有的知识生产结构与范式，使得构建非决定性理论成为新的知识生产取向。上述知识观的重建不仅颠覆了国际关系理论既有的发展进路，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陷入持续不稳定状态的深层知识背景。以探寻事物因果关系为目的的概念与理论创新困难重重，对人类而言，世界正变得愈发难以把握。[28]有学者将世界真实性与稳定性的丧失称作“真实心灵的解体”：在技术飞速跃升的同时，人们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致使社会事实的公共性消失、人文精神的陷落与科学乌托邦的兴起。[29]国际力量的“东升西降”也使全球范围内掀起去西方中心主义浪潮，不同文明、族群、国家对历史阐释权的争夺导致历史共识的难产，彼此间的心灵距离愈发遥远。除上述宏观分析外，根据德国概念史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研究，现代转型必然经过一段“鞍型期”，其间作为社会变迁指示器的概念会发生明显改变，新词大量涌现，老词出现新意。如今人类社会或许正处于“鞍型期”当中，有些概念从无到有，如“后真相”；有些概念出现老词新意，如“民粹主义”。[30]英国学者菲利普塞吉安特（Philip Seargeant）也注意到，“后真相”和“民粹主义”两种思潮的蔓延加剧了全球性治理困局。[31]因此，从二者出发理解今日世界状况，是把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明智之选。

　　“后真相”（Post-Truth）是指在舆论场中民众的情感与信念高于事实本身，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后”并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而是强调真相已无关紧要而被掩盖。[32]“后真相”的出现，可归咎于信息的多中心化、碎片化及算法革新和数据垄断。这些要素造就了信息茧房与数据欺骗，致使民众思维简单化、感性化，使“真相难辨”，甚至“不辨真相”。“后真相政治”意味着政治事实从属于人们的政治观点，真相作为一种维护政治秩序、提供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机制遭受颠覆，社会也因此丧失了真实感。民粹主义（Populism）的兴起则破坏了世界的稳定性，这一概念原指任何诉诸人民、反对精英的做法。[33]而今在西方社会却形成了某种民粹主义的悖论：一边是反精英的平民主义，底层民众通过宣扬“沉默的大多数”的美德、批判腐败的精英、选出政治强人等途径，表面上影响了政治议程；另一边则是视民众为选举工具的精英主义，各路政党抓住民粹天然的狭隘排外倾向，出台各类逆全球化的保守政策借机拉取选票。由此，形成了从高层到底层的民粹主义“大合流”。[34]“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叠加被政客加以利用，成为挑拨仇恨、塑造他者、政治极化、割裂社会及至以邻为壑、开全球化倒车的观念温床，使全球真实性逐步丧失、稳定性濒临崩溃。

　　中国倡议历来秉持反“后真相政治”、反民粹主义政治观的鲜明立场，其本质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500余年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反复证明，构建一个和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地球村”，才是“历史正确的一边”。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是为西方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制造的冲突与动荡不尽其数，使人类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与之相对，全球化进程说明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必然建立在多元文明共生共荣、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35]因此，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倡议坚持“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潮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拒斥以意识形态和制度道路区分敌我的预设立场，破除“后真相政治”的魔咒；同时，中国倡议不以文明、种族、肤色、信仰、地域对人群作刻板划分，坚决抵制对立冲突、分裂排外，倡导理解包容、对话合作，呼吁“四海之内皆兄弟”，彻底铲除民粹主义政治观的生存土壤。换言之，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散播的对立观念，尊重各国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制度探索，追求符合自身实际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中国倡议在文明向度上的基本主张，更是一系列中国方案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总之，“时间将证明，中国主张是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开创人类更美好未来的正确方向”。[36]

　　习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37]“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38]中国倡议之所以独具特色且广受赞誉，正是因为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国传统的仁爱观、义利观、民本观、天下观，共同绘制了中国倡议鲜明的文明底色。

　　（一）“博爱万物”的仁爱观。孔子有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石，也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所在，其影响绵延深远。作为当今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的内在本质便是“仁义”，“是把人当人看的政治”。[39]“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暗喻了“仁”并非是基于血缘的狭义之爱，而是对天下万物之博爱，其学理内涵符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演进逻辑。“仁者自爱”（《荀子子道》）是“仁”之前提；“亲亲”是“仁”之本源，“仁”始于行孝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且能怀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仁”所内在的超越血缘关系的“人类性”便情理皆同，所谓“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孝之施，爱天下之民”（《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进而以“仁”治国便是“仁政”，施仁政则“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仁爱是天人关系的自然延展，行“仁”须敬天爱物，所谓“爱物惜命，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40]需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仁爱观并非无原则的泛爱，或西方宗教意义上的“博爱”，而是提倡一种以诚信为本、由内向外、天人一体的差序之博爱，由此完成“人”与“仁”的互构，及人与自然的和合。

　　当前，世界因乱失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拉大，国际互信跌入冰点，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人类社会缺乏“仁爱”。中国倡议蕴含“博爱万物”的理念，以人类命运为己任，担当起“仁者爱人”的责任。一方面，中国倡议的前提是把自己的事做好，进而发扬“立己达人”精神，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避免零和博弈、走向深层互利互信。另一方面，中国倡议坚持“仁民爱物”，努力提高世界发展成果的普惠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下，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稳中有升。据官方数据，2013～

　　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流量为1398.5亿美元，年均增长8.6%。中国始终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以身作则力争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些倡议的落实深度契合世界人民的迫切需求，充分体现传统仁爱观主张的生命至上、万物一体等理念。当然，“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不守诚信、扰乱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耻行径并不在仁爱关怀对象范围内，应给予批判与严惩。中国倡议始终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总之，中国倡议反映了中华文明中鲜明的“博爱万物”的仁爱观，“仁”作为符合人类心灵价值的哲学概念，必将成为时代之问的诊断良方与联结中西文明的重要支点。

　　（二）“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义利之辨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本质关注的是利益与德性的关系。义利之辨的核心是以义制利、以义促利、重义轻利。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明确反对见利忘义，肯定合理之利，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特殊情况下会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41]总之，义利之辨是一种“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德性要求。义利与民本、天下密切相关，“正德、利用、厚生”乃治国“三事”（《左传文公七年》），“厚生”是“利用”的目的，“正德”是“利用”的规矩。“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概言之，取合义之利经世济民并构建合理的正义分利机制，是治国者的重要责任，也是践行“义以为上”的义利观的最高表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42]“义为利上”的义利观贯穿于中国倡议的方方面面，也正是中国倡议将传统义利观的精神推及国际秩序，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具体来说，其一，以人类大义为国际行为的准则，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推动国际合作，谓之“义”。其二，做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为全人类谋发展，谓之“利”。其三，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大力支持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使全球化的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人民，谓之“正义分利”。黄宗羲有言：“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可谓道出了领导权的本质要求。倘若在国际事务中只考虑本国利益，不顾他国意见，甚至在本国遇到危机时谋求祸水外引，即是对天下不义之表现，自然会丧失他国的尊重与信任。中国倡议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与赞同，正是因为中国一贯秉持天下公义立场，站在人类的角度呼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不同国家创造平等发展的机会，真正实现了弘义融利、义以为上。

　　（三）“民为邦本”的民本观。黄俊杰先生曾指出：“人的因素在吾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其极端重要之地位。”[43]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再到“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仁学》），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基本思路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44]内容上以重民、爱民、养民、教民、保民等为主。[45]需注意的是，传统民本观包含两个面向。一方面，“民生”连接“民心”，而“民心”则是“天道”的反映。赵汀阳先生指出：“按照中国民本主义的信念，民众的选择总与天意吻合。”[46]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传彖传下革》），“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太宗赵光义《戒石铭》），天意与民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天道远而不易察，便以人道（民心）为代表。应人道以顺天道，“生民”成为治国要务。另一方面，“生民”所需的绝不仅是恩惠式、单向度的“民生”，而是具备“君民皆由天所生”的平等主义底色，可作为接续现代“民主”的宝贵传统资源。[47]

　　中国倡议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民本观，由“民为邦本”推演到“民为天下本”。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最终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倡议坚信，唯有世界人民才是“世界史”的创造者。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呼声，是国际社会的“民心”，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天道”，理应得到捍卫。一方面，不同于西方社会中“民主的幻觉”[48]，中国倡议所秉持的民本思想是为了给世界人民带来实打实的好处：发展层面，中国采取一系列举措加速人类减贫脱贫进程，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安全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大力推进联合国维和行动，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始终遵循世界民心所向。另一方面，中国倡议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多元包容取代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国际社会中“生民”与“民生”的互构，践行“民为天下本”的理念。

　　（四）“多元和合”的天下观。“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可视作中华文明的元理论之一。“和合”一词初见于“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国语郑语》）“和”是和谐、和睦、和平、祥和，“合”是融合、结合、合作、和解。“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49]简言之，“和合”意味着在保持事物多元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交流融合。因此，仅“内圣”自修是无法达到和合之境的，与万物相关联是更重要的途径。牟宗三先生指出：“（儒家）其道德心愿究不能与政治划开，完全退缩于以个人之成德为满足此与个人之能不能得、能不能作，并无关。不因我不能得、不能作，即可不过问，而认为与我不相与。”[50]钱穆先生也认为：“吾国自古政治，即抱有一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即抱有一对人类全体大群尽教导督率之责任。”[51]由是观之，以一种整体性的开放思维面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自古有之的立场。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包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致力构建“天下型国家”，蕴含着反思与超越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势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52]习也曾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53]中国“大的样子”集中表现于其始终胸怀造福天下的大格局、大境界、大担当，以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矢志不渝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作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为世界弊病开出的“中国药方”，中国倡议始终秉持“多元和合”的天下观：其一，坚持以和为贵、兼爱非攻的和平志向，[54]中国倡议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其二，传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和立原理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和达原理，[55]中国倡议坚持互利共贏的开放原则，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其三，主张和而不流、“美美与共”，中国倡议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倡议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诚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期构建起稳定性与真实性并存的“大同天下”，开创一种具有东方气质、大国气象、天下情怀、和平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定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56]，有力且有效地回答关乎人类命运的时代之问。

　　（本文系山东大学2022年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儒家德性政治基础理论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RWZD15；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弘扬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1][5][10][18][21][35][42][52]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习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人民日报》，2022年9月16日，第1版。

　　[3]《习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线世纪东亚研究的几点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6][19][56]陈曙光：《“世界之问”与中国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6、224、309页。

　　[7]习：《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9]《习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6月23日，第1版。

　　[11]《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出席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2022年10月20日，。

　　[12]孟猛、郑昭阳：《“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证据》，《国际商务研究》，2022年第5期。

　　[13][22]《习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91～492、477页。

　　[14]《习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线]李志强：《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7期。

　　[16]《习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1版。

　　[17]王水兴：《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三大方案》，《学术界》，2022年第8期。

　　[20][54]张源、孔新峰：《论中国的世界担当》，《党建研究》，2018年第8期。

　　[23]《习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线]孔新峰：《把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深刻内涵》，《人民论坛》，2022年第36期。

　　[25]徐文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学习时报》，2020年12月7日，第A2版。

　　[2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28]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29]金观涛：《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1～4页。

　　[30]孟钟捷：《大变局下历史阐释的公共性塑造：以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为范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31日，第2版。

　　[31]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学为什么重要》，孔新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9页。

　　[33]约翰安德鲁斯：《各种“主义”》，徐龙华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

　　[36]和音：《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民日报》，2022年3月28日，第3版。

　　[37]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38]《习的文化情怀》，《人民日报》，2022年5月12日，第1版。

　　[39][47]孔新峰：《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初步重构》，《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40]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41]李翔海：《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意义》，《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

　　[43]黄俊杰：《春秋战国时代尚贤政治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年，第13页。

　　[44]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5]张师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社会基础、理论逻辑与发展极限》，《学术界》，2021年第5期。

　　[4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48]诺姆乔姆斯基：《必要的幻觉：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王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页。

　　[49]张立文：《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

　　[50]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7页。

　　[51]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理想》，《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53]习：《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线]张立文：《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