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吊刘佳一群特别的公益人与一场充满偶然、超出预期的公益实践。为了更多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
潘江雪是一个个性坚毅的女人,一旦确定了目标,绝不轻易退缩。吴冲像偶像剧人物,北大毕业后,历任过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高管,同事胡斌评价他“看到的都是事情的本质”,但与潘江雪比,吴冲觉得自己做事太没有长性儿了。刘蔓是中国金融业知名的Top Sales,前两人拉不下脸要钱时,刘蔓就会挺身而出。
看似迥异的三个人,相同之处是同为商业精英、同是一家基金会创始者、同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关注教育均衡的问题。2007年起,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亲眼所见的偏远地区孩子的成长境况,把在商业世界积累的资源与经验,做成一个公益基金会,投身素养教育公益赛道。
这就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三位创始人的白描,与他们一样,真爱梦想也很有特点——很早就意识到素养教育对人的重要性;在改善硬件的基础上,很早就把关注点放在公益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上,特别是将传统扶贫济困的爱心慈善行动变成可复制、规模化的“软硬一体”的公益产品,并持续改善和提升公益服务的运营质量和效率;很早就采用了上市公司的年报发布形式,进行基金会的财务披露,为行业所借鉴。
目标感强、执行力强、注重专业与理性,时而有人评价真爱梦想是一家像企业的公益组织,也不止一位公益人说过,在不了解真爱梦想时,会感到他们的气质是有些高冷的。
但其实在不经意间,他们都提到了为老师、学生们落泪的时刻。只是避开了沉浸其中。每一次试图触及他们在公益创业上所受的压力与误解,很快会被绕回来,变成对真爱梦想使命、愿景的再一次重申。吴冲尤其不喜欢煽情和苦情,他们从一开始就说好,“真爱梦想要展示公益的积极面”。辛苦似乎不值一提,困难在他们眼里更多是机遇。“哎呀,我是真记不清了,困难每天都有,如果都记着,就过不来了。”“我们的愿景很清楚,方法论也有了,去做就好了。”三个人说了同样的话。
抛开在公益界所获得的各种成就,回到2007年,坚毅的潘江雪陷入了一种混乱与痛苦。去年,她出版了凝结自己公益思考的书《有效的爱》,里面提到那段复杂的心境。她是美国9·11事件中改签了航班的幸存者,之后又在云南遭遇过严重车祸,这些经历逼迫她思考生命的意义,而痛苦在于,在当时喧嚣的金融资本圈里,她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从2002年开始,潘江雪几乎每年都利用自己的假期去藏区做田野调查。2005年的一次田野调查,对她的震动很大。她遇到了一个藏区男孩,没上过一天学,一年中两个月的时间在山上挖虫草,其余时候就茫然地盯着公路上开过的汽车。多年的调研与走访,让潘江雪感受了城镇化进程的洪流以及洪流下的真空地带——农村地区。她感到幸运,又有亏欠感,觉得自己在城市享受好的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她知道这里面有着农村地区的巨大付出,一定要做些什么。同时走访也让她看见了一些很不错的校舍,但由于人口外流,校舍被空置,造成了资源浪费。当时真爱梦想的另一位创始人吴冲还很关注流浪儿童的议题,后来他们觉得,从某一种角度上,教育是可以同时改善这两个问题的手段。
2007年,潘江雪与吴冲、刘蔓、王吉绯拿出了个人财产出资设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锚定了基金会的使命——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他们都是商业人士,在经营管理上有见地。经过讨论,这个组织设立了三项基本原则:帮助愿意自助之人、慈善行为引入商业化管理思想,以及“非牺牲的公益精神”。潘江雪还提出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愿景,帮助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但如何实现这个愿景呢?潘江雪与吴冲首先想到的是阅读,他们打算做一个特别的阅读空间——梦想中心——不仅可以读书,还要调动孩子们的求知欲、创造力和其他才能。富有人文关怀的设计师吴宏宇随即加入其中,之后15年里,梦想中心前后迭代了7次,但在第一个版本中,基本理念就已经清晰,“它应该是安全温暖的、互相尊重的,同时能激发创造活力的空间”,吴宏宇如是总结。
2008年,项目终于要落地了,潘江雪和吴冲来到川西小城马尔康,希望在这里建立第一所梦想中心。车在陡峭的山路上开来开去,他们想着,梦想中心一定要刷上明亮、温暖的颜色,墙上不贴“不准”“严禁”那类的标语,他们还计划去掉传统的讲台,换成联合国用的那种演说台,让孩子们从小昂首挺胸地表达观点。
博客记录了最初的日子,那时的潘江雪经常会写到天气,下雨、大雪、冰封山路,背后是麻烦与起伏的情绪。“滴滴答答的雨声落在玻璃上,也敲在我的心上。本来预期热热闹闹的募捐像这冬雨冷冷清清。”潘江雪写道。在正式动工后,物资的分类打包、进藏区的物流配送、不及预期的实物募捐,都是问题。另一头,在真正的施工现场,外地来的志愿者正艰难地与听不太懂普通话的工头为着工期交涉,天气恶劣,时常停工,大家都心烦意乱的。这个项目最初招标时就已经颇为艰险,几个装修公司看到潘江雪是从大城市来的不懂施工的女人,甚至在招标的现场串标抬价。
胡斌是真爱梦想的第一名员工,结识潘江雪也是偶然,他看到山区中居然有人在做这么超前、漂亮的教室,决定成为真爱梦想的志愿者。那段日子,他和潘江雪、吴冲常常一起站在马尔康的高山上惆怅。“今年一间在藏区,明年如果在新疆呢,全靠我们自己,不得累死?”胡斌回忆。而在潘江雪的内心深处,她的目标是“十年做一百所”,她告诉我们,“从做真爱梦想起,我早就做好了寂寞十年的准备”。
胡斌说,“你看潘江雪个子不高吧,居然在排球队打主攻。我们那代人都看过《排球女将》,小鹿纯子,晴空霹雳,她竟然在水泥地上练习那些动作,她就有那种意志力。”
困难倒逼这群做公益的商业人思考,在往返马尔康的山路上,他们想到了把梦想中心建设过程标准化的思路,借鉴连锁店和宜家的方式,通过事先设计好梦想中心图纸,请学校自己派人施工和组装,逐步实现了梦想中心的标准化和在地化建设,从而让公益项目的规模化成为可能。
2008年第一家梦想中心落成的时候,有媒体写道,他们宣布要在未来五年做一百家这样的中心。五年后的真实成绩定格在了一千家。“你的业务逻辑是对的、产品方向是对的,最后市场回报将远远比你预期的要高。”当时作为秘书长的吴冲在真爱梦想年会发布上这样解释了超预期的发展速度。
现在吴冲给出背后的更多思考。“当时预期的数字并不是一个定量,五年做一百家是预期的中间值。”理性与商业思维始终是真爱梦想具有的鲜明特点。吴冲相信,人类在商业社会投入的思考总量,要远高于人类在公益社会里的投入,所以在公益领域所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总能在商业世界找到一个相似型的成熟解决方案。
但潘江雪对于真爱梦想一路以来的发展,更愿意提到的词是“偶然”。她看到了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巨大投入,同时又幸运地遇到经济快速上升的时期,给予了真爱梦想发挥的空间与机遇。“坦诚地说,真爱梦想今天的成绩有巨大的偶然性,这中间运气可能占了百分之九十,但我们做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潘江雪谦逊地说。
不过,这个故事里确实也有线年,在纽约哈德逊河上的一艘游船里,潘江雪偶遇她在金融机构的老朋友,聊起自己离职创办真爱梦想的经历。恰逢同船的还有一群教育专家,其中崔允漷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组组长。这位有心的学者对潘江雪提到的真爱梦想很是好奇,于是把她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回国后,崔允漷从网上查到了真爱梦想的博客,并给潘江雪写了一封邮件,说愿意帮助她做好乡村教育。
几个月后,潘江雪带着崔教授走进了马尔康的梦想中心。崔允漷给了潘江雪一个认知,一间真正的教室是要有课程的,而课程的核心是教学方式,教学方式的关键人物是老师。崔允漷还告诉潘江雪,中国的教育体系虽然国家课程是主体,但其实也给学校预留了校本课程空间,梦想中心可以成为中国儿童素质教育的实验室。经过认真研究,崔允漷的团队与真爱梦想决定共同开发一套“梦想课程”,成为学校校本课程的资源。这套培养“求真、有爱的追梦人”的全人教育的课程活动,最终进入了学校的梦想中心。在梦想中心的课堂上,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相信比帮助更重要。
就这样,最初的班子幸运相遇,他们带着商业上的自信和对教育的谦卑,开启了公益之路。
时间来到2023年,8月14日是真爱梦想的生日,作为一切故事的源头,真爱梦想的团队又回到马尔康,想为基金会拍一部十五周年影片。许多乡村老师、学生的脸冒了出来。真爱梦想从中推荐了几个学生,他们都不是那种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孩子。
东周甲是一个有点害羞的藏族男孩,他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现在正在一家理发店里做学徒。他的姐姐卓玛,从小成绩优异,按照正常轨道,应该能考取一所不错的大学。但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姐弟俩的家庭遭遇了变故,卓玛几乎错过了高三的学年,最后去了一所成都的专科学校。但真爱梦想一直鼓励她,他们更看重的是姐弟身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真爱梦想希望带给孩子们的。
从小有一间温馨又自由的教室,在里面上梦想课,到底对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拨通了一些学生的电话。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在梦想课里发现自己的长处,在大学学了相关专业;有些人从羞于开口,变得和谁都能聊一聊;也有人坦言自己太小记不清楚具体的课程,但所有人都提到了当时上课时的快乐。不少人和东周甲姐弟一样,有着动荡的成长经历,对他们而言,每周有一个下午,学校里有一个短暂的、有安全感的小世界。
白玛央吉、蔡文君、方英,是电话那头很多学生的老师。她们在马尔康的不同学校任职,教不同班级和学科,但她们都是梦想老师,感受过平等、开放、互动的课堂魅力。
为了拍摄取景,蔡文君上了一节梦想课,虽然只是课程的一个片段,但大家很快进入状态,孩子们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几乎要跑到老师跟前。很难想象,蔡文君曾是一个说话都不利索的人。她第一次参加真爱梦想教师培训的讲课经历极其失败,“台下一片死寂”。蔡文君觉得那是因为认知的差距,很多理念都是第一次听到,对当时这位乡村老师来说太有冲击性了。
现在的蔡文君很自信,乐于输出观点,课上得很从容。课堂上有学生提出不想上课,她会直接接过话:“巧了,老师也不想上班。来来来,你们说说,为什么不想上课?”学生们反问:“老师,你为什么不想上班?”师生坦诚沟通,心结解开了,孩子们反而变得很配合。
多年梦想课上下来,蔡文君觉得真爱梦想教会她的并不是上课的具体技巧,而是先学会把学生当成平等的人对待。
来上梦想课的老师们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但他们觉得上梦想课可以给孩子们更多——比如精神层面的东西,有爱、尊重、公平与同情。他们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适应社会最关键的能力,学会处理情绪、包容不同意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和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一位梦想老师不久前分享了自己的课程。学生们戴着眼罩走进梦想中心,体验盲人的困境。黑暗中他们撞到课桌、墙壁,终于坐下。但梦想老师并不急于让他们摘下眼罩,而是静静地多感受一会儿。很快他们有了共情,反思自己对的嘲讽,还在课堂上掀起如何让盲人更好生活的讨论。
在学校,课业当然也是重要的。见证第一所梦想中心建立的马尔康第二中学的原校长彭措回忆,一开始真爱梦想的专家就和老师们定了原则,课程一定要有教育价值,不能为乐而乐。课程开展后,他感到:“素养教育的很多理念调和了传统的应试教育,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好的习惯与心态从梦想课延伸到了日常课堂。蔡文君上英语课也注重学生的状态,她说:“我不管你们站起来能不能回答对问题,但请你们一定要自信,习惯自信就会有改变。”
两年前,真爱梦想构建了“梦想力学生综合素养量表”,对江西省德兴市的5529名学生进行为期一学年的梦想力监测评估。最终的结果是,连续两个学期上梦想课的学生,各项指标都有所提升,尤其是“共情包容”“自我反思”“永葆好奇”“动手实践”四个维度的成长增幅显著。
但老师们都觉得素养教育的成果通过分数并不能完全体现。比之梦想课培养“全人”的宏大目标,他们认为梦想中心和梦想课首先是给了这些孩子一个宽松、平等、安全的环境,让他们相信学习可以是快乐的,从而获得持续学习的内驱力。
申宣成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十五年前,他以乡村校长的身份投身到崔允漷教授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参与了梦想课程的研发,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真爱梦想完成的。在今年“梦想局长工作坊”上做嘉宾分享时,申宣成自己都不敢相信,真爱梦想的服务范围居然已经覆盖到几乎全国所有省份,他觉得“真爱梦想实现了Mission Impossible,自己也有梦想成真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马尔康是这个梦想世界的一隅。2023年,马尔康的梦想中心从最初的两间发展到了23间,而在全国范围内,梦想课程发展到了30余门,梦想中心到年底累计要6000间了。
这个被慢慢构筑起来的梦想世界也吸引了许多爱心人士与企业的支持。孩子们被邀请去过中金公司、渣打银行,由真正的金融人士为他们设计财商课。安踏在真爱梦想设立了安踏茁壮成长专项基金,偏远地区的孩子走上过雪场,组建过自己的足球队,参与足球联赛,在体育运动里学会坚毅和团结,逐渐成为精神与体魄都强健的人。
胡斌指着花白的头发说:“那会儿,我头发两鬓还是黑的。”他说的是42岁那年,每年超过一百天穿梭在乡野,给遇到的每一位乡村老师、校长介绍,素养教育是什么,邀请他们成为梦想领路人。
旅途几乎孤身一人,在前往马尔康的路上,岷江水在身旁怒吼,另一侧就是山。“地震以后,这些山动不动就滑坡。”直到2010年,胡斌往返途中,还经常看见塌方。
在路上,胡斌住遍了各种各样的小旅馆,十几年前进山区还很艰难,为了赶清早的第一班大巴,他常常在凌晨三点的小旅馆中惊醒,外面是乡村安静的夜晚,他强迫自己不准再睡。从山区回到上海的家,他心情复杂,还是睡不着,“昨天还在云贵川的大山里,第二天回到上海,我睡不着觉,真睡不着觉,反差太大。”胡斌说。
从2008到2010年,胡斌在云贵川、甘肃,遇到第一批有意愿接受、尝试推进素养教育的校长、老师。那段日子辛苦也浪漫,还有些诙谐。胡斌是北京人,情感充沛,说话像是朗诵,到了乡村学校,总有学校的人误会他是上面来的领导,还总打算请他吃饭。
另一些校长则满腹狐疑。他说起一段缘分,在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胡斌遇到了另一个胡斌——一位处于武陵山脉腹地学校的校长。在把捐献物资与梦想课程体系带给那所学校后,校长胡斌试探,“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上海胡斌说:“没有。”“真没有?”校长胡斌不相信。“真的没有。”上海胡斌说。
说到这,胡斌笑了起来,他后来才意识,这位同名同姓的校长怀疑他是来推销教材的。这件趣事儿被他写成了文章,取名《没有比这更好的人生了》,他觉得有意思,“若不是公益,生活在大山深处的胡斌与上海的胡斌,姓名一致,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如今,两位胡斌以兄弟相称,校长胡斌后来成了当地教科所的所长,仍不遗余力推动素养教育发展。
不过回到当时,校长胡斌的谨慎也真实地反映了校长和老师的态度——他们对这个不求回报的组织半信半疑,同时也对他们所提到的素养教育理念流露兴趣。即便教育是社会公益中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议题之一,但素养教育却往往被认为是锦上添花。
对此,胡斌与真爱梦想一开始用的办法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生命感染生命,生命影响生命”。与校长建立联系后,胡斌会在QQ上追踪,有些校长老师一开始开展梦想课遇到挫折,胡斌就在网上打气,“您试试,一开始上不好没关系,您再试试,我们再聊”。他算过,打动一位校长、局长需要几年,但信任建立起来,结果常常超出想象。
2012年,胡斌认为这一年对于真爱梦想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年,甘肃省会宁县教育局率先提出了以1∶1配资的模式——由线所县直属中小学共建梦想中心、实施梦想课程,并将项目纳入地方教育发展五年规划。大家深受鼓舞,“那是写进了的。”潘江雪说。
在山西运城也有相似的故事。时任盐湖区委书记的王志峰十分重视教育问题,主动与真爱梦想联系,来到上海交流。2013年,胡斌与潘江雪也前往了当地。胡斌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培训很多校长都在抱怨,认为大晚上潘江雪要跟他们开会座谈,搞得他们还要加班”。
然而十年后,山西运城经过几批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生长出了一个稳固的生态,成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共同推动素养教育发展的代表性区域。当地的第一批梦想老师有些成长为了校长,继续推动着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教育局长前后换了几任,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领导们都十分重视梦想教育。
在山西运城盐湖区,十年间双方投入了近两千万元,共建“梦想中心”项目,几乎覆盖了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前几年,胡斌又回到了运城,出租车司机听说他来自真爱梦想,开心地说起自己的孩子就在学校里上着梦想课,“这是来自民间真实的声音啊”,胡斌说。
胡斌孤身走乡野时,真爱梦想的刘蔓正身在深圳摩登大厦里的另一个阵地。“关于蔓姐啊”,吴冲哈哈笑着对我们回忆,他在真爱梦想创业初期经常有新想法冒出来,“我会觉得,我们都想得那么好了,你们怎么还要我张嘴要钱”。吴冲说,每到这个时候,都是蔓姐站出来说,“钱的事由我搞定”。
他们与刘蔓的第一次相见,这位Top Sales的形象就已经很鲜明了。2007年,为了健全基金会管理制度,潘江雪专程去深圳找在金融机构任职财务总监的好友张薇请教,在餐厅里她遇到中金公司的刘蔓,也向她介绍了真爱梦想。刘蔓问有没有项目计划书,中金也在做慈善,想找优秀的项目。潘江雪以为是客套话,结果两周后一个电话打来:“计划书好了吗,怎么没有发给我?”
在真爱梦想,不止一个人提到刘蔓做事的效率。刘蔓出生在湖北的黄石,认为自己是吃到时代教育红利的一代人,靠读书闯了出来。但她也遗憾自己是应试教育下长大的,“整天都在做卷子,把自己训练得很会答题”。“如果我从小能受到这么好的素养教育,能为社会作的贡献,应该不只今天这样。”她说。
教育一直是刘蔓关心的社会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她就是教育公益长期的资助者,在老家黄石,她资助家乡的孩子念书、读大学。这个阶段也让她深感个人的资助,无法触及教育的根本性问题,而潘江雪与吴冲设想的规模化儿童素养教育,正与她不谋而合。
到了2008年5月,刘蔓已经是团队一员,真爱梦想遇到了汶川地震带来的挑战。5月13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真爱梦想就已经发起了捐赠行动。刘蔓在深圳负责救灾筹款,当时真爱梦想的机构账号还挂靠在希望工程,为了更快地募捐,刘蔓觉得可以用个人名义做担保,注册了一个专门的捐赠账号。刘蔓和七位核心志愿者对款项详尽记录,每收到一笔钱,就及时公开披露所有信息,告知每一个捐赠人善款的去向。
“二十四小时筹集了六十万善款;二十八小时内,购买了六吨物资发往成都;五十四个小时内筹款达到一百一十万元,调集物资超过二十三吨;最快一批物资从筹集到运输只用了三个小时。”全部数据,刘蔓脱口而出。专业、透明、高效,这几个真爱梦想的突出特质,刘蔓觉得当时早已显现。
用个人身份接受慈善捐赠绝非没有风险,但刘蔓十分信任真爱梦想的伙伴。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做出了彼此认同的成绩,有着理想主义的底色,同时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有一层,那时的潘江雪和吴冲能够舍弃鲜亮的金融工作全职投身教育公益,她信任他们的决心。
2008年,中国公益组织尚在萌芽阶段,中国的公益界带着新生的活力与草莽气。真爱梦想是否因为独特的商业基因当时快人一步,潘江雪觉得并不重要,“真爱梦想从来不是要快人一步”,她甚至并不太关注公益大环境,“我们就是一直埋头做好当下的事情”。
但纯熟的商业思维与专业度当然有其作用。刘蔓记得起步阶段,有一次她和吴冲去见一位企业家捐赠者,三十分钟的交流时间里,他们迅速说清楚了项目的合作策略、单位成本转化率以及绩效评估体系,对方很惊讶,说从没见过一个公益项目思考得如此系统。
不过作为一个起步阶段的组织,真爱梦想刚成立时除了几个人的理想主义,也没有更多了。“我们没有品牌影响力、没有市场证明的链路,就像马丁·路德·金,有的就是一个‘I have a dream’,而我们的梦想是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能自信、从容,能有尊严地成长。”刘蔓说。
早期的捐赠者来自几位创始人的朋友圈,刘蔓几乎给认识的所有人写了邮件,“我已经想好自己下半辈子要做的事情了……”她在心里盘算,任何一个领域的理想主义者都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几千封信件能收到多少回复呢。结果真的有人回复,仔仔细细来询问,甚至直接提着钱找到刘蔓。“我自己没有精力做这件事,但我心向往之,我信任你们,希望真爱梦想帮我完成。”一位捐赠者说。
刘蔓发了狠劲儿,一年能路演上百场。“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路演,我吃饭讲,喝茶讲,去剧院看戏中场休息,也能从包里掏出宣传册给周围的人宣传。”结果被感召的人越来越多,变成有什么活动就主动叫上刘蔓,让她宣传。最初的捐款人群就是这样“讲”出来的,一位早期捐赠者还记得刘蔓包里永远有个真爱梦想的三折页,“祥林嫂,我们都叫她祥林嫂”。
与潘江雪一样,刘蔓更愿意谈论如何克服困难,她从不将筹款作为难题,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潜力有理智的衡量,“慈善资本潜力丰厚,只要真爱梦想坚持公开、透明、助人自助,获得捐赠就是水到渠成”。另一方面,她对真爱梦想的价值观充满信心,“我要找的不是财主,而是志同道合的梦想合伙人。”2020年,真爱梦想的发布会只能在线上举办,他们见不到捐赠人,一些项目也无法及时落地执行。“但是我们还是想办法一一沟通,一一化解”,她说,“困难也是机遇,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相信自己的使命。”这句话再一次出现。
真爱梦想的办公地十五年来一直在张江的一所园区里,最初是潘江雪朋友公司食堂辟出的一块空间,后来园区捐了一个圆形的园区物业办公场所,最后才租了这幢三层小楼。宿彦慧加入其中的时候,是在第二个阶段。
今年八月,在这幢楼里工作的人,行程排得满满的。8月14日是真爱梦想生日,他们刚做完一场梦想教育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各地300多位教育局局长、校长、员工、志愿者。同步进行中的还有八月局长工作坊。在郑州,近150位老师正在参加真爱梦想二星梦想老师的培训。每年暑假都是真爱梦想交付、培训的高峰。一个暑期里线位老师、校长和局长。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在160多位真爱梦想员工的努力下完成的。
在基金会工作,首先得认同真爱梦想的价值理念,其次得是个行动派。每年99公益日期间,真爱梦想一楼的办公室就变成了全天候备战室,大家每天干到深夜,周末也不休息。“进入备战期开始,东西越搬越多,最后一个礼拜项目组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搬进了会议间,所有人面对面办公,有什么事儿立马处理。”宿彦慧介绍。
这支团队在四月刚完成了一场慈善晚宴,从邀请嘉宾到募集拍品,复杂程度堪比一场晚会。为了保护筹得的拍品,男生们组成安保组,累了就直接躺在地上,彻夜守候。但当日晚宴场面让人激动,大家都是因为感召而来的,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郑晓星作为慈善晚宴的拍卖师坚持了十五年,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真爱梦想拍卖和商业拍卖时很不一样,不停渲染,吊足大家的热情。”“为什么迟迟不落槌,就是为了能多筹一千块,多为孩子们争取一点。”宿彦慧说。一些艺术家每年都为慈善晚宴捐画,一捐就是十几年。这些年里,晚宴上还出现了齐白石的画、星云大师的书法捐赠。
四月的晚宴结束时,项目组又忙到深夜,负责安保的小伙子们把拍品收拾妥当,宿彦慧回忆那个放松的时刻,大家躺在会场,终于有时间拍一张自拍,黑暗中闪光灯渐次亮起。但是负责传播的团队还不能停下——第二天的工作量很大,理事会的要求是第二天一睁眼,当晚所有举过牌的捐赠人能够收到一段真诚的感谢文字。做完全部这些工作,才能松口气。
宿彦慧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节奏。在真爱梦想,会议室里经常会有争论发生,有时候还很激烈,作为秘书长的宿彦慧最开心的事,就是可以打开一扇门,随时加入其中。“求真”的精神在平时就有体现,“这里听得到真话,说得出真相。”宿彦慧说。
每个人都经历过压力巨大的时刻,但熬过这些阶段的员工,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留下来的人,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公益人格,学会与这个组织荣辱与共。有人一年攒下一个月的调休,到了年底又主动献给了工作。于桓毅是在真爱梦想工作的青岛小伙子,今年他常常要外出拍摄记录老师和孩子们的故事,上海租着的房子几乎空关着。单身的同事去相亲,常常把相亲会变成公益推广会。离职的伙伴以志愿者身份再回来也是常有的事,许多人到了新公司,就把真爱梦想的公益理念与项目介绍过去。
在这里工作,价值感是一点点变强的。2013年1月,真爱梦想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梦想沙龙大会,来自贵阳的老师徐峰走上台说,“如果有一天真爱梦想不在了,我们就是真爱梦想”。这句话宿彦慧记了十一年。后来,他们常常疲惫不堪,但因为这些话,能够重作精神。
回到2009年,宿彦慧还在那个很热、很吵的地方实习,却是她最留恋的时光。那个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团队就有新点子冒出来,意味着可能又有新项目,能帮助到偏远地区的师生们。虽然人很少,但她觉得这支团队精炼、充满理性、干劲十足。她负责在工作日给孩子们造梦,给他们创造一个温暖安全的世界,但实际上她当时的实习工资只有三百块钱,每天要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往返5个多小时换一部公交三部地铁到张江,最后终于租了个房子,租金却要六百。
“你也觉得很神奇吧,人居然是一种可以‘被教的动物’”,谈到教育,潘江雪就会兴致盎然,最近她对教育又有了新的感受,在体会到“教育的美与难”后,她越来越能理解“教育之弱”的含义。
“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投入能马上见效,但事实上,教育根本不是这样,教育充满了不确定性。”潘江雪说。
潘江雪相信一个人被唤醒是有机缘的,对于已经努力了十五年的真爱梦想,她说:“教育需要长期的观察,长着呢,真爱梦想做了十五年,还要看未来的二十年、三十年。”她觉得一些评测只能体现一个人短期内的变化,“然而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复杂的因素构成的,或许有一门课、一个老师点燃过你,但人最终是被整体的环境塑造的”,她想解释的是,“不要把功劳归在自己身上,过去所做的一切,只为安心,只是想让自己有点改变。”
在真爱梦想成立的那么多年里,吴冲总是逼迫大家思考得更深,“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在团队里,他是负责展示可能性的那个人,永远提醒大家“你们的预期可能和结果不一样”。然而当一种理念在教育世界开始生长,或许也有了一些超越商业世界预期的事情。
譬如马尔康有一个叫小路花的女孩,参与过腾讯月捐的人,可能见过她在海报上的样子。长久以来,小路花想去看一次海。真爱梦想有一门《去远方》的课程,孩子们可以自己制定旅行方案,有机会被选中,就能真的去到远方。
从三年级开始,小路花每年都报名课程,前两次的目的地都是厦门,但都落选了。去年她和团队终于成功,去到湖北的张家界研学。没有看到大海,梦想没有实现吗?在马尔康市第三小学的梦想中心里,这个小女孩仔仔细细回忆了一路的旅程,她所吃的饭、所见的人和所克服的困难。小路花说,去张家界也很好,她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这个故事也与马尔康教育局副局长罗懋陵有关。《去远方》课程第一次在马尔康开启,把学生们送出大山,去的是五年级的孩子。送行的人群里不仅有家长,还有罗懋陵。他们一路跟着即将驶向远方的车挥手说再见。车渐渐远行,罗懋陵突然哭了出来。他想到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梦想中心的孩子那么小就能有机会去远方,是多么值得支持的一件事情。2015年,罗懋陵参加的那届真爱梦想局长工作坊,地点是在青岛,下了车,这位副局长来到海边看了很久,那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大海。
东周甲姐弟初中时,白玛央吉老师带他们去过上海参加真爱梦想晚宴。人们总是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来到大城市,记得最清楚的应该是地标建筑。但实际上,卓玛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那群穿红衣服的叔叔阿姨”。她说当时自己很诧异,她不懂“为什么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可以对我们这么好”。从卓玛三年级开始,刚加入真爱梦想的牛晓老师就与她结缘了。她们的情分超越了真爱梦想所提供的公益产品,牛晓陪她度过人生中艰难的时刻,资助她在成都上学。在学校里,卓玛说自己是班级里的“搞笑女”,喜欢帅气的滑板运动。
还有老师们的故事。白玛央吉如今是阿坝州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人,她的能量更大了。她的丈夫尼玛,一位英俊的藏族老师说,他们因为真爱梦想而结缘。作为马尔康上一任真爱梦想沙龙秘书长,尼玛把职责交给了白玛央吉。沙龙秘书长要负责召集老师们一起读书,他觉得这个女孩善良、可靠,能做好线月,梭磨河安静地流过城市,白玛央吉陪我们走在河中央的吊桥上,有很多这样的夜晚,马尔康有一群老师,自发组织读书、讨论,努力变得更好。蔡文君则在小城坚持做着自己的播客,谈论的内容不止教育,还有艺术、社会。因为真爱梦想,她喜欢上了逛博物馆,觉得人生充满各种可能。而马尔康第二中学的原校长彭措因为受伤错过了拍摄,镜头之外的故事是,这位老校长在前些年决定重新做回普通老师,他说,“看到课堂上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喜悦,想离学生们更近一些”。
以上也只是漫长的十五年里的一瞥。还有许多故事存在云南、贵州、江西和全国各地。真爱梦想试着把一种理念带到一个地方,等待它静静生长,变得枝繁叶茂。
回到今年二月,潘江雪受邀去美国参加了一场教育学术年会,介绍公益组织推进中国基础教育均衡的实践。演讲结束后,潘江雪走进自己曾工作过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很小,总共就两个客户。其中一个人突然问,“你是不是今天的主旨演讲嘉宾?”提问者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白傑瑞。他说,“你讲得特别好,能不能请你也来我们学校再讲一次?”
今年六月份,潘江雪又去了一次藏区,攀登哈巴雪山。曾经她因为痛苦去到藏区寻找答案,现在她觉得自己的心很充盈。回来后,潘江雪给同事们做了一次分享。她说:“一个人登山是很容易想放弃的,但因为有向导、教练的鼓励,让我相信自己能登上去。这就是团队的重要性,让人变得更勇敢、更坚强。”突然,话锋一转:“但每一步不还是自己得走,想那么多有什么用,目标就在那儿,把脚抬起来、落下,再抬另一只。一步一步,就这么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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