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没有乌云盖孙俪”，人们却有千差万别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见解。即便是在学术界，学者们也没对何为“公益”达成一致，根据学者朱健刚的梳理，当代公益慈善研究主要由三股思潮构成：

　　第一股是以慈善为主题的研究，在中国语境中多理解为慈心善念的驱动，具体表现为好善乐施与好人好事；

　　第二股来自对民间组织的讨论，研究对象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以及大量并未注册或非正式注册的志愿团体，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主要聚焦“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及有关市民社会的种种可能；

　　第三股则是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路，公益慈善既是政策的关注焦点，亦是政策法规的专门用语。

　　熟悉我国意识形态构建的读者应该看出来了，这本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交织在一起的三股思潮，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市场经济，三是马列主义。这三股思潮各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回答“何谓公益”的问题上，当然也就大不相同。

　　所以说，这年头，无论是找合作还是找对象，首先要找一个三观一致的，否则大概率不欢而散。

　　当然，即便是三观一致，对“何谓公益”也未必有统一的理解，公益在成为热词的过程中，对其历史源流的梳理是不清晰的，对其背后的观念，以及观念背后的文化基因是避而不谈的，所以，当我们想要回答公益“是什么”与“应该怎么做”，可以先了解下“公益”从哪里来。

　　按学者秦晖1999年的说法，中文“公益”一词是日本人留冈幸助将英文public welfare（公共福利）译为日文“公益”，在20世纪初传到中国。

　　但学者武洹宇在《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的论文中提出，是晚清时期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在翻译《万国公法》使用“公益”来对应英文中“the general interest”（普遍利益）和“the general welfare”（普遍福利）。

　　这本介绍当时国际法的《万国公法》在清廷不受重视，日本人却十分识货，将书中内容向全民推广，带火了“公益”这个词， “19世纪末，表示‘国家利益’的‘公益’用法经由留日人士所办各种出版物传入中国。”

　　按武洹宇的研究，“公益”的原意乃是“国家利益”，这个语义是国产的，后来“出口转内销”回到了中国。

　　武洹宇进一步指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益人”，就是把“公益”当成“国家利益”来做的，尽管形式上与今天的公益事业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兴办教育、开设善堂，但使命愿景指向为中国的变法培养“新民”，与今天多倾向于“去政治化”地提供一些社会福利大不相同。

　　武洹宇的研究以一位名为“潘达微”的民国人士为切入点，展示了100多年前的公益人是如何理解公益的——潘达微的做法让今人大开眼界，他办新式学堂，在教西学、举办演讲与阅报会的同时，书社充当辛亥革命的秘密据点；他也办报纸，报名就叫《世界公益报》；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卖掉祖屋为烈士收尸；他甚至任过国民政府的“广州公益局局长”。

　　在听了武洹宇《中国“公益”开端》的讲座后，我大受震撼。她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了公益事业曾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过那样重要的角色，这刷新了我对公益事业上限的想象。

　　当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上限高，倒未必是好事，上限越高也意味着越敏感。

　　需要说明的是，把“公益”当成“国家利益”来做的实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中断了，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需要、也不允许民间来做那样的公益。

　　1950年4月，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公益慈善事业被视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全面接收和改造。在此后的数年里，原有慈善救济团体逐步裁并，由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所代替。

　　“公益”一词在中国再一次复苏时，跟政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某种程度上是引进外资、民资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尤其是在与“慈善”连用时，与“public welfare”（公共利益）也挂不上钩，对应的英文是“philanthropy”（博爱）与“charity”（慈善）。

　　但与100多年前相仿的是，这依然是西风东渐下的一种社会实践，尽管中国古代也有扶贫济困的传统，但现代公益的理念显然来自西方，这是确凿无疑。

　　当然，“西方”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不足以让我们准确了解公益的源流。我从事公益领域的新闻报道十余年，很长一段时间搞不清楚何谓公益。那时，专事公益报道的媒体人主要通过学者资中筠所著的《财富的归宿》来了解这个行业，《财富的归宿》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金会的兴起，并着重提到了安德鲁·卡耐基那本为现代公益奠基的小书《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

　　我一度以为那就是西方公益的源头了——发轫于工业时代的内在需求，用以回应贫富分化剧烈的社会问题，并为现代社会的到来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

　　学者贾西津在SEE公益学院思益博雅课程教授的《公益通识》课，让我看到更深远的图景。贾西津指出，《财富的福音》中的福音，就是基督教的Gospel，书中的核心观点源于基督教《圣经》，《财富的福音》中最著名的警句“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圣经》中有不少类似的表述，比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

　　基督教也有诸多教派，《财富的福音》所展现出来的财富观、人生观是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一部分，马克思·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点，企业家卢德之对此书有一个通俗的归纳：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为神圣的目的花钱。

　　当然，今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不仅是去政治化的，也是去宗教化的，走的是淡化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路线，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

　　但贾西津指出，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西方公益事业所结的果实，而不去考究它背后的制度、观念、信仰，我们是不可能种出同样的果实的。贾西津将现代文明比作一棵树，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好比财富、科技、慈善事业；结出果实的是枝条，枝条就是社会的制度，比如产权、民主、法治等等；枝条依托的是树干，树干就是社会的基本秩序；树干之下还有根基，根基好比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情”；根基的背后还有文明的种子，那就是超验的信仰。

　　但是，是否没有那颗种子，就种不出我们想要的果实？或者，能否用嫁接、杂交的方式，种出一种虽不同的，但也是好的果实？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我们或许可以在“欧美普遍论”和“中国特殊论”之外，探索一种“多重普遍论”，探索一种以华夏文明为基点的、不必取代现有普遍主义的普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