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呵你别开花音乐剧《苏东坡》以现代流行音乐演绎苏轼经典诗词,本剧的作词作曲沈庆将民乐和西洋乐结合,创作了剧中18首“在酒桌上可以清唱”的“新国风”歌曲。
宋代以前的音乐似在“天上”,到了宋代,音乐逐渐从宫廷转移到了市井,开始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宋代的民歌具有明显延续唐代性质,主要以小令和山歌形式存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曰:“燕乐是隋唐的西域音乐,配其词是“曲词”或称词。”也就是说,词是配“燕乐”的,小令原是依附于燕乐的一种歌词,源自唐朝的酒令。宋代民歌以《月子弯弯照九州》为代表。
宋代词人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宋柳永变小令为长调慢词,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引起了词体由外而内的革新,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世人由此多爱长调,少写小令,但这种“淡语皆有味”、“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小令词,以淡雅清丽的风格借用民歌的形式,采用口语化,仍表现出独特的韵味。
除了柳永,宋代流行歌坛的顶级词人就是苏东坡了。苏轼之前,词为艳科,词中的艳情之事是永恒的题材。据宋代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问一个善于唱歌的幕僚:“我的词比柳(柳永)词,怎么样?”那人答:“柳郎的词,最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拿着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你的词,需要关西大汉,抱着铁板,唱‘大江东去’了。”苏东坡听了,哈哈大笑。
李清照在《论词》中称苏轼的词“句读不葺之诗”,也就是句子长短不齐、凑合在一起的诗句而已。言外之意,这类不符合音律的词,算不上词的正宗和上品。于是进入南宋以来,社会上就有苏轼不懂音乐、不会唱歌的普遍说法。
对比柳永的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苏东坡的词很随性,不拿腔拿调。作为豪放派代表,苏东坡的词不仅在于文学上的“豪放”,还在于音律形式上的革新。
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轼出生于古琴世家,三苏都是弹琴的能手,父亲苏洵琴技最高,家中还珍藏了著名的唐代“雷琴”。因此苏轼自幼便受音乐熏陶,对音律也有自己的理解。
相传苏轼被贬到儋州昌化,常常背着大瓢,在田间唱歌,唱的就是自己写的《哨遍》。偶遇一70岁老妇,谓苏轼曰:“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这便是“春梦婆”的由来。
苏轼也有一些谐音协律的词,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永遇乐》(“明月如霜”)等。他的某些词确有不协音律的地方,问题不是他不懂音律,而是不愿以内容迁就音律。这说明苏轼特别重视词的文学方面的意义,不把它作为音乐的附庸,不让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受到损害。
音乐剧《苏东坡》在歌曲风格上具有宋代歌曲“通俗”的特点,旋律便于记忆,不用任何乐器的伴奏依然可以歌唱,并且不破坏诗词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在音乐形式上,与苏轼不受限于音律格式、勇于表达豁达思想的境界相契合。民乐和西洋乐在剧中都有运用,担任编剧、作曲、作词、总导演的沈庆认为:无论民乐、民谣、西洋乐还是古典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元素而已。我们最终想要表达的,是苏东坡诗词里的那种博大的胸襟、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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